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极权主义

马尔库塞在谈及技术时注意到了技术的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力发展技术。而未来的社会主义仍然继承现有的技术基础，只是在技术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克服，技术真正为人们的需求和新的感受力服务。^[154]而在当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马尔库塞则较多地注意到了技术的消极方面。

科学和技术是中性化的，既可以促进民主，也可能为威权主义所利用，第三帝国即是以“技术统治”的形式出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技术对于人们破除旧有的迷信、崇拜，为人类的理性事业做出了贡献。那时“个体作为特定的基本标准和价值的主体，并没有外在的权威对其形成干扰”。个体，作为理性的存在，能够清晰把握个体和社会的生存状况，能够独立地思考。“自由社会为个体理性提供足够的空间。”^[155]

但是现在的技术已经超过了那个阶段。弱小的竞争者纷纷破产，拥有强大机器的大企业成为了社会的主宰，在此情况下，技术理性成为“大家计划和发展全部可用资源的唯一标准和指南”。它把一切的价值观点都用技术的观点去衡量，“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使如下转化成为可能：把价值观念转化为技术的任务——价值观念的物化。其结果，重要的便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观念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的要素。这些新的目标，作为技术的目标，不仅在机器的利用中，而且在机器的设计和制造中都起作用”^[156]。探讨终极原因成为科学的专门领域。

技术至上的观念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技术社会决定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使整个社会趋向于极权主义，使个人成为极权主义者。“在该社会里，生产手段在它不仅决定着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这个程度上，趋向于变为极权主义者。技术用来建立新的、更有效和更赏心悦目的社会控制和社会调节形式。”技术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系统：“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技术无所不在，它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技术作为一个中介把社会的各个层面联结起来，从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在技术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个系统已经同化或排斥掉所有替代。该系统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包容于其统治框架之中。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157]马尔库塞对此举例说，一个人开着汽车沿着高速公路去远方，沿途的城镇、湖泊、山脉都成了沿途的障碍，乡村根据公路的走向重新布局，不断出现的各种标识告诉他哪里有名胜，哪里有古迹，哪里可以停车等，他在旅行中感觉到了舒适和安全，得到了想要的。“商业、技术、人类需求和自然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合理的和适宜的机制。遵从这些指标将会事事顺遂，结果则是他的自发性屈从于向他处处发号指令的不可名的智慧。”^[158]

现代技术成功地整合了各种矛盾，技术的发展不仅控制了自然，也控制了人类本身，尤其重要的是对思想的控制。“合理性”一词原来是为社会的改变作论证，但现在为现有社会歌功颂德。“意识形态”一词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更先进的意识，但将此概念用于当今发达的工业社会，已明显不适合。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工业社会不断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使人们的欲望不断增加，由原来追求量变达到质变，变成了不断追求量变以抵制质变的过程，直接导致了技术社会抵制社会改变的现象。可以说，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的控制越强，对人们本性的控制也越来越强，由此社会对人们的管理就越来越容易。^[159]人类逐渐原子化，失去了自然的和个人的特性，服从于技术所显现出来的合理性，具体表现为高效、便捷、适宜。人们自发性的思考消失了，只是按照命令去做，结果只是增加了屈从的合理性。法西斯政权能够控制民众的主要原因即是对效能的推崇。^[160]

之所以判定技术社会是极权主义社会，在于在这样的社会中，其思想是单面的。“生产手段及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卖出’或强化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在接触先进技术，接受先进技术带来的产品，由此也就接受了技术所隐含的思想，“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比从前的要美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质变。一种单面思想与单面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人们在享受技术及其产品带来的好处时，逐渐相信技术及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技术成就及其日益提高的生产力都证明了现实的合理性，因而它使得一切超越都成为泡影。面对建立在技术和知识进步基础上的缓和可能性，成熟的工业社会使自己封闭起来，与这种替代隔绝……在它明显呈动态的外表下，该社会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生活系统：在其压抑的生产力和有益的调整中自我推进”^[161]。

由于相信科学和技术的作用，凡是用科学的方法不能证明的思想统统受到了影响。“不管它们凭借本身的权利，可能被充分认识、新生还是奉若神明，它们都遭受着非客观带来的困扰。但正是客观性的缺乏，使它们成为社会内聚因素。人道主义、宗教和道德观念，只不过是‘理想’；它们并不过多地干扰既定生活方式，也不被它们与商务和政治的日常必需品指导下的行为相矛盾这一事实证明无效。”^[162]这些非客观化的观念本应为人性的发展提供思想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它们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形式”，人们从不去追逐它们。

说技术社会是极权主义社会还在于人们在攻击他人时是毫无愧疚的，技术社会有助于人们形成残酷、野蛮的心态，增加了人的破坏性与攻击性。过去的攻击与现代的攻击有着显著的区别。过去的攻击武器最为先进的也不过是刀、枪，人们在使用这些工具时要求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全力以赴。再者，人们在使用它们攻击别人时，攻击者和攻击目标是紧密相联的。马尔库塞说：“刀，这个‘粗笨的工具’以及手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人的‘部分’，个人使用它们，而它们使这个人和他的目标有更密切的关系。刀、枪造成的人的牺牲品是看得到的。”而随着技术的进步，攻击的工艺形式有了明显的提高。现代攻击工具主要是轰炸机和火箭，这些武器在攻击目标时，与以前的工具明显的不同在于“这时攻击马上从主体转到客体，或者至少是由客体作为媒介的，这时，不是由人而是由客体来破坏目标”。这样，就“避开了行为者的知觉”。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人的攻击本能满足受挫，“这种挫折迫切要求重演和变本加厉：更猛的暴力，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范围”，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内心的麻木、良心的缺失、内疚和过失感的削弱。个人往往用以下理由为自己开脱：“我不是作为（道德上和体力上）行为的人干了这件事情的，而是机器干的。‘机器’——这个词表明，人的本质的器械可以代替机械的器械：官僚，管理，政党或集团是负责人；我作为个人只是工具。从伦理的观点来看，一个工具一般地是没有责任和过失的。”人的满足感的受挫及良心的丧失，更加增强了清教徒式心理状态的破坏倾向和反性本能的倾向。人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去杀人，因为“攻击的新形式进行毁灭，而人不必弄脏双手，不必玷污肉体，不必加重精神负担。杀人犯还是干干净净的——从生理上和精神上来说都是如此”^[163]。

技术社会之所以是极权主义社会，在于人在技术社会中是不自由的。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到了思想，也影响到人的潜能本身。当今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导致人的潜能的萎缩：“技术，作为一个工具域，可以增强人的力量，同时也增加人的懦弱，在现阶段，人对自己工具的控制较以前更加无力。”如果说，过去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人们屈从于某个领导人或统治集团，而现在的极权主义社会则是人们屈从于技术机器，使人们无法得到自由。“技术也为人的不自由提供充分的合理化，并且证明自主及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反理性，也不表现为策略，倒是表现为对增加生活舒适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机器的屈从。于是技术理性维护而不是取消统治合法性，而理智工具主义视界通向一个理性极权主义社会。”^[164]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所创造的心理情景等同于塑料，塑料制品平常很好，没有老化的迹象，只是到突然不能用了才被发现。^[165]发达社会的人们也是如此，表面上是正常的，直到哪一天突然心理疾病发作才知道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