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权与前改革时代的人口流动

现代迁徙自由观念^[10]是基于自然法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之一。迁徙的需求根植于人类的本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之一”。正如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转引自G.Liu,2007,页14)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人类在本性上具有流动性。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人类的迁徙现象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共同特征。因此,移民和人口流动不应当被视为是干扰事物自然秩序的非正常现象。人口迁移和移动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因为迁徙是人类个体和集体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对这一观念的认识远远不足,我们必须全面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典型的天赋人权和不可剥夺的个体公民权的西方观念,在近代中国并不存在。^[11]因此,自由流动和迁徙的观念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得到了部分认同,但还远远不能达到尊重和保护人民自由迁徙权的普世标准要求。我们承认国际移民政策作为国家开放程度晴雨表的重要性,但这里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改革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人口流动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同样能够很好地说明前文所讨论的改革时代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局限性。

改革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基本上是自发进行的,且由于涉及的人口数量众多,因而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不过,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实际上,人口的流动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当下的人口流动在历史上有两类先例。第一个是晚清以来直到1949年的向关东地区和日益繁荣的沿海城市流动的人口迁徙。这一长期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东部通商口岸的经济诱惑、避开战乱灾害和其他社会经济危机。大体上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是从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少地区迁徙,并得到了官方承认。以非正式的合法或非法的社会网络为基础的连锁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是中国社会内部人口迁徙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二个先例是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这相对“静止”的几十年内由官方控制的人口迁徙。在这一阶段,之前那种可以自由流动的跨地区移民模式被禁止。与之前时期相比,这一阶段全体人民的自由迁徙权不复存在。绝大多数人被严格限制在其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单位之内,只有经过官方批准且大多非自愿的人口迁徙是可能的。这种迁徙的目的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而非增进迁徙者个体及其家庭的福祉。因此,这些迁徙“更多地是由对领袖忠诚的意识形态信念和以这些信念为基础的政策所造成的,而非实用主义的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Lary,1999,页29-31),因此,其经济意义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