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才德的民主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多方》,文中提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孔氏传》将其解释为:“乃惟成汤,能用汝众方之贤,大代夏政,为天下民主。”这里的“作民主”或“为天下民主”的确是为民作主之意,但不能由此判定中国古代思想中就不存在民主性的成分。综合考虑《尚书》中突出强调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上述整句话的意思应理解为:“夏桀无道,大失四方人心；惟有成汤,能用四方之贤,深得民心,所以灭掉夏朝,取而代之,作天下之民主。”^[22]一方面,它强调政权更替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明确地蕴涵着“民作主”的意思。正因为存在“民作主”的前提与基础,才有成汤替代夏“作民主”的结果。因此,这里的“作民主”,只是在治权更替意义上从人民那里获得了权力地位,不意味着剥夺了人民的主权地位。因此,中国古代为民作主的思想与一切以民意为皈依的政治要求不相矛盾。当然,这与近代以来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统治的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它强调只有具备更高才德、能够为民尽职的贤良之士,才能得到民众认可并获得政治权力,以制定并执行得民心的政策,并且民众具有对他们的权力进行更替的力量,这是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民众在政治上尊重才德的自主选择。中国古代在政治上尊重才德的思想,同样包含着一些民主性的因素。

一、以才德为资格的开放政治

自古以来,为政者必须先修身正己,具备道德禀赋,才能拥有为政治国的资质与权威。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尊重和依赖具备比自己更高才德的人,而不是更高社会(阶级)地位或拥有武力、财力的人。“故自武帝以来,中国政府之组成,既不在于贵族,亦不出于军人,而为一种建立于民众信托之上之‘文治政府’。盖操之于非宗教、非封建、非专制、非商业资本之另一中层阶级之手。此即后世之所谓‘乡绅’与‘读书人’,此即封建时代所谓‘士’者之化身。”^[23]由于才德与从政的资格直接相关,摒弃了出身因素的影响,这代表了一种向天下开放公职的民主思想。

二、以信任为基础的信托政治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小国寡民的国度,在广土众民的环境中国民了解政事不易,加之普通人缺乏进行政治判断的见识、智慧与经验,实行完全由国民直接操控的政治模式是不现实的。故而,需要将政事间接委托于那些强干而道德上无瑕疵的贤良之士。在《孟子·万章上》中,孟子以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指出他们之间的权力交接都是“民受之”、“民从之”的结果。正是由于古代民众对经公开公平考试录用的知识精英高度的信任与尊重,民众才愿意给予他们更多的决策权力。在主流儒家学者的阐释中,投身公职一直被中国民众视为生活的最高价值所在。尽管中国的“士治”不同于西方的“民治”,但在一定限度上弥补了由君主世袭带来的政治弊病。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依据儒家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以儒家意识形态论证政治管理目标与方式的合法性、评价官员行为的道德水准。领导权必须由有道德的儒生来掌握,他们在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普通民众。这种儒学遗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易于树立权威人士或贤明之士的高尚地位。统治者希望人们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好人”是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的唯一保障,人们将明智的决策、公正的判断寄托于具有优良个人素质的官员身上。因而,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对掌权者的制约更多的是依靠自我约束或体制内的制约。执政者的道德自律,作为中国重要的政治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三、以尽职为前提的责任政治

孔子将官吏向君主直言视为是官吏的责任和义务。“孔子设想饱学之士不论其原来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权告诉统治者应该怎样做,如何管理政府。因此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这基本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对世袭统治权力提出了明确的挑战。”^[24]“按照有良好品行和德政这些古代原则培养出的有道德的儒生应该来指导并治理社会。他们有责任将公共事务置于私人利益之上,正直地规劝天子,甚至个人甘冒风险。”^[25]孔子认为:无论君臣,都各有职分与责任。这里强调的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谁能够为民担责,谁才能为民作主。因此,中国政治重教育,重考选,以确保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在《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提出了“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思想,表明如果君主与官吏治理不好国家,不以民众的意志为皈依,背信弃义就会遭到民众的唾弃甚至诛杀。

四、以德性为制衡的限权政治

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要靠“德”来体现,统治者不仅要通过“明明德”来提升自己的德性,而且要以自己的道德实践来说服人们。德治要求尊重和实践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李泽厚先生认为:“儒家的‘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26]这种心理模式对掌权者形成了对权力的内在防范机制。“仁”对于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权力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仁道强调应当要在君臣、君民之间相互信任和尊重。赫尔伯特·芬伽莱在其富有开创性的论著《孔子——以风俗为神圣》中将仁道理解为通过“礼所规定的各种具体形式表达出来的互相信任和尊重”^[27]。具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对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形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杜维明先生认为:“如果我们严格地把握儒家传统中自我修养的中心意思,父子关系的支配性原则就是一种互惠的,而不是使一方屈从另一方的原则。儿子所以要孝顺,不仅是为了对父亲的尊重,而且也是在实现作为父亲的自我理想的需要；”^[28]“依据互惠的原则,父亲就应当有父亲的形象,这样,儿子才能以一种最适合自我认同的方式去实现父亲的自我理想。儿子的孝被认为是对父亲慈祥的反响,父亲在期望儿子热爱和尊敬之前,必须为儿子树立起爱人和值得尊敬的榜样；”^[29]“虽把同父亲的关系当成绝对的纽带,但我们并不服从他们的专横统治。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父亲,我们必须以天性、良心作为导引。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为了自我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才把父亲尊为我们永远追求的有意义生活的源泉。这样,在我们同父亲的关系有‘创造性忠诚’的意义,即为了创造我们社会的善的生活,我们都参与进一种共同的冒险之中。”^[30]儿子的孝是通过父亲的慈得到回报的,臣的忠是通过君的圣明公正得到回报的。(二)仁道强调真正的仁者无邪恶之心。杜维明先生不能苟同“仁的概念是模糊的”这一看法。他认为:“仁者不能容忍邪恶,是因为他对别人无邪恶之心；他的憎恶能力因而也就真实地表明了他心中容不得憎恨。”^[31](三)仁道强调自我驾驭是仁的关键。发现缺点是知仁的一种方式。制驭克服道德和精神上的“忧惧”的唯一办法,就是经常“内省”。^[32]孔子坚持君主首要的责任是树立一个合乎道德的品行优良的适当的榜样。他提出,政治成功的真正标准不是权力,而应是统治者具有美德,被统治者感到满意。^[33]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会以德性的名义对统治者提出“君明”、“臣贤”、“官清”等政治要求,以抗衡政府的专制。杜维明先生指出:德性观念的重要性在于,既然“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统治者能够长治久安的保证就不在于其事先的命令,而必须要靠其令人满意的政绩。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贵族清除不正义的帝国王室的权利、帝国皇帝取代不合位的君主之权利,以及官僚劝谏怠位的统治者之权利,都是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赋予的。这信念就是,政治领袖主要靠道德说服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格,一个王朝的变革性权力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伦理品质。^[34]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在中国古代,当一个政府腐败了,人们总是渴望会产生一个“好人政府”。上述现象都是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种种表现。中国古代统治者不敢轻易侵犯民众也可能是出于对鬼神的一种心理敬畏。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指出:中国并不缺少关于鬼神的道义资格,相反,我们已经看到,同埃及一样,非理性的司法建立在汉朝统治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牢固信仰的基础之上:被压迫者的呼叫会招鬼神来复仇,特别是同那那些逼人自杀、逼人忧苦、绝望而死的人复仇。这是官僚制与诉苦权在天上的理想化的投影,同样以这种信仰为基础,陪伴受害者那怒吼的民众的(真正的或所谓的被压迫者的陪伴)巨大力量,能迫使任何当官的让步,特别是在歇斯底里的群众要自杀的危险形势下。一个官大人打死了他家厨房里打下手的小子,迫于民众的压力,他被处以死刑(1882年):有这种功能的鬼神信仰是中国唯一的,但是,却又是十分有效的正式的民众大宪章。不过,鬼神也监护各种形式的契约。它们拒绝监护强制性的或不义的契约。^[35]杜维明先生也指出:董仲舒“建构了一套神学,或者说是带有儒家特色的神学,其目的不是为专制政治找借口,而是为了限制专制政体。所谓限制专制政体是说连做皇帝的也要对天有很大的畏惧感。因为如果皇帝做得不好,会受到老天爷的惩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对王权进行一种神学的批判。自《尚书》以来的老传统即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把天的意愿和人民的要求配合起来了。如果上天出现一些恶兆,则皇帝必须下诏罪己,所以皇帝要畏天。”^[36]“政权的势力常常受到道德和其他力量的影响,它的运作不能总靠自己的意愿。”^[37]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用干部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经过9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党内聚焦了一大批先进分子与优秀人才,他们在实现国家统一、建设现代化、促进人民团结、保持社会安定、健全法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正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在政治上尊重才德的理念才能依然在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并且渗透于党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之中。

中国共产党把健全与扩大党内民主置于重要地位。首先,是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许多党员在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中担负着领导工作,执掌着重要权力。因此,党内民主状况的好坏,都会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38]。其次,“在中国所有的政党中,还从来没有任何政党像共产党那样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这个最大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告诉我们,执政党的民主建设将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兴衰成败。”^[39]第三,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引领作用,党内的民主风气将会对推进人民民主产生促进作用,即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还有助于解决权力交接问题、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现象的出现。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宋鲁郑认为:“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竞争而是政治制度。西方赢得冷战之后,其制度对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垄断达到空前,而这也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基础。然而,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国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却陷入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中。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处于危机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渡过难关,而中国却在这一点上对西方客观上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于是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而中共十八大使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40]

尊重才德的理念不仅贯穿于党内民主建设,而且还体现在我国的协商民主领域。由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41]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人士诚恳地说道:“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