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之经典化

曹禺的《雷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戏剧史上是一部无可争议的经典之作。经典的生成需要作品本身具有丰富的经典性元素或不断阐释的可能性，《雷雨》凝聚着曹禺对人生的沉思，文本容量的广大性和意蕴的多义性为人们提供了将其经典化的基本条件，可以说《雷雨》的经典化，首先是其文本自身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意义使然，但同时，文学出版对于经典的文本价值认知，戏剧演出对于经典的实践性阐释，评论译介对于经典地位的确立等，也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相互穿插、相互影响的多种传播机制的协力推动，共同完成了《雷雨》的经典化过程。

从发表到成书

《雷雨》写成于1933年，当时曹禺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这部剧作是在他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杂志阅览室里完稿的。《雷雨》完成后，曹禺就把稿子交给了童年的朋友靳以。那时，靳以正在编辑一个文学刊物—《文学季刊》，刊物的主编是郑振铎和靳以。郑振铎是个大忙人，只是挂个名儿，实际负责的是靳以。靳以碍于他与曹禺的特殊关系，不便对《雷雨》的刊发提出意见，就请巴金来看这个剧本。巴金先提出刊发意见，大家一致通过后，发表于1934年7月出版的第3期《文学季刊》上。

关于《雷雨》的发表过程，曹禺在《简谈〈雷雨〉》一文说:“靳以也许觉得我和他太接近了，为了避嫌，把我的这个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过了一段时间，他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中翻出这个剧本，看完之后，主张马上发表，靳以当然欣然同意。”^[1]巴金也在为曹禺《蜕变》（1940年）所写的后记中说:“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

《雷雨》的发表得益于巴金的大力举荐，他的这种做法与其一贯主张的“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2]的编辑思想是相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巴金“发现”了曹禺，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此升起一株茁壮的新苗，甚至还可以说由于巴金的这一举荐，无形中促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实质性进展，这对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而言，无疑有着前瞻性、开拓性和导向性的意义。

《雷雨》在1936年1月又出版了单行本，是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在《序》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不过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巴金（谢谢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靳以，他们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模样。”此前，《雷雨》已被搬上舞台，应该指出，此单行本不仅集合了一些作家和编辑的智慧，还是一个经过了舞台实践之后的文本。

《雷雨》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编辑的慧眼识珠功不可没。作为曹禺处女作的《雷雨》，它的问世虽颇费周折，但从传播学意义上来看，它所经历的由“发表”到“成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逐步“经典化”的过程。因为“发表”所体现的是文学探索的先锋性努力，而“成书”则是这种先锋性业已消减，而其文学的社会意义得以“合法性”确立的表现，其实这也就是《雷雨》“经典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搬上舞台

一部作品的发表自然使作者感到愉悦，但剧本不同于小说、诗歌，如果不能化为舞台艺术，即使被大众广泛阅读，也难免令人有些悲哀和寂寞。作为戏剧，文本阅读使戏剧意义得以生成与广泛传播，而演出实践则能够满足大众阅读之后的审美期待和体验，两者的相互影响和促进，是戏剧作品“经典化”的必由之路。

有人认为，最先把《雷雨》搬上舞台的是浙江省上虞县春晖中学，时间是1934年12月2日。^[3]但春晖中学的演出并没有使《雷雨》造成广泛社会影响，所以一般认为，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4月27—29日在东京举行的公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首演。当时，在日本有两位关注中国文坛的青年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他们看过《雷雨》后，深深为之感动，于是带上刊有《雷雨》的《文学季刊》一起去茅崎海滨，找正在那里度假的中国留学生杜宣。杜宣请了吴天、刘汝醴来一起担任导演。1935年4月27日、28日、29日，《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了首次公演，导演为吴天、刘汝醴、杜宣，演员有贾秉文（饰周朴园）、陈倩君（饰蘩漪）、邢振铎（饰周萍）、邢振乾（饰周冲）、王威治（饰鲁贵）、乔俊英（饰鲁侍萍）、吴玉良（饰鲁大海）、龙瑞茜（饰四凤）等。

而在国内，1935年8月17日、18日，孤松剧团在天津师范学院礼堂正式公演了《雷雨》，这是国内第一次有影响的《雷雨》公演。此后，中国旅行剧团也排演了《雷雨》，先在北平演出，后又到天津演出，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不久，上海复旦剧社在上海演出了《雷雨》，欧阳予倩任导演，凤子、李丽莲、吴铁翼等主演。演出在宁波同乡会进行。1936年，“中旅”到上海演出《雷雨》，地点在卡尔登大戏院，此次演出轰动了上海。曹聚仁认为《雷雨》的演出，使它和“各阶层的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他还说，1935年“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是进入《雷雨》的时代”。^[4]

评论与译介

伴随着《雷雨》发表、出版、演出，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人们以不同的阐释标准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在读者、批评家的阅读、观看与批评所形成的多维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它的文学史意义不断增强，经典地位逐渐得以确立。

《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以后，长时间没有受到大众媒介和评论人士的关注，直到1935年4月《雷雨》在东京公演，曹禺与东京方面通信，《杂文》月刊1935年第2号上发表了这篇题为《〈雷雨〉的写作》的信，编者在文章后面附了一个按语，另外刊登了吴天的《〈雷雨〉的演出》和罗亭的《〈雷雨〉的批评》，这才让人们见到了形诸文字的有关《雷雨》的评介文章。曹禺在《〈雷雨〉的写作》中主要是针对《雷雨》在东京的公演中被删去了原剧的“序幕”和“尾声”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吴天是这次东京公演的导演之一，他在《〈雷雨〉的演出》中重点谈的也是删去原剧的“序幕”和“尾声”一事；罗亭的《〈雷雨〉的批评》一文，则针对舆论对于《雷雨》的“赞美”，指出“赞美是一种鼓励，攻击则促其斗争”，于是附录了一封“某一位热心戏剧的同胞”致《雷雨》剧团的“‘严正’的‘批评’”信，对《雷雨》及其在东京的公演予以全面否定。对于《雷雨》正反两方面的评论，以及在日本的连续演出，使这部剧的声名陡然而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引发了巨大反响。

“中旅”在天津的演出一炮打响，就在这一期间，李健吾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35年8月24日的《大公报》上，应该说这是一篇在《雷雨》的经典化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分量的一篇评论文章。他说：“《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处女作，勿怪立即抓住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做甚嚣尘上。”他称誉它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他认为《雷雨》里“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他说这命运就“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里”。他指出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女性”，他认为蘩漪是一个“被牺牲者”、“反叛者”，富于“内在的生命”。他还指出《雷雨》受了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希波里托斯》和法国作家拉辛的《费德尔》的影响，但也中肯地批评《雷雨》在情节上“过了分”，“作者如若借重一点经济律，把无用的枝叶加以删削，多集中力量在主干发展，用人物来支配情节，则我们怕会更感到《雷雨》的伟大”。他赞扬“作者卖了很大的气力，这种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这里所卖的气力也值得我们敬重”。郭沫若也写了文章，他的文章对于《雷雨》经典地位的确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宾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的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就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相当地受到同时人的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5]

伴随着大众媒介和戏剧评论给予《雷雨》的经典地位的逐步确立，《雷雨》的译介传播也开始了。1936年2月，《雷雨》日译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日译本有曹禺写的序，还收有秋田雨雀、郭沫若的文章。继日译本《雷雨》问世，英译本《雷雨》也由姚莘农（姚克）翻译出来，刊登在1936年10月出版的《天下》（英文）月刊上。姚莘农在英译本序言中，称赞曹禺是中国剧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1937年初，美国著名戏剧家、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迪安来华考察中国戏剧，他来南京访问田汉、曹禺，曹禺把英译本《雷雨》赠给迪安教授，受到迪安的热情赞许。

综上所述，《雷雨》的出现及其经典化是多重话语参与以及多种传播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在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经典性地位的确立，实质上是接受者对其文本价值和舞台效果所传导的文化信息的历史整合，也是对其社会影响的支配性效能的认可。这种由文学出版、舞台演出、评论译介等不同传播途径合力构成的互动关系，使《雷雨》拥有了一定的文化支配权力，并获得经典地位。《雷雨》的经典化表明，一部能够超越前人的、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的优秀作品，如能在一定的文化场中依靠多种传播手段形成普遍性的定义经典的符号意义，那么历史就会将它册封为经典。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9年第11期）

【注释】

[1]曹禺：《简谈〈雷雨〉》，《收获》1979年第2期。

[2]巴金：《致〈十月〉》，《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

[3]刘克蔚：《〈雷雨〉国内首演钩沉》，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合编《中国话剧研究》第7期，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4]曹聚仁：《戏剧的新阶段》，《文坛五十年续编》，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第288页。

[5]郭沫若：《关于曹禺的〈雷雨〉》，《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