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再聪明，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人不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以后不认错、不改错、不积极地想办法去补救。一个人只有养成了正确对待错误的习惯，才能不断战胜自我，从失败走向成功。
有病就要吃药，长了瘤子就要动手术。如果讳疾忌医，听任瘤子越长越大，最终付出的代价就可能是生命。同样道理，过失和缺点也如同我们身上的毒瘤，对它也必须有敢于动刀子的勇敢精神。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之后为了面子不敢坦诚面对的错误态度。
在欧洲18世纪的传说中，有一位精通魔术的博士浮士德，为了获得知识和权力，他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歌德曾据此写成了诗剧《浮士德》。浮士德渴望生活，渴望人生的探索，为此，他明明知道靡菲斯特是个魔鬼，还是经不住诱惑，以出卖灵魂为条件，在魔鬼的引导下，去经历人生的各种境界。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才领悟到自由与为之所做的努力，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歌德写的“浮士德”，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浮士德。由于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未知数，因此，生活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体。上帝没有给任何人以俯瞰一切的制高点，于是，人人都必须在人生的卦阵里摸索前行，循环往复于成败得失之间。为了走好无法重复的人生历程，不至于到生命终结时尚未走出迷宫，除了在接受人类代代相传的经验外，还要依靠自己的意志、力量和智慧，在多歧的路口前做出明智的选择，并在进入了误区之后，冷静地判断，尽早地醒悟。所以，走人生的长路，要善于体验、善于总结，既善于行，亦善于止。换句话说，就是要善于改过迁善。
古语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产党员也是人，无疑也会犯一些错误，但对待错误的态度，决定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境界和优秀程度。
即使圣贤也不能无过，只是圣贤比常人更善于改过迁善，所以他显得比常人伟大而英明。如唐太宗李世民，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才能真的足以使他在几十年的君主统治期内让唐王朝达到繁盛。他最突出的品德，就在于知人而善纳谏，集众人的智慧而修其政举，所以能善始而善终。
魏征对他的帮助就不必说了，除魏征之外，劝李世民为善的官员，以及李世民从善如流的事例，史不绝书。如侍御史柳范不但弹劾李世民的爱子吴王恪畋猎伤民，而且面折李世民本人也爱无度出猎，李世民“大怒，拂袖而入”，但想想毕竟此为实情，所以还是出来对柳范的批评表示接受。
又如，李世民刚即位，就下令修建洛阳行宫，准备行幸。给事中张玄素对他说：“十年以前，是你平定了洛阳后把隋朝的宫殿付诸一炬，现在唐朝的财力还比不上隋代，你却仿效隋代大建宫殿。这样看来，你竟连隋炀帝也比不上了！”面对这样尖锐的指责，李世民点头叹息说：“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玄素所言诚有理，宣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唯其如此，李世民才博得了一个“明君”的青史之名，成为历史上可圈可点的皇帝之一。李世民可以说是改过迁善的典范。古人有“日知其非”，以“新我”胜“故我”之说，韩愈所谓“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错误的时候，总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历来强调“讲真理不讲面子”。九十多年来，我们党都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的。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了这样的思想方法，所以才能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才能做到有错必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1]
我国古代的先哲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先哲的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应该说，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改过迁善的能力，他才可以算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一个在完整意义上精神健全的人。就像一个人的肌体假如是健康而正常的话，也必定会具备吐故纳新、自我调节的功能一样，一个精神、心理健康的人，必定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行为的人。圣人是由不惮改过而造就出来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一个真理。作为新时期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要勇于担当，知错就改。
知错就改贵在坚持。改正缺点不是做秀，而是为了让自己更优秀，要改就必须让自己身上的缺点越来越少，今后不再犯，原来的缺点不再出现。要改就彻底地改，不朝三暮四，不浅尝辄止，更不能改后又犯，反反复复。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随时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优秀，使自己真正成为群众可以信赖和依靠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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