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是一个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只有群众有不满，才可能形成共识，最终参与运动。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所不同的是，卡兰德曼斯探讨了不满是如何形成的。什么是不满？他认为，不满是一种对权威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式愤怒的感觉。[13]有时，他又把不满解释为对生活的重要方面感到不如意的情感，这些方面包括住房、生活标准、收入、工作、健康保险、人权、安全和教育等。[14]两种定义的差异，其实体现了人们不满的来源不同，前者涉及政府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后者则涉及相对剥夺感。卡兰德曼斯在探讨不满的形成时把这两种理论结合了起来。
相对剥夺感来自于比较，与自己的过去、将来，以及与他者的比较。社会正义涉及政府或权威处理问题的方式，分为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前者涉及相对剥夺理论，指结果的公正；后者指决策程序是否公正，决策者是否没有偏见、诚实、值得信任和尊敬。程序正义与否往往对分配正义有影响，即因程序的不公正质疑分配。同时程序正义与人们是否参与决策也相关，如果人们能够参与决策，影响政府，就会感觉程序是正义的。[15]
1994年，南非举行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首次大选，自此开始，至1998年，卡兰德曼斯与他人合作对南非18岁以上的黑人，每年进行一次面对面访谈，最后得出了不满的四项来源：其一，来自客观条件。如果社会地位低，人们将会不满。在南非社会地位低的人，与社会地位高的人相比会更加不满，尽管这种不满的程度在逐年下降。其二，来自比较。不管人们的客观条件如何，如果人们感觉与他者、与自己的过去比较都很差，而且将来没有改善的可能，将会不满。相对来说，与他人的比较在三者之中最重要，即结果的公正与否首先来自与他者的比较，然后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最后才是将来的改善。其三，综合了前两者。差的客观条件，因以下三点中的一点而加剧：人们感觉与他者比较差，或与自己的过去比较差，或者将来没有改善。相对而言，与将来的比较影响最大，即如果觉得将来不会改善，将会加剧处于社会地位低的人的不满；反之，如果期望将来改善，客观条件将会失去影响力。其四，结合政府的程序正义。差的客观条件，如果具备以下其中一点将会加剧：或者不信任政府，或者感觉自己无法影响政府。研究发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相信能够影响政府，更多地与自己的比较相关，即来自于过去的经历和将来的期望与当下的比较。如果不信任政府和不相信能够影响政府，将会加剧处于客观条件差的人们的不满。相反，相信程序公正，相信政府和影响，对未来保持乐观，就会使人安心低的地位。最后，卡兰德曼斯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由于南非长期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关于南非民众不满的产生，普遍认为种族的作用大于阶层，他们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阶层的作用大于种族。[16]
在对移民荷兰的摩洛哥裔和土耳其裔的不满的考察中，卡兰德曼斯引入了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的概念，把不满、社会正义与社会嵌入概念综合在一起考虑运动的参与。社会嵌入指移居到当地国之后，不是把自己隔离开来，而是积极参与当地的公民社会组织。社会嵌入能够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包括结构方面和主观方面，结构方面指社会网络，主观方面指信任和忠诚。[17]即参与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网络，增加对群体的信任和忠诚。运用这几种概念，2002—2003年，卡兰曼德斯与同事在荷兰两次对土耳其裔、一次对摩洛哥裔的移民进行了访谈。他们研究中发现，在不满的产生方面，个体和群体有所差异：个体层面，程序正义大于分配正义；群体层面正好相反，尽管两个方面的差距很小。也就是说，个体的不满来自于决策程序是否公正，是否尊重民众，决策行为是否有偏见，是否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而群体层面多关注结果的公平。但不满的产生并不一定产生集体行动。卡兰德曼斯等人的研究发现，不满的移民，如果对双重身份认同，同时嵌入社会的网络，有可能从事集体行动。具体来说，如果一个移民对本族裔认同，同时对荷兰国家认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本族裔的事务，那么当遇到不满时，就有可能将这种不满转化为集体的行为。社会嵌入与效能感密切相关，两者相互作用，即越感觉集体的行为有效，越可能参与公共事务；反之，越参与公共事务，效能感就越可能会增强。同样，情感的表达也与效能感密切相关。受到歧视的移民如果感觉集体行动有效则表现出愤怒（anger），感觉无效则表现出恐惧（fear）。由此，他建议，荷兰政府应该允许移民展示和培养本族身份的空间，同时给予他们认同国家的理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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