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通常把20世纪末期的繁荣与和平归功于“里根革命”和冷战结束，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克服滞胀危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经济繁荣与巨大胜利实际上很大程度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宣传，因为即便在90年代美国“新经济”繁荣的全盛期，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工资”[11]水平、就业状况和工作条件等，也没有得到相应改善。
人们通常把20世纪末期的繁荣与和平归功于“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和冷战结束，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克服滞胀危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经济繁荣与巨大胜利实际上很大程度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宣传，因为即便在90年代美国“新经济”繁荣的全盛期，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工资”[11]水平、就业状况和工作条件等，也没有得到相应改善。
正如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指出：“美国利润率在这次周期性经济好转时期的上升，其背后基本的动力和原因，完全是剥削程度提高的结果，即劳动强度的强化加上收入从劳动向资本分配的结果，这或许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今后，美国公司的这种剥削方式还能够走多远？随着经济复苏周期的拉长，通向高利润率的道路看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崎岖不平。”[12]道格拉斯·多德则更加不客气地指出：“经济学家已经与华尔街和政客们站到了一起，宣告一个生产率总是在提高、低通胀或无通胀、就业增加、失业率不断降低的新时代的到来，并期待没有严重衰退的未来。与这些观点相伴的是宣告一国之内或国与国之间的新并购，通常其后便是即将到来的解雇的细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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