大禹铸九鼎

礼之由神鬼扩而及于人，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之后的事。本来，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单纯的，他们之间地位平等，没有贵贱尊卑之分，所有的财产由大家共享，所有的事务由大家共同决定，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原则，人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冲突，人际关系平等而又和谐，自然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规定来强制人们的行为。但是，到了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已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即在满足整个群体维持最低生活与延续后代的需要之后，尚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剩余，这种情况直接诱发了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并最终导致了私有制度的建立。禅让制和王位世袭制的更替，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进程。

原始社会晚期的部落首脑，权力不断增强，地位逐步提高，他们和普通的民众已迥然不同。传说尧在此位上时曾打算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舜也有传位于子商均的想法，这就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意识到首脑的权位是社会中最为丰足的私有财产，说明了把权力和地位当作私有财产的观念已相当普及，所以，到大禹时，竞逐首脑权位的斗争就已表露得十分激烈。大禹想方设法地培植儿子启的势力，排斥部落联盟会议推选的继承人伯益。待大禹一死，羽翼已丰的启便毫不犹豫地杀死伯益，抢占了王位，世袭制便从此取代了禅让制，而且这一制度的转换也得到了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这一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有力地反映了私有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不可动摇的历史情况。

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原先人们之间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各人所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寡，决定了各人在社会中地位的高低。既然人和人之间不再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利益纷争也就随之而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愈加错综复杂，这种情况就要求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种规范就是礼仪，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礼仪。故《管子》说：“仓廪足然后知礼节。”这正概括地说明了规范人类行为的礼仪制度出现的原因。

陶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

自此之后，礼仪和私有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统治阶层所利用，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在中国文明国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大禹时期，我们就已看到统治者对于礼仪的高度重视和刻意运用，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大禹铸九鼎。鼎，本是一种烧煮食物的器皿，但在中国古代，它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一种礼器。它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是统治者尊贵地位的象征。大禹铸造九鼎，其目的就是要标识自己尊贵的地位和崇高的权力，并保证其权位不受侵犯。在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之后，随着国家的产生和阶级关系的复杂化，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长治久安，迫切需要发明一整套确定人们身份等级以稳定阶级统治的制度，这样，礼就被借用过来，并且其中心内容也由原始社会时期的祭神习俗演变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正如《礼记·礼运篇》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奴隶制国家的各项制度都在礼的基础上被逐一制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