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媒体报道的篇幅都集中在农民工子弟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歧视性待遇和社会排斥,以及这些制度和文化排斥机制如何导致向上的社会流动被阻断,从而固化代际地位转移。一般认为,教育是底层阶层成员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最基本的资源之一。但对农民工子女来说,他们的户口类型使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无法获得城市公共教育资源。对这些农民工子弟来说,他们很可能已经输在起跑线上。[36]户口制度的各种负面效果,成为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各种歧视的源头,包括城市公立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排斥,城市政府对私人主办的民工子弟学校的系统性压制,以及来自城市主流社会的文化和身份歧视。
由于户口制度,农民工子女通常没有资格在民工输入地公立学校就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以特定行政辖区内“户籍人口”的数量为基础的。而农民工及其子女不是流入地本地“户籍人口”,因此无权享受本地公共服务资源。这一逻辑的基本框架是:因为城市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保证本地户籍人口的福利得到优先保障,农民工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必须受到限制。对城市决策者来说,现存的二元城乡户口制度,是他们制定各项政策的制度基础。在他们看来,“以前农民甚至不能流动到城市里来,现在来干活是可以的,但迁徙自由之外并无定居即落实户口的自由,你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保待遇和子女受教育权利;即使下一代出生在城里也仍是‘农民’”。[37]虽然在近几年,有部分入学指标可以留给农民工子女,但通常必须缴纳大笔赞助费,并需要准备众多申请材料,才能够顺利入学。[38]一些地区推出了“积分制”以缓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但由于门槛过高,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很有限。[39]同时,城市政府采取不断关闭民工子弟学校或将其吸纳入官方教育体系的压制行动,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排斥。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学校都不是经过注册的合法学校,因此很容易成为官方打击的对象。通常,其本身的非法性质和劣质的教学设施,是城市政府关闭这些学校的主要理由。尤其是当“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40]
图6.2 民工子女与具有城市户口的本地学生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以外,来自城市主流社会的文化和身份歧视同样也对农民工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绝大多数公立学校都不愿接受农民工子弟。根据《工人日报》一位评论者的看法,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遭到就读的城市户籍家庭反对,认为校风、学风会被打工子弟“带坏”。其次,具体办学者担心给办学带来麻烦,影响本校的教育平均水平和升学率。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确实会给原有办学带来冲击。……再次,城市管理者担心把打工子弟求学问题解决得太好,会使城市成为“教育洼地”,导致更多打工子弟涌入,让城市不堪重负。就是有条件,也应制造“障碍”,让打工子弟不那么顺利入学。[41]
显然,农民工子女在这里被描述为对城市主流人群既得利益构成威胁的“入侵者”,并以十分直白的方式将农民工子女定义为先天“素质低下”的群体,其在城市公共教育空间的存在将会对“优秀的”城市孩子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将农民工子女与其父辈一同标记为“劣等”类型的本质主义叙事,将农民工子女群体总体学业表现不佳的现实自然化为一种代际相传的阶层内在素质问题,而非长期系统性的教育权利剥夺的社会性后果。即便是农民工子女能够顺利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基于本质主义逻辑的身份歧视也会继续延伸到课堂之中。课堂复制了广义社会空间的等级化公民权制度。作为“借读生”,他们在学校体制的权力等级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者和二等成员的地位。在许多方面,民工子弟与城里孩子受到的待遇不同。例如,民工子女和本地学生的班级是彼此隔开的。在某些情况下,一旦农民工子女占据了主导地位,本地学生几乎会全部更换学校。所有这些形式的歧视和排斥,导致农民工子女处于一种被忽略和与其他学生相互隔离的状态之中,从而给他们留下心理创伤和社会身份暗示。因此,很多农民工子女存在严重的身份危机,发现自己既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也无法彻底退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之中。其结果是,自我抛弃和自卑感成为农民工子女群体中的普遍现象。因此,正如相关报道所指出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需要严肃地加以解决,因为如果这些孩子带着心理“缺陷”长大,将会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42]
这样,通过维持系统的社会排斥机制,农民工和其子女间的代际社会地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被固化了。教育体系中的社会排斥至少部分实现了对作为廉价弱势劳动力资源的农民工的再生产。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和“他者”身份,充分体现在制度上和空间上都被边缘化的民工子弟学校所处的不稳定状态,同时也体现在他们在公立学校遇到的歧视性待遇。这些儿童实现自我发展的途径因此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他们常常主动或被动地退回到其所属的亚群体文化之中。这种亚文化一方面以一种对主流价值的抵抗形式存在。但在另一方面,正如威利斯(Willis,1977)对年轻工人阶级成员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文化也可能会讽刺性地进一步强化和再生产其边缘阶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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