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

谭继和

内容提要：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赋圣、词宗的地位，他不只是一个个体，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中国薰育出了“文伯”司马相如，相如又以其站在那个时代高度的赋论、赋作和文韬武略，为文化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化中国“采儒术以文”的开发者，是以其大赋而成就为汉代“文章诗教”的奠基者。他的浩然之气、浪漫之韵、大雅之声，在文化中国巨人的长廊里实占有一席不可磨灭的地位。

关键字：司马相如；地位；经典；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文化中国

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赋圣、词宗的地位。宋人林艾轩、朱熹称其为“赋之圣者”，明人詹景风称其为“赋家之圣”，甚至还有人把他视为独步天下的第一文人，明人侯一元就认为：“古今文人，独一司马相如哉！”不过，对这位赋圣，历史上也有人提出疑难、訾议和论责，集中在出生地之谜、大赋的历史地位、通西南夷的评价以及同文君的自由私奔等四大问题上。针对这四大问题产生的历史语境，根据学术界多年来研讨的前沿学术成果，汇集十多年来以四川的相如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一些海内外学者的研究，这四大问题都得到了解读。尤其是相如故里问题，今天能得出相如“生于蓬安，长于成都”的结论就很不容易，经过学者间多少次论难才能有所依据地把它确定下来。相如是秦汉时司马氏南迁入蜀的一支，其祖先居于今蓬安锦屏镇，有司马别业记载，故后代将此地命名为相如县，历900年始改县名。生于蓬安，长则求学并长期居于成都，有相如宅和相如琴台的记载。相传琴台下有响琴瓮，宋代地方文献中多指今发掘之永陵土堆为相如琴台所在地，今青羊区琴台路即为纪念相如成都旧居与琴台而命名。邓郁章先生以及蓬安、南充、成都的一些学者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不羡千金买歌舞，青灯黄卷研相如。疑义精要相析论，墨畦生涯尽入书。”郁章先生多年来的艰辛付出，现在算是有了回报。

有关司马相如的研究，其基本轨迹大体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一是关于相如故里的争论和探讨；二是关于相如文化的多方面研讨。这两个阶段体现出由相如个人文本的研讨向汉代精英集体文化性格和时代精神的研讨转型的特点，也即马克思所说的由原初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研究特点。我曾在《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究论集》一书的序言里对此作过解析，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由相如故里的探讨，引起了对相如文化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司马相如不只是一个个体，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相如文化，我认为今后需要深入研讨下列特点：司马相如是汉代“综群书”的“通儒”（卓文君：《长卿诔》），相如大赋是“孔氏之门用赋”升堂入室的产物^[1]，是孔子诗文教化的结晶，实具有“文以贯道当以文章为最”的崇高文化地位，这也是汉代当时人的文化观念，是文化中国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个特色现象。文化中国薰育出了“文伯”司马相如，相如又以其站在那个时代高度的赋论、赋作和文韬武略，为文化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化中国“采儒术以文”的开发者，是以其大赋而成就为汉代“文章诗教”的奠基者。

总而言之，“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的关系”是需要我们做的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至今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专题涉及，而这又是我们深入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以“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为主旨，应该是相如文化未来研究的方向。

这里简要地说一说我的四点看法。

一是司马相如在文化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

相如绝不只是一个文学家，只是单纯“为汉词宗”（《华阳国志》），他应是“以诗书而儒”的“通儒”，是百科全书式的汉代大儒家之一。宋人王俦说：“吾侪蜀人诗书而儒自长卿始，诚如（秦）宓云。”明人李贽称相如为“词学儒臣”，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抓住了相如文化性格的本质。

司马相如本人对这个问题有过解答。他在《解客难》一文中，曾针对客人的责难：关于相如即为儒人，为何不“作汉一经”的问题，作出了他自己的解答，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文即六经”的看法，这是当时非常大胆的精辟见解。在他之后直到今天的人看来，相如此论正表现了西汉时期“以文章为盛，以诗书为儒”的时代特点。

王充《论衡》说：“农无强夫，谷粟不登。国无强文，德暗不彰。”强农与强文是国家关乎命运强弱的两大支柱。而相如正是“国之强文”这一支柱的代表。他死前挂念的是《封禅书》，死后由卓文君献给汉武帝，果然八年后武帝即封泰山，禅梁父，礼中岳。武帝之后，封禅遂成为历朝定制。相如此项关于封禅的举述，遭到今人非议甚多。其实，“封禅”从其本质的原初抽象看，正是中华一统凝聚力和向心力信仰的表现。早在夏代即已有祏社祭拜信仰，商人有汤祷，周人有社稷之祀，这些活动是凝聚部族邦国精神，增强部族邦国向心力，统一部族邦国信仰的文化标志。换句话说，也就是最早的封禅。由此可见“封禅”实是华夏民族精神家园里培育大一统国家精神的一个文化地标。相如的封禅书是第一次提出了把渊源甚古的封禅祭祀的活动和地标加以国家制度化的问题，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故而引起汉武帝的重视并加以践行。今天相如封禅书的原文已看不到了，但它应该是为大一统的文化中国的礼仪性信仰与祭拜制度的建立，做出的一个奠基性的贡献。

由此观之，相如其人在文化中国发展史上，尤其是在儒化中国发展史上，实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其特点，首先是以“润色王道”为己任，以通圣门儒术之经，为助推文化凝聚中国之用。相如可谓通经致用，擅长国家朝廷通略的大儒和通儒。其次才是文学方面的词赋之宗，应该摆正这两者的先后位置。

唐人称相如为“文伯”“雄伯”，正是从相如为儒宗这个层面说的。唐人张说曰：相如“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这个看法，正好说明相如作为“通儒”的文化个性特点。他是“润色王道，发挥圣门”“以古圣贤为法者”的儒之“文伯（霸）”“雄伯（霸）”，“绝后光前”（陈子良语）的“文雄”（李白语）和“通人”（《隋书》）。对这一特点，龙显昭先生等少数学者曾经指出过，但未引起学界重视。

二是相如大赋在文化中国经典上的地位问题。大赋能否与儒经同等看待，是否算得上以“文”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今天学者尚未触及而需要辨证的一个大问题。

重视“文章之盛”，是汉代的时代特征。前人曾多所论述：“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梁书·文学传·序》赞司马相如语），“孝武之后，雅尚诗文”（《周书》），汉以“文章为盛”，“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两都赋》）。正因此，汉代上自公卿，下至庶民皆通文章。韩愈说：“汉朝人莫不能文。”柳宗元说：汉朝“风雅益盛，自天子至公卿、大士、士、庶人咸通焉。四方之文章益烂然矣”。

汉代“文章”二字的内涵，首先是指汉大赋。这是因为汉赋为“骚之余”，是承袭诗骚发展起来的。《诗》是儒经的重要门类，诗教更是儒家礼教的核心。诗骚赋系统，发展到汉代才明确与六经训诂之学分途发展，成为两大系统。而汉赋则是“文章”系统即诗教系统的代表。这是其一。

大赋创作是一门专门学问，必须要通经和通文字，这是汉赋的基础学问。宋人晁说之曰：司马相如造诗赋，“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作大赋只通一经是不行的，必须具备“尔雅古字之学”与能会通五经各派经师讲论的“通经之学”这两个基本条件。这是其二。

“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相如赋为何能出人头地，是因为他“命意宏博，措词富丽，千状万汇，出有入无，气贯一篇，意归数语，此长卿所以大过人者也”（明·谢榛）。要有万卷才学，小学功夫，精于六书字学，知其源流从来，特别是儒术根柢，才会有作赋能力。有这样的基础，还要加上有统汇宇宙的千状万汇，控引天地的厚淳宏博，错综古今的出有入无，总揽人物的气贯胸次这样的“赋家之心”，即具有既宏且丽的浪漫想象力和原创力，才可能成就出汉代浪漫主义的赋圣司马相如。这是其三。

更重要的是，作赋还应有儒者的正气。宋人周紫芝认为相如赋的内在禀赋是：“大哉气之为用，虽上下与天地同流可也。”刘壎认为其“雄浑之气溢出翰墨外”。儒家的浩然正气是汉代的时代精神，它深深地浸润于汉代文章翰墨之中。除儒学以外，相如赋还特别融入了古蜀仙道之学的想象力，成为以羽化飞仙为特征的东汉天师道教在蜀创立的滥觞。相如赋体现了“浩然之气”毓秀大块和“列仙之儒”（相如《大人赋》）飞升想象的鲜明特点，这是其四。

因了上述四个条件，相如大赋的地位在历史上就被提升到了与“儒学六经”并行的“诗教文章”的崇高地位，故相如也被历代一些文人称为汉文章之祖：“长卿之于文章，实全蜀开创之祖。”（清人钱谦益）不仅是全蜀文章之祖，也是汉代整个圣门辞文之祖：其“辞文遂最一代”（明·尹台）。“后世文必称汉，言汉文之雄，必曰司马、扬、王。”（明·詹景风）“圣门论赋，相如为入室之雄。”（唐·卢照邻）

总起来看，相如大赋是汉代中国诗教文章的代表，具有儒学经典“兴废继绝，润色洪业”（班固《两都赋》）的作用，属于汉代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可登汉文大雅之堂。所以，不能把相如赋只看作单一学科的“词赋之祖”，而要从“汉文章经典之圣”的广视角度来给予肯定。

三是相如大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内核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地位问题。

相如论赋家之心是“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论赋家之迹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赋家之心与赋家之迹，构成相如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根基，开启了巴蜀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西蜀自古出文宗”的特色。以相如为榜样，他之后，从“汉代孔子”扬雄、唐代诗文革新先驱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千古第一文人苏轼、剑南诗家陆游、明代著述第一人杨升庵、清代性灵南宗张问陶、百科函海大家李调元，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皆“比肩相如”，始终坚守这一浪漫主义的古老传统与精神追求。它体现了司马相如凌万乘以峥嵘之气，贮千古以磊落之胸，洗宇宙以磅礴之神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总览天地人的大一统宇宙观。这是汉代雄阔宏伟盛世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这也是文化中国共同精神家园中坚守的情怀，是仰望星空、洗空宇宙的民族文化想象力的结晶。

四是相如通西南夷在民族融合、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作用问题。

“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史记·平准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举措对民族交融、开拓巴蜀的历史作用。西南夷有两支：一支是南夷，一支是西夷。相如开通西夷和南夷，不仅是地理中国的统一问题，更重要的价值是文化中国的认同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它促进了大中华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在推动文化中国认同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例如，开通南夷，促使夜郎文化与巴蜀文化交融。开通西夷则使冉、駹、邛、笮、徙、榆等族群进一步与蜀人融汇。所设冉、駹、邛、笮、徙、榆六都，就是文化认同与交融的体现。相如通西南夷的举措，统一和稳定了西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向中原文化凝心聚力，至今都还有深远的影响。

南怀瑾先生曾说：“立国之本是文化。”文化是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血脉，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文化中国的认同，是文化立国的历史过程，是大一统中华多民族国家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中国是养育历代知识精英的肥壤沃土，而历代知识精英则为文化中国的核心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本体、终极诉求和终极核心价值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这个层面观察，司马相如的浩然之气、浪漫之韵、大雅之声，在文化中国巨人的长廊里实占有一席不可磨灭的地位。尤其是在汉代，以文章教化为盛，儒家文明定型初曙，诗教和礼教第一次国家法典化的关键时期，司马相如是站在这个时代高度上的一颗闪亮的北辰之星，是汉代文章之盛的一个闪亮的文化路标。因此，对司马相如与文化中国的研究，正是我们应该取向的有关司马相如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谨献上述观点以求正。

注：本文是为邓郁章先生著《天下文宗司马相如》一书写的“序”。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