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假冒伪劣博弈

售假者相对于消费者具有信息优势，即消费者无法分辨正常商品与假冒伪劣商品，且与制售正常商品相比，售假收益为A，A＞0。对于消费者而言，因为无法区别假货和正品，所以其购买行为得到的收益都为B。不考虑监管，博弈矩阵如表14.2所示。

表14.2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博弈

通过该矩阵我们可以发现：

当B≥0，即消费者购买正常商品带来的效益大于或等于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期望收益时，消费者会选择购买商品。而对生产者而言，在这个条件下，制假是更优选。因此均衡就是（制假，购买）。这种条件下的均衡，解释了为何生产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具有制假售假的动力。

当B＜0，即消费者购买正常商品带来的效益小于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期望收益时，均衡就是（制假，不购买）。这种状态即是交易无法进行的状态，这种状态阐释了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到一定程度时，不再有人购买此类产品。

以上两种情况的分析还说明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只要消费者无法分辨出假冒伪劣产品，那么生产者一定会选择制假，真品会被“淘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又称为“格雷欣法则”。

接下来将引入监管。在这里，将监管分为两个步骤—举报与治理。举报是消费者与监督方的博弈，治理是监督方与生产者的博弈。

先讨论举报。由于只有先举报才会受理，因此此处是一个动态完全信息的一次性博弈，不存在不举报而受理的情况。假设消费者的举报成本为E，不举报的损失为C，举报被受理后的期望回报为D，监督方选择不受理的损益为0，受理举报的损益为P-S，P是收益，S是查处的成本（见表14.3）。

表14.3　消费者与监督方的博弈

由表14.3可得，当P-S＜0时，监督方收到举报后会采取不受理的策略，这就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地方保护主义会阻碍监管的正常运作。P-S＜0表示对于监督方而言，受理可能获得的奖励P小于受理可能带来的损失S，如给本地企业带来的损失，或者监督方认为监管可能会对GDP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政绩考核等。对于消费者而言，-E-C＜-C，因此当消费发现监督方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而不作为的时候，就不会采取举报的策略。由此也可以看出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因为这最终会使消费者采取拒绝与监督方合作的态度，使监管体系失灵。例如在高端白酒市场，地方保护主义依然严重，行业准入门槛较低、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给贵州茅台和五粮液等公司产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当P-S＞0时，监督方收到举报后会采取受理的策略；当举报的期望收益D-C＞0时，则消费者会选择举报的策略，均衡结果是（举报，受理）。

而当举报成本E过高，使得D-E＜-C时，也会使消费者采取不举报的策略，进而依然会使监管体系无法运作。此处证明了过高的举报成本也是假冒伪劣泛滥的原因之一。

然后接着讨论治理过程。假设A为生产者的制假收益，F为生产者制假被抓的成本，P为监督方的治理奖励，而S为监督方的治理成本（见表14.4）。

表14.4　生产者与监督方的博弈

当P-S＜0时，不治理成了监督方的优势策略，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制假、不治理），即再次出现上文所说的地方保护主义生效的情况，监督方选择不作为，与制假者合作，监管失灵。

当A-F＞0，即制假收益高于被查成本时，制假便成了生产者的优势策略，无论监督方是否进行治理（这取决于P与S的关系），生产者总是会采取制假的策略。这就出现了监管失效的情况。

当P-S＞0且A-F＜0时，该博弈就成了一个混合博弈。

假设生产者制假的概率为m，则不制假的概率为（1-m）；监督方治理的概率为n，则其不治理的概率为（1-n）。

将其带入原矩阵，可得双方的期望收益K，V分别为：

K＝mn（A-F）+m（1-n）A

V＝mn（P-S）-（1-m）nS

则两者取极值的条件为：

求得：

从上面二个公式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在A和P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违法成本F越大，监督方治理的概率n越小，政府的治理成本S越小，企业制假的概率m也越小。

（2）当S不变，提高监督方的治理奖励P也能降低企业制假的概率m，所以某些地方政府对监督方给予一定比例的罚没款奖励还是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能够顺利进行，假冒伪劣商品虽然不能得到杜绝，但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消费者与生产者如果在假冒伪劣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存在合谋，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依然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单次博弈开始讨论。在此，由于某种原因，生产者对于消费者没有信息优势，比如生产者非常诚实地告诉消费者你买到的将是假冒伪劣商品。博弈矩阵体现为表14.5。

表14.5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谋博弈

A依然表示生产者制假售假的收益，B表示消费者购买正常商品的收益，而B2表示消费者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的收益。

由于生产者已经告诉消费者销售的是假冒伪劣商品，因此制假就变为其唯一的策略。讨论消费者的策略时，我们必须对B与B2进行比较。定义B与B2是单位货币上能提供的效用，由于很多正常商品的价格构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形资产的费用，比如品牌价值、知识产权等，而假冒伪劣商品的成本构成中并不需要考虑这些，因此假冒伪劣商品的价格远低于正常商品，因此B2＞B。所以，购买就会成为消费者的优势策略，（制假，购买）就会成为该博弈的均衡。这就对合谋情况下的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进行了解释。

当然，有一部分假冒伪劣商品的质量过于低劣，使得B2＜B，那么，消费者就不会选择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谋失败。在之后的博弈中，生产者就不会选择告诉消费者自己正在制假售假，这就回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同样，接着考虑举报。这依然是一个动态博弈，博弈表达式如表14.6所示。

表14.6　消费者与生产者合谋后与监督方的博弈

在合谋的情况下，由于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是预期之中的结果，并且是因为其可以给消费者本身带来效益才购买的，因此不举报的收益C为正。显然，只有当D-E＞C时，消费者才会选择举报。由于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博弈中，很容易形成重复博弈的情况，即消费者之后会多次地找生产者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因此理论上C＝∑B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C是无穷大的。因此，消费者举报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在现实中，监督方可以将举报奖励提到很高，以刺激群众举报的方式来打击假冒伪劣（理论上只要高于某个消费者的C即可），但是举报奖励事实上是不可能很高的，因为其不可能高于监督方绕开消费者举报的环节进行主动监督的成本。因此，在合谋的这一情况下，很难通过消费者的举报来启动整个监管程序。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能够启动监管程序，即通过利益受损的生产正常商品厂家的举报。启动该举报程序的条件依然为D-E＞-C。一般情况下，正常商品的生产者都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而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因此这就决定了正常商品生产者举报后可能获得的赔付D相对于其所需投入的调查费用以及时间、精力等举报成本E来说会非常小，这就决定了只有在它受到的损失C非常大的情况下，才会采取举报的策略。例如，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坚持做好茅台酒及系列产品的打假保知维权，加强与执法部门和各地整规办的沟通与配合，加大打假力度。

由于D-E是一个较大的负值，因此假冒伪劣现象并不能通过正常商品生产者的举报得到杜绝。当正常商品生产者停止举报后，新的假冒伪劣生产者又会不断出现，使C变大，直至重新启动举报程序。实质上，正常商品生产者与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之间处于一种动态均衡的状态，市场份额也由此被划分。

在正常商品生产者所启动的举报监督程序中，监管确实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假冒伪劣现象依然不会消失。

最后讨论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与监督者的博弈（见表14.7）。

表14.7　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与监督者的博弈

依据前面的分析，监督方是否采取治理的策略取决于P与S的大小。

当P-S＜0时，不治理便成了监督方的优势策略。前文对该种状况的一种解释是地方保护主义，使得P值较小。

在不考虑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即默认P不变，讨论是否会出现监督方不作为的情况。那么，此处如果出现该情况，就是由于S过大造成的。

在消费者与生产者合谋的情况下，消费者大都采取了不举报的策略，这就表示消费者不愿意承担一部分的治理成本，即举报成本E。定义治理的总成本S'＝∑E＋S，S为监督方接到举报进行监管的成本。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合谋的情况下，监督方的治理成本增加了，增加值为∑E。这就有可能使得监督方由于监管成本过高而放弃监管。当然举报成本也可以由正常商品的生产者承担，这就回到了上文中关于正常商品生产者是否会举报的讨论。

本节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讨论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原因，认为可能由于以下几种原因导致监管失灵，假冒伪劣商品泛滥：

（1）消费者举报成本过高，使得监管程序无法启动。

（2）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监督方认为监管无利可图。

（3）当出现合谋的情况时，消费者没有举报的动力。

（4）违法成本过低，总是会有生产者选择制假策略。

（5）治理成本过高，迫使监管方放弃监管。

考考你

结合你以往上学与听课的相关经历，构建一个老师和学生之间“逃课与点名”的博弈模型，并通过设定不同的模型参数来分别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几种均衡结果：

（1）老师每次点名，学生每次不逃课；

（2）老师每次不点名，学生每次不逃课；

（3）老师有时候点名，学生有时候逃课；

（4）老师每次不点名，学生每次逃课。

分别计算老师点名和学生逃课的概率。

轻松一刻

以往有贪官被抓，人们归因为“贪”；当今有贪官被抓，人们归因为“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