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进程中的日本出版业

近两年，我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产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出版国际化日益突出。日本是一个出版大国，认识日本出版的基本特征和由此而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借鉴，可作为我国制定和选择出版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参考。只有全面正确地认清当代日本出版的实质，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趋利避害，加速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出版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编辑功能与信息化密切相适应。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导致流通领域的革命，同时引发了编辑功能的变异。传统意义上的引领时代文化发展方向，着眼于文化创造的编辑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所谓新潮的“编辑匠”。他们千方百计寻找作者，追随作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稿件，然后迅速审阅、校样、印刷……畅销书、月刊、旬刊、周刊……只要有引发人们新奇的事件或人物，不出几日，书店里就有有关的出版物上架，其运作速度令人咋舌。

第二，图书运作以多媒体互动构成多元宣传效应。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走向市场，传统观念以为与读者的对话往往是不可期待的，读者的购买欲望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喜好。信息化技术下的出版，则完全变容，日本角川书店的“角川商法”彻底改变了这种传统出版理念，或把自己出版的图书拍成电影，或投资电影，再把电影剧本改编成图书，借助电影的成功，利用所有媒体集中、连续地展开广告宣传，造成社会文化热点，最终促成图书的畅销。这种集文字、映像、声音于一体的出版理念，使出版经营者不再孜孜于读者的需求，读者的文化意识选择受出版经营者控制，在出版经营者营造的情报化、消费化社会文化氛围中不能自拔，只能顺风而动。

第三，图书销售的情报化管理构成新型的市场体系。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的“DC·POS体系”就是高度信息化的产物。它的功能在于通过对书店图书销售卡的回收和读取，即时把握图书销售量，与书店进行双向信息交流，以达至与书店之间更为合理的商品购入和供给，目的在于减少退货，扩大销售，实现合理库存，以提高效率。日本两大图书代理商—日贩、东贩，其发行网覆盖到日本的每一角落。日贩的王子流通中心，有一套自动化配书系统，可细致到一本书的标签和每一位订购者；从进货到发送至全国两万余家书店，只需要两到三天时间。可以说，日本的出版经济就是信息化经济。

二

出版产业的信息化、寡头化，促进了日本出版业的现代化，使其在世界出版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讲谈社是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年销售额近4000亿日元，这样规模的出版社，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家出版社抗衡；作为日本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它可以依靠自身的优势在国际出版交流与竞争中显示日本民族出版的地位。这就是优势产业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编辑功能的变化，物流、营销的信息化，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在统一的大市场中，出版社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都必须改善经营机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实现规模生产。当前的日本出版，“文库”泛滥、“刊高书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尽管已是“出版过剩”，但规模化经营仍居主流。以“文库”出版为例，讲谈社、集英社、文艺春秋社、德间书店、角川书店、新潮社、中央公论社、光文社的文库被称为“八大文库”，其市场占有率已达70%　～80%；1997年，幻冬舍文库、小学馆文库又相继出版。因为文库出版既是出版品牌的标志，又是出版利润的重要来源，不抢占这一市场，就难以在出版业立足。又如杂志出版，目前日本全国拥有杂志4000余种，大型出版社大多都是以杂志维持局面，讲谈社有60余种，杂志利润占全部利润的60%。从基本情况看，文库出版的一拥而上，杂志出版被格外重视，其基本出发点，应该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

日本出版业的发达是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中实现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日本出版社各自的优势，讲谈社在杂志出版领域独领风骚，小学馆的词典、儿童读物无出其右者；集英社、光文社则在文学书出版方面独擅胜场。每一家出版社在发展过程中，都在不断地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社会需求。如讲谈社，1909年建社，它就是以杂志起家，90余年来，杂志创办、停刊，再创办……调整达百余次，稳固地构建了日本的“杂志王国”。

图书出版的产业化、信息化、时代性，还造就出新型的编辑人才。“角川商法”的创立者角川春树就是当代编辑的典型代表。“角川商法”不仅壮大了角川书店的实力，通过电影，通过各种手段的宣传，角川书店还育成了一个又一个畅销书作家，维护了出版界生生不息的活力，直到现在，角川春树的影响还在。日本编辑一般都具有综合认知能力，富有创新意识和敢冒风险的精神，是复合型人才。

三

“出版结构失调，如洪水泛滥：杂志时代，书籍消减，文库流行，漫画铺天盖地……这是当前日本出版界的实际状况。出版文化衰退，出版方向右倾化，出版格调低下……构成当代日本出版的文化特征。”《公共传播的明天·出版》一书对当前的日本出版忧心忡忡。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日本出版产业的性质决定的，更是日本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使然。综观日本当代出版，其负面效应至少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文库泛滥，“刊高书低”，导致出版的社会文化功能只表现为情报传达和提供娱乐。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它的任何产业无不以获取最大的利润为目的，出版产业也不例外。社会高度发达，出版表面繁荣，出版物严重过剩，读书不再受任何制约，而成为一种全民义务，出版物成为消费品，价格便宜，出版的目的在于提供情报和娱乐，其主要形式就是文库本，出版的社会功能是消费。如果说出版提供情报和娱乐本无可厚非，那么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出版洪水中，充斥着色情暴力的出版物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出版的“原点”之所在。脱离出版的“原点”，也就不能把为广大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作为第一要务，那还谈什么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进步？

第二，“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大量销售、大量消费”，导致出版的结构失调，带来经营上的被动。据统计，日本每年出版新书3万余种，10几亿册；出版杂志4000种，30亿册，这一数量的出版物，远远超出读者的购买力，必然导致大量退货。日本出版社的退货率一般在35%左右。面对这种状况，日本出版界有识之士呼吁，出版还是应该遵循“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规律，以减少成本，科学经营。

第三，编辑功能的变异，导致编辑文化创造的成分减少，产品制作的成分增大。反思脱离“出版原点”的日本出版现状，不能不认为日本编辑的文化创造力大为减弱是其原因之一。在当今日本，创立“岩波文库”的岩波茂雄、创立“创作出版”的神吉晴夫……这样一些开创一代文化风气的编辑，已经很少见到了，现在的编辑成了一个职业团体，从业者难以拥有文化个性、出版个性，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勤勉劳作和利润追求上。

（原载《中国出版》2002年第7期，收入《中国编辑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