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的测评体系由信息化在“第二次现代化”中的绩效指数、信息化在创新经济中的绩效指数、知识经济绩效指数三项指标构成。目前我国各地区（除港澳台地区，下同）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详见表4-1、图4-1。
由表4-1、图4-1可知，目前我国各地区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大体上呈现出四个级别。
（1）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省域（指数在150以上）：北京、上海、天津、陕西4省（市）。
（2）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省域（指数在100～149之间）：广东、浙江、山西、重庆、江苏、甘肃6省（市）。
（3）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省域（指数在80～99之间）：福建、宁夏、山东、内蒙古、辽宁、吉林、西藏、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黑龙江12省（自治区）。
表4-1 各地区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注1：为了便于比较，上表中的三个单项指数值均未进行加权处理。“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则为三个单项指数值予以加权处理后的数据。
注2：东部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河北、海南10省市；中部地区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6省；西部地区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西部民族地区为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9省、自治区。下同。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456；《中国信息年鉴》2007：432～433；《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6～2007》2007：6；《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2007：1562。
图4-1 各省域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排序
图4-2 四大地区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
（4）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指数在49～79之间）：青海、云南、海南、广西、新疆、安徽、四川、河北、河南9省市。
分析上述四个级别可以看出，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并没有呈现出必然的正比关系。如天津、陕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游位次，但其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则明显处于前列。同样，山西、重庆、甘肃等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下游位次，但其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则处于较高位次。而福建、山东两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则位于一般水平之列。这一状况主要是由“知识经济竞争力指数”和“信息化在创新经济中的绩效指数”的不同而造成的。如陕西省的“知识经济竞争力指数”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137个百分点，而山东和福建省的“知识经济竞争力指数”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和36个百分点。
从上述四个级别的情况还可以看出，信息产业的发达与否，同信息化绩效的高低亦没有必然的呈正比关系。如西部地区信息产业大省——四川省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竟然位居全国倒数第三，而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山西省，其“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居然位居全国第七位，这似乎是人们难以理解的。但我们分析表4-1则可看出，四川省与山西省的“信息化在‘第二次现代化’中的绩效指数”相差无几，而“信息化在创新经济中的绩效指数”和“知识经济竞争力指数”两项宏观指标上，山西省则高出四川省37个百分点和108个百分点。这表明了信息产业大省并不绝对等于信息化绩效强省。
上述四个级别的情况也反映出，经济欠发达地区并不必然是信息化绩效水平最低的地区。同样是欠发达地区，甘肃省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位居全国前十之列，而青海、云南、新疆等省区则位居全国后十之列。究其原因，亦在于“信息化在创新经济中的绩效指数”和“知识经济竞争力指数”两项宏观指标的差距上。
从全国四大地区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现状看，表4-1和图4-2均显示，东部地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56个百分点，其他三个地区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低的是东北地区，接下来依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之所以能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一方面是陕西、重庆、甘肃等省市的拉动，另一方面则是河南、安徽等省在中部地区的后滞作用所致。而东北各省则由于均处于“一般”水平之列，故其整体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亦较低。
图4-2显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宏观经济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目前处于全国最低层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知识经济竞争力指数”过低——低于全国平均指数约40个百分点。其次是“信息化在‘第二次现代化’中的绩效指数”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指数约10个百分点。说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迈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中，信息化所发挥的效益与作用较之东部地区还有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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