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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时代中国媒体体制的分析和评价,不能将当前的制度安排单纯地视为改革的产物。相反,这一制度模式的基本要素与近代中国新生的传媒业的不同实践路径相关。近代中国传媒业的使命与国家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要求紧密相连,现代传媒业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是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宏观社会改造工程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报业和新闻实践源自19世纪一些由西方传教士出版的最早具有现代形式的报纸和杂志。尽管帝制时代的中国有印刷出版的悠久传统,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新闻史家都认为近代中国报业的出现是西方影响的结果(例如,方汉奇,1991;方汉奇、丁淦林、黄瑚、薛飞,2004;戈公振,1935;李彬,2008;吴廷俊,2008;许正林,2008)。虽然在历史上也存在通过“小报”的流行而出现的局部商业化操作的空间,但总体来说,以“邸报”为代表的帝国时代官方传播体制主要服务于帝国官僚精英阶层对行政和其他专门政治信息的需求,并不直接面向普通民众。在19世纪,这一体制逐渐被各种社会团体创办的更有活力、更开放的大众报刊所替代,普通民众由此第一次成为大众信息传播诉求的直接对象(X.Zhang,2007)。在此后的发展中,从晚清到民国时期,逐渐出现了三种主要报刊类型,分别代表着近代中国不同的几种媒体传统:自由知识分子报刊、商业化报刊以及党营报刊。^[4]

第一类是中国士绅精英阶层模仿西方媒体实践的产物。其基本理念是,新式报业通过新闻和评论以及对新知识和现代观念的传播,来教育普通大众,重塑国家的精神面貌,以应对西方的挑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了西方报业模式,以使之适应经过调整的儒家框架,从而实现重塑国家富强的梦想。设立这些报刊是为了服务于启蒙大众、文化重建和国家现代化之类的世俗目标,而非宗教目的。这些报刊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X.Zhang,2007,页5)。总体来说,这一传统把现代媒体和新闻业视为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信息和观念可以自由传播的重要的公共论坛,大体上代表着主张通过渐进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向宪政民主变革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该传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对政府持有批判性立场,但在国共对峙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很快被“彻底肃清”(张育仁,2002)。虽然存在时间相对较短,但自由主义传统所强调的新闻自由和批判的独立媒体理念的历史遗产,依然对今天中国的新闻实践产生着重要影响。

第二类是商业报刊模式,同样也受到西方传教士新闻业的启发。但这些报刊的首要任务不是启蒙大众、拯救国家,而是为大众提供新闻和其他服务信息,为日益蓬勃发展的商业和都市经济文化生活需求服务。本质上,这些报刊是“利润驱使的商业公司”(X.Zhang,2007,页8),它们所宣扬的是西方商业主义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些内容经过中国本土文化和生活语境的过滤和重构,塑造着社会和文化大变革时代对现代性和全球性的中国式想象(例如,Forges, 2007;Jones,2001;L.O.-f.Lee,1999;Wagner,2007;Yeh,2007)。

第三种是党营报刊模式。随着彼此相互竞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从激进的革命主义者阵营中出现了列宁主义式的党报模式。其核心观点是强调现代新闻业在传播革命意识形态、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斗争以及联合国民抗击外敌入侵等方面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10年代后期到1920年代革命工人阶级政党初创阶段所留下的激进革命主义遗产的基础之上,在数十年间激进革命斗争和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共产主义革命政党及其军事组织在不同的组织层面建立了一系列报刊和大众舆论机关,并在长期的对敌和内部政治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延续至今的关于新闻和信息传播的刚性意识形态原则:“党性第一”、反对“虚假真实性”、新闻信息的发布快慢应以是否有利于党的事业为标准、报刊指导运动的原则,以及新闻保密和信息近用权的等级化原则(参见,高华,2000,页373-374)。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共产主义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全部媒体本质上构成了一个控制严格和高度科层化的准军事化信息网络管控体制,其目的是主要服务于内部的信息思想管控和改造动员,以及外部的对敌宣传斗争的需要。党媒强大的策略性宣传攻势为共产主义革命政党赢得公众同情和支持,以及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Y.Zhao,1998,页14-16)。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一个由执政党全面管理协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保证了执政党-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调控。这样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使得任何独立经营的商业化媒体无法获得生存的空间,很快被重组和整合进党营传媒体制之中。^[5]这一制度模式至今依然是媒体、舆论、教育和文化事务领域中最核心的制度基础。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尽管20世纪上半叶曾经有过一小段混乱但相对开放的报刊和公共言论的繁荣期,但由于推动宪法政治和议会民主的努力遭到失败并以内部混战的方式结束,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观念,作为以个体为基础的现代公民权概念的有机组织部分,很快遭到削弱并受到质疑。随着近代两大革命政党的兴起,党营传媒体制逐步建立,而自由报刊和公共言论实践模式则被彻底边缘化,商业报刊模式也一度遭到全面禁止,直到重新进入全球化市场进程的改革时代,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6]在改革之前30年的时间内,随着执政党-国家制度的建立,这一模式达到顶峰状态。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传播逻辑和高效运作的宣传系统,为个人崇拜和大众政治运动动员提供了舆论保障(Chin,1954;King,1966;A.P.L.Liu,1971)。这些历史遗产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惯性的制度偏好,在改革时代实施的对媒体行业准入和职业行为的惩戒性管控机制和对有效公共舆论监督和公共争论话语边界的监管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