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良心与人道主义良心

1947年，弗洛姆发表了《为自己的人》一书。书中除了对性格进行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划分之外，还在以前著作的基础之上，对人的良心从政治的角度进行了划分。弗洛姆根据人的非生产性取向与生产性取向，将良心区分为威权主义良心和人道主义良心。

1.威权主义良心

威权主义良心是“外在的权威——如父母、国家或任何文化中偶然出现的权威内在化的声音”。在这种良心的形成过程中，这种权威如父母、教会、国家甚至是舆论等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被当作伦理和道德的立法者而得到认可，人们采纳了权威的法律和制裁，这样它们就在人的身上内在化了。“外在权威的法律和制裁成了自我的一部分，这个人似乎感到，他不是对身外之物负有责任，而是对身内之事、对他的良心负有责任。”这种良心与外在的权威相比，更能有效地调节人们的行为，因为“人能够躲避外在的权威，但他不能逃避自我，因而也无法逃避已经成为自我之一部分的内在权威”。

当然这种良心与外在权威也有共同之处，即“威权主义良心的规定并不是由人自己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而只是由权威的要求、权威所明确的戒律所决定的”。这些戒律之所以成为良心，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善的，而是因为它们是由权威给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威权主义良心和外在权威常常相互作用。弗洛姆说：“令人畏惧的外在权威的出现，是不断滋育内在化权威良心的源泉。如果权威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即如果人没有理由害怕权威，那么威权主义良心就会衰落，同时它就会失去力量，良心就会影响人对外在权威的印象。”

权威的内在化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对权威的服从。服从意味着承认权威具有超越于人的权力和智慧，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施加命令、给予奖惩。如权威可以把对自己的指令、禁律、奖惩的解释权赐予他人，也可以阻止别人具有这种权力，但“权威决不会使个人具有怀疑和批评的权力。如果有批评权威的任何理由，那一定是附属于权威的那个个人出了毛病。实际上，如果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根据这一事实，就可证明这个人有罪”。

承认权威具有优越于人的责任，导致了几种禁令。其中最普遍的是“反对个人自认权威或有可能成为像权威那样的人，因为这将与权威的绝对优越性和独一无二性发生冲突”。弗洛姆认为，在威权主义制度下，权威的产生与他的臣民有着根本的区别。具体来说，权威具有“其他任何人所不能达到的权力，掌握着他的臣民所决不能得到的魔力、智慧及力量。无论权威的特权是什么，也不管他是宇宙的主宰或命定为唯一的领袖，他与他人在根本点上的不平等是威权主义良心的基本原则”。这种不平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权威具有不遵从他人意志，而遵从自己意志的特权；他自己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他是权威的特权。

因此，在权威制度下，臣民的罪恶之心在于他对权威形成威胁，所谓形成威胁就是人具有力量感、独立感、创造感及自豪感，而臣民的善良在于人的顺从感、依赖感、软弱无力感及罪恶感。“对自己软弱无能的意识、藐视自我、有罪感及对邪恶的意识，是善的标志。事实上，人自己的具有罪恶之心恰恰是他具有美德的标志，因为罪恶之心象征着在权威面前的‘惧怕和发抖’。”

权威内在化的另一种含义是担任权威的角色，以同样的严厉和残酷对待自己。弗洛姆认为，或多或少缺乏生产性的权威的性格，都会产生出一定程度的虐待狂和破坏性倾向。“通过充当权威的角色和把自己当作奴隶加以统治，这种破坏力得到了宣泄。”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在此特意强调了有罪感在威权主义性格中的作用。有罪感的来源有二：一是来源于人对非理性权威的依附性，二是来源于人取悦于权威的责任感。而有罪感又反过来增强了人对权威的依附，它是“形成和增强依附性最有效的手段，而且在整个历史中，有罪感是威权主义伦理学的社会作用之一”。如果权威使他的臣民感到有罪，那么社会统治的效果就达到了。“权威像制定法典者一样，使他的臣民为他们许多不可避免的违法问题感到有罪。在权威面前，不可避免的违法是有罪的，而且它需要权威的宽恕，于是，一种无边的罪过之锁链、有罪感形成了，期待赦免的要求产生了，这种要求把臣民们禁锢了起来，并对能得到宽恕而感激备至，却不去批评权威的要求了。”正因为有罪感和依附性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坚固有力的威权主义关系。^[119]

2.人道主义良心

人道主义良心是“我们对整个人格是否完全发挥其功能的反应；它不是对这种或那种能力之作用的反应，而是对构成我们人类和个体之存在的整体能力的反应”。人道主义良心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应，自爱、自我关心的声音。“它是真正回到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生产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力的人。”

人道主义良心和人的生产性是相互作用的，“人的生活越具有生产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大；而良心的作用又反过来增加了人的生产性。人的生活越缺乏生产性，良心的作用就愈微弱”^[120]。

从对弗洛姆性格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弗洛姆一方面继承了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如弗洛姆对非生产性性格与生产性性格的分类明显受到弗洛伊德性格分类四法（口唇—容纳型、口唇—虐待型、肛门—虐待型、生殖型）的影响。但与弗洛伊德的性格学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

第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弗洛姆的性格学分类研究比弗洛伊德大为丰富。弗洛伊德的分类方法只有一种，而弗洛姆则从不同的角度对性格进行了分类，如个人与社会的维度、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维度以及政治的维度。对每一种维度，弗洛姆都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从而为后人对此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在对社会的判定上。弗洛伊德把他所处的社会看作完美的，而个人的性格有时是不健全的，因此个人应该与社会保持一致。而弗洛姆则认为，社会有时也是不完美的，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影响之下，社会性格也会有缺陷。整个社会有时也会具有非生产性性格，也会有威权主义良心、极权主义性格。何谓完美的性格，弗洛姆给出了答案，即生产性性格，拥有人道主义良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弗洛姆的性格分类既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有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的分类，才能判定个人和社会都有可能有不完美之处。因此，在弗洛姆其他的性格分类中，除了各自按不同的维度分类之外，又具有一个共同的分类标准，这就是健全和不健全。健全性格的人就是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的人，具有积极自由的人，具有人道主义良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