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什么？工农联盟

历史上,改革前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在涉及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激烈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逻辑为基础(Schram,1969)。根据这些原则,执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因此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最先进代表。围绕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其他进步阶级为了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目的被改造和联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初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有目的的塑造基础之上的(Dirlik,1983)。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被视为革命的两大支柱阶级,构成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主要阶级基础。在历次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中,这两大阶级都被动员起来成为斗争的主力,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被视为最具革命性、最重要的阶级。在法律层面,国家通过宪法将“工农联盟”确立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并把工人阶级视为至高无上的领导阶级。在这个意识形态架构中,农民,尤其是其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被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领导阶级的亲密合作者。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观点,把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界定为革命阶级和反革命势力间的斗争。阶级斗争和阶级身份因此成为压倒一切的基本要素,塑造着社会关系,并成为毛泽东时代“唯意志论的关键要素”(Lieberthal,2004,页68),以至其他形式的社会纽带被前所未有地弱化,甚至在极端情形下被当作反革命要素加以破坏。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执政党将其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对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泛化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基准,对其他不同的社会群体的阶级地位做出界定。因此,工人不仅是一个职业身份的标记,同样也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和地位身份的象征,是前改革时代主流话语体制的意识形态象征(于建嵘,2007,页93-94)。在这一政治框架中,农民作为工人的阶级联盟,被置于一种被称颂的象征地位。至少在法理和字面意义上,两个阶级都被赋予最高政治地位。当然,在实际的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针对这两个阶级的特定政策有着极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国民待遇差别。与农民相比,作为具有潜在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势力,工人阶级在革命成功后所享受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新的国家政权对这一阶级力量的警觉和妥协,是“政府对这一处于战略地位的群体潜在的经济、政治力量的认同”(裴宜理,2001,页351)。

正如后续章节将要分析的,户口是“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社会权利差异化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X.Wu&Treiman,2002)。在这一制度下,全体社会成员原则上被固定在国家分配的社会位置上,即工作单位(Lü&Perry,1997;周翼虎、杨晓民,1999)。其中,农民作为农村农业生产队的成员,被纳入农村公社和集体生产队制度(O’Leary&Watson,1982),成为所谓的农业户口居民。与此相比,绝大多数工人则是城镇户口居民,成为工厂和城市服务业的主要劳动力。户口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十分重要的控制人口流动的工具,同时也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间划分了十分不同的公民权类型,对社会流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抑制作用。在这种二元化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承认的工人全部被纳入国家提供的福利保障网络(尽管整体水平不高),而绝大多数农民则被排斥在这一网络之外。从农民身份向工人或其他城市居民身份转变的机会非常渺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发流动基本上被禁止。被固定在农村生产单元内的农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成为国家为了扶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实行的价格剪刀差政策的对象。农村资源和农业剩余价值通过国家有计划的政策行为被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福利政策提供资源(Knight,1995;Knight&Song,1999)。

其结果是,宣称工农联盟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将农民设定为国家“贱民”的差异化公民权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的关系。因此,改革前的农民和执政党-国家之间的关系远不是一种和谐状态,两者间的张力一直存在。“虽然革命使地主从历史舞台中消失了,但国家及其代理人却以农业成果的新所有者的面目出现。国家对农业成果分配的直接控制,达到了史所未见的程度。这与农民的利益构成直接冲突。(Oi,1989,页1)”但尽管如此,改革前的关于工人和农民的意识形态大体上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直到市场化改革的启动打破了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屏障,引发了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并进而对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