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螺旋纹装饰探析乌氏戎与毛利人关系

李进兴

内容摘要 宁夏固原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怪兽纹金饰牌、西吉县苏堡乡出土的战国卧牛纹鎏金带饰，均出现单线锥螺旋纹，考证后得出结论，春秋战国时期固原生活着西戎民族的一支，并形成了一个区域文化。又从新西兰毛利人的文身和装饰图案，以及近代考古挖掘、DNA检测毛利人祖先来自中国之结论，进行综合分析，新西兰毛利人的祖先是最早就生活在固原秦长城以北地区的乌氏戎族的一支。

关键词  螺旋纹  乌氏戎  毛利人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陇山一带的戎族有以螺旋纹做装饰的习俗。宁夏固原博物馆馆藏的一件怪兽纹金饰牌、铜牛饰牌、西吉县苏堡乡出土的卧牛纹鎏金带饰均有这种“螺旋纹”，之后的器物上再也没有发现用这种纹饰装饰，这个游牧民族和文化随之消失了？后来又发现新西兰的毛利人也保留着这种“螺旋纹”并作为其民族的文身、装饰纹饰、图腾纹饰等，又从近代研究成果得出毛利人的祖先来自中国大陆之结论，进行综合分析，毛利人的祖先应该是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为此，略列个人的几点看法，与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一、中国宁夏南部西海固春秋战国墓发现的螺旋纹装饰

（一）西吉县苏堡乡出土的螺旋纹饰牌

1976年宁夏西吉苏堡乡出土战国卧牛纹鎏金饰牌 [1]（见图1）。通长10.5厘米，腰宽4.5厘米。铜质鎏金，牛呈卧姿，头侧枕前腿，双角直竖，左蹄着地，右蹄仰靠腹侧。长尾下垂，全身满饰细线纹，腹侧阴刻似“S”形（实为螺旋纹）装饰，内填短线纹。从角尾及身上纹饰看，好似驯养成的牦牛。螺旋纹为不闭合式的螺旋纹。

图1 1996年于西吉县苏堡乡（今震湖乡）出土的战国鎏金卧牛饰牌

苏堡乡因村得名，在西吉县西南部，距县城32公里，秦长城以北的地区，滥泥河上游，也是清水河支流，为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为进一步利用海原大地震形成的震湖的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发展，经自治区政府同意，从2010年3月25日起，西吉县苏堡乡正式更名为震湖乡。出土的饰牌上的螺旋纹均为不闭合式的螺旋纹。

（二）原州区中河乡出土的螺旋纹饰牌

1996年，宁夏固原博物馆在固原县（今原州区）中河乡征集战国怪兽纹金饰牌 [2]（见图2）。通体呈长方形，长6.2厘米，宽4.7厘米，厚0.5厘米，重84.1克。兽形，似虎。低首，张口，大眼圆睁，目视前方，利齿外露，鼻部上卷，长尾下垂，做行进状。器表饰螺旋纹等，背部有一钮。原州区中河乡位于清水河支流的中河上游，因河名而得名，在秦长城南部，是义渠戎、空戎（绲戎）、乌氏戎居住地。

图2 原州区中河乡出土的战国怪兽纹金饰牌

2001年宁夏固原博物馆征集于原州区境内的战国卧牛纹鎏金带饰 [3]，与西吉县文管所征集的饰牌，完全属于一类。饰牌整体为一膘肥体壮的卧牛，肩部与尾部隆起，腰部下塌，头部斜垂，怒目圆睁，两耳、两角直立，长尾下垂。牛身整体毛纹舒展流畅，形象逼真。螺旋纹为不闭合式的螺旋纹。

（三）海原县出土的螺旋纹饰牌

1990年，海原县高台乡的堡子村出土了一件与宁夏固原博物馆征集于原州区境内的战国卧牛纹鎏金饰牌、西吉县文管所征集的饰牌完全属于一类的饰牌。画面中的牛，摇着尾巴、神态悠然。装饰的螺旋纹为线刻技法，有闭合和不闭合两种，线条单薄，突出体现螺旋纹饰。在李旺乡李旺村出土的是一件类龙形饰牌，上面装饰有闭合式螺旋纹（见图3），此件后被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征集。

图3 螺旋纹龙形饰牌

（四）彭阳县出土的螺旋纹饰牌

1999年宁夏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动物纹铜饰牌 [4]（见图4）。长7.6厘米，宽4.9厘米，青铜质，整器略呈长方形，造型为一虎，圆眼，粗颈，体肥硕，虎身阴刻细线、饰涡纹（应为螺旋纹），长尾下垂，张口噬一幼兽，左前肢弯曲踩踏幼兽，后肢呈蹲踞状。螺旋纹为闭合式的螺旋纹。

上述以螺旋纹做装饰图案的几种青铜饰牌，主要出土于长城以北的三县一区，即固原市彭阳县、原州区、西吉县，中卫市海原县，史称“西海固地区”，属于清水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

有专家研究后认为使用这种螺旋纹饰牌的族群可能是西戎族群中“空洞氏”“焉氏塞（乌氏）”及“义渠”三支。[5]“骆驼、牛等形象凭螺旋纹等装饰成为祥瑞系饰牌”。 [6]因此，上述的这类饰牌主体为单体大型动物，健硕、粗狂、厚重，但造型和谐温顺，无侵略性，可能只是守护使用者的祥瑞系饰牌。笔者以为使用闭合式螺旋纹饰牌的是降服于秦国的“空洞氏”“焉氏塞（乌氏）及“义渠”等西戎少数民族，因为接受了秦国的统领，其螺旋纹则是闭合的；使用不闭合式螺旋纹饰牌的族群可能是西戎族群中不愿意降服于秦国的少数民族，被秦国称作“胡”，因在长城以北，史料记载很少，难觅其踪，后来他们又回到了这一地区生活，他们标新立异，使用了自己文化纹饰的图腾。

图4 动物纹青铜饰牌

据史料，商代前的西方羌戎民族的分支有乌氏、义渠等戎族，原活动于今宁夏固原。戎人生活在当代的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北部地区，但确切生活范围，目前没有专家能讲述清楚。也有专家认为固原市原州区彭堡乡、杨郎镇，西吉县陈阳川等春秋战国墓葬出土数量众多的北方青铜器，反映了义渠、乌氏戎为主的西戎游牧民族文化风貌。[7]

“西戎八国”中义渠戎最为强大，筑堡修城，称王建国。秦人对付义渠，一方面和平相处，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不断进行军事蚕食。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秦国宣太后关系暧昧，且生有二子。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二人反目，“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从此强大的义渠戎国灭亡，今之西海固一带纳入了秦国北地郡的管辖范围。尽管秦人占领了戎人之地，但边地并不平安，不断受到西走戎人及其他部族的侵扰，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为了加强防御，于是在新占领的边陲之地“筑长城以拒胡”。 [8]同时在长城以南地区设置了朝那县、乌氏县。1979年，固原市彭阳县古城乡出土了一件西汉铜鼎，上有“乌氏”“朝那”等铭文，此鼎的出土，为乌氏县、朝那县的地理方位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9]朝那县、乌氏县的建立，加强了长城延边的行政管理与防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走戎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侵扰，致使南北各民族之间能够在长城沿线和平相处，并设立商榷，进行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

图5 朝那鼎与铭文

战国时期， 在今宁夏境内修建的长城， 主要是秦昭襄王在位期间修筑的， 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匈奴的南侵。秦长城工程之浩大， 令人惊叹。今固原长城由甘肃进入宁夏西吉县南部， 然后折向东北，绕固原市区明家庄到达清水河西岸，然后分两道至陈家沙窝再次合并，出宁夏境入甘肃省又折向东南， 经城阳等地进入甘肃镇原县境。这段秦长城以北的清水河流域，因地势高而水草茂，为游牧民族乐于徙居之地。

这类装饰螺旋纹的器物，比较独特，其他地方均没有发现，虽然也有雷同的，但差异很大，而且有些饰牌为纯金和鎏金，档次非常高，非一般人所能佩戴，应该是首领佩戴的饰牌。如1999年宁夏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的动物纹青铜饰牌（见图4），时间应是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青铜质。整体略呈长方形，造型为一虎，圆眼，粗颈，体肥硕，虎身阴刻线，饰涡旋纹，长尾下垂，张口噬一幼兽，左前肢弯曲踩踏幼兽，后肢呈蹲踞状。其中的螺旋纹虽有类同，但头部是完全闭合螺旋，与原州区中河乡出土的怪兽纹金带饰、西吉县出土的卧牛鎏金饰牌有着明显差异。

毛里，喻父母之恩。语本《诗·小雅·小弁》：“不属于毛，不离于里。”毛传：“毛在外，阳为父；里在内，阴为母。”孔颖达疏：“今我独不连属于父乎？不离历于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因此，有一支戎人，可能自称是“毛里”人。那么，这个戎人或称胡人、匈奴人中被称为“毛里”族群的少数民族，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一方面出于军事实力弱于秦国；另一方面长城内外有新文化因素的到来，吞噬主体饰牌可能与“空洞氏”“焉氏塞”（乌氏）及“义渠”三支西戎人一起退出历史舞台。[10]

二、新西兰发现的螺旋纹装饰

中国的戎人中持有螺旋纹图腾装饰的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入汉族、其他民族去了吗？消失了吗？当笔者在研究螺旋纹时，发现在新西兰国家有一个民族毛利人，他们依然保留着这种螺旋纹。当然我是没有去过新西兰，只是在一位游历新西兰国家的旅者拍摄的有关毛利人的图片中，惊奇地发现毛利人身上有着这种螺旋纹文身（见图6），之后，开始关注起新西兰毛利人及其文化。在新西兰毛利人民俗文化村，游客拍的片子中有很多雕塑品，其上有螺旋纹装饰（见图7），与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出土的怪兽纹金饰牌，西吉县出土的卧牛鎏金牌，海原出土的青铜牌饰如出一辙，文化符号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毛利人是新西兰第一批居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雕刻艺术精湛。

图6 毛利人身上的螺旋纹纹饰

图7 毛利人民俗村各类雕刻艺术品上的螺旋纹

2011年7月22日至11月6日，在新西兰奥塔哥地区社团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毛利人的世界：新西兰奥塔哥博物馆珍藏文物展”。展出分为十个部分，分别是：长白云之乡的毛利族、西方文明的介入、塔胡人——南岛的毛利部落、木器、石器、玉器、玉器贸易、编织物、骨器和当代毛利人艺术，332件（组）展品将毛利人日常的狩猎、捕钓、编织、雕刻技艺，以及和他们休戚相关的神圣仪式直观地展示给观众。在展出的文物中，除了用传统毛利工艺加工制作的武器、吊坠、神器等物品外，也有毛利人与西方人接触以后利用其带来的新资源，如金属等制作的物品。毛利艺术是活着的艺术。正如毛利民族有史以来的活跃表现，他们的文化艺术也在适应历史潮流中不断演进、变化。这一点在展览的尾声部分“当代毛利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展出的文物中多件有螺旋纹的装饰品引人瞩目，与宁夏西海固地区古代戎人的螺旋纹装饰如出一辙。如议事厅边柱雕塑 [11]（见图8），木质，高134厘米，宽58.5厘米，厚14厘米。这件木雕原本是支撑一座议事厅正面的山墙封檐板的边柱，这样的柱子一般有一对，一边一个。木雕纹饰被称为“奥希奈姆图”，上面就有螺旋纹雕刻纹饰（见图9）。还有议事厅木雕墙板（见图10），长138厘米，宽33.5厘米，厚6厘米。这种木雕墙板在毛利语中叫做“埃帕”，专门成组放置在议事厅的后墙。议事厅木雕墙板上也有很多螺旋纹的雕刻纹饰[12]（见图11）。

图8 议事厅边柱雕塑

图9 议事厅边柱雕塑局部

图10 议事厅木雕墙板

图11 议事厅木雕墙板局部

笔者出差，在乘坐的航班上发现了一本供游客阅读的书籍《民族论坛》，其上有一篇文章《毛利人祖先来自中国》[13]：

新西兰的毛利族和太平洋其他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来自中国。这是维多利亚大学科学家钱伯斯博士采用新技术分析人类脱氧核糖核酸（DNA）研究的结果，钱伯斯博士说，最终成为毛利人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的先民，起源于中国大陆，他们后来在许多世纪里，移居太平洋各处。

钱伯斯所做的脱氧核糖核酸的检验结果显示，毛利人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从台湾开始，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一路穿越菲律宾和印尼，直达西波利尼西亚，再进入东波利尼西亚群岛和新西兰。钱伯斯在研究报告中说：“他们现代后裔的脱氧核糖核酸保存着这些移民航程活生生的记录。他们的后裔仍然居住在沿途的这些地方。”维多利亚大学分子系统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使用志愿人士的血样本，将脱氧核糖核酸数据与世界各地其他人口的人类基因研究互相比较后发现，一般波利尼西亚人，尤其是新西兰毛利人的基因多样性，比许多其他种族更少。虽然发现两人具有相同的脱氧核糖核酸简况的可能性对亚洲人而言是11200万分之一，对高加索人是4700万分之一，对波利尼西亚是670万分之一，但对毛利人来说，却只是280万分之一。

钱伯斯说，这个结果与近代移民史完全吻合。几乎与此同时，新西兰北帕默斯顿的马西大学传出可以佐证的研究结果，马西大学的脱氧核糖核酸研究结果显示，纽西兰的波利尼西亚初民中有70人是女性。

马西大学研究小组组长，也是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副教授的默里-麦金托什说，有关结果否定了一两艘乘船失事者成为第一批毛利人的说法。她说：“新的研究结果与波利尼西亚人总是周密探索，然后才移居别的太平洋岛屿的做法一致。”毛利人的传说和神话都称夏威夷是毛利人在太平洋的发祥地，纽西兰毛利人的祖宗就是从那里出发，按照有计划的探险和移民航程，南下穿越南太平洋地区，直到新西兰。但许多毛利人也相信，他们的老祖宗来自亚洲，然后远渡重洋。

之后深圳大学人口所的杨中新、钟若愚教授对毛利人口及其祖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探讨，从人种、人口、民族、经济、遗传、考古、语言等方面对新西兰毛利人祖先源流问题进行引证，结论是：新西兰毛利民族源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经过三次大变迁，在原新西兰所属库克群岛和北岛登陆；古物挖掘与 DNA 检测，也为毛利人祖先是中国人提供了有力证据；现代毛利人的生产工具、语言、习俗、宗教等与高山族、百越族基本相似，并没有因为地域与生态环境的差别而消失。[14]

但笔者倾向于钱伯斯教授的研究结果：毛利人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的先民，起源于中国大陆，他们后来在许多世纪里，移居太平洋各处。[15]

新西兰的毛利人，“他们头发乌黑，有的卷起、有的直竖；嘴唇偏厚、鼻子较短、鼻孔略大；他们特别健壮、精力充沛、行为敏捷。属于蒙古人种的黄皮肤人。”[16]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今宁夏西海固地区古代戎人墓葬出土的青铜饰牌上的螺旋纹，与毛利人传承下来的螺旋纹装饰来看，两种文化符号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结合维多利亚大学科学家钱伯斯博士对人类脱氧核糖核酸（DNA）分析研究结果，我们有理由得出今新西兰毛利人先民为今宁夏西海固地区古代戎人的结论。

（作者系宁夏中卫市海原县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

[1]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2]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冯国富、程云霞：《固原青铜文化暨动物纹牌饰的地域特征及与相邻地区的关系》，《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第31卷第4期，第56页。

[3]冯国富、程云霞：《固原青铜文化暨动物纹牌饰的地域特征及与相邻地区的关系》，《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第31卷第4期，第56页。

[4]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5]马燕：《战国至西汉鄂尔多斯式牌饰的物质文化讨论》［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9页。

[6]马燕：《战国至西汉鄂尔多斯式牌饰的物质文化讨论》［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9页。

[7]苏银梅：《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固原地域文化变迁的考古学观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47页。

[8]马建军编著：《二十世纪固原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9]徐亮：《论秦朝乌氏县的地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47页。

[10]马燕：《战国至西汉鄂尔多斯式牌饰的物质文化讨论》［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2页。

[11]上海博物馆编著：《毛利人的世界：新西兰奥塔哥博物馆珍藏文物》，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

[12]上海博物馆编著：《毛利人的世界：新西兰奥塔哥博物馆珍藏文物》，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

[13]付华林：《毛利人祖先来自中国》，《民族论坛》1999年第1期，第41页。

[14]杨中新、钟若愚：《毛利人口及其祖先探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5卷第5期，第145页。

[15]付华林：《毛利人祖先来自中国》，《民族论坛》1999年第1期，第41页。

[16]杨中新、钟若愚：《毛利人口及其祖先探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5卷第5期，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