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旅沪同乡团体述略

福建旅沪同乡团体述略⁽¹⁾

近年来，学术界对上海同乡团体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广东帮与后来居上的苏、浙两帮，而对同样在上海近代化中影响颇多的福建旅沪同乡团体往往一笔扫过，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福建人在上海的踪迹可追溯到宋代。开埠前，福建帮与广东帮同为上海移民中强盛骁勇的劲旅。闽乡文化因此在上海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本文根据上海档案馆、图书馆从未认真利用的一些档案资料，对福建旅沪同乡团体在上海近代发展中的活动轨迹作一勾勒与评述，以期能对近现代城市发展中移民问题研究有些启示。

一、会馆与同乡会长期共存

最早出现的福建旅沪同乡团体，当属福建商人集资公立的会馆——泉漳会馆，碑刻记载成立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²⁾而在泉漳后人回忆文章里，则可上溯至明末清初。不过，仅以1757年而言，也是沪上会馆中名列前茅的。在民国以前，福建旅沪同乡团体以会馆、公所为主，并且两者往往相通，即会馆、公所具有地缘与业缘的一致性。有资料可考的福建旅沪会馆、公所有：

（1）泉漳会馆，1757年由泉漳两属商号船主集资所建，馆址在小东门外咸瓜街。（2）建汀会馆，清嘉庆初年，由建宁、汀州纸棕业商人所建。（3）三山公所，同治初年，由福州、建宁果橘业商人创建，馆址在今福州路云南路口。（4）三山会馆，自三山公所析出，闽南寿果福橘业商人组成，最初选址里仓桥，1909年重建馆舍，其址位于今南市半淞园路。（5）南市糖业公所，又称花糠洋货公所，道光元年，由汀、泉、漳花糖洋货业商人所创，其址在今豫园内的点春堂。（6）桂圆公所，清乾隆年间，由闽籍桂圆、黑枣商人建立，馆址在典当弄。其余尚有海味公所、晋惠公馆等，但资料不甚周详。

在福建商人所建的会馆、公所中尤以泉漳会馆最具代表性，创建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完备，延续时间最长，留下资料也最多。直到1947年，尚有73幢房屋、一所仓库和5块空地具有租金收益，⁽³⁾这是沪上馆相形见绌的。

进入民国以后，上海又出现了另一类同乡团体——同乡会。上海之有同乡会，是在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以后的苏浙人群中。福建的旅沪同乡会与其他省相比较，成立的时间相对较晚。其中闽南旅沪同乡会（有时亦称福建旅沪同乡会）成立时间为1921年。⁽⁴⁾这一同乡会是民国时期成立时间较早、活动比较频繁的福建旅沪同乡团体之一，每年都在泉漳会馆召开会员大会，并登报启示。他们也常常在《申报》上代表福建旅沪移民发表一些意见。

整个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同乡会性质的福建旅沪团体，主要有：（1）闽南旅沪同乡会，1921年成立，会址就设在咸瓜街泉漳会馆内。（2）旅沪福建同乡会，宋渊源发起成立于1946年10月，参加者约3000人，主要是福建林森、莆田籍，会址在福州路三山会馆内。（3）莆仙旅沪同乡会，1946年6月成立，发起人为王屏南，以莆田、仙游籍为主，会址在中正中路浦厦大楼。（4）惠安旅沪同乡会，1947年4月，由庄怡生发起组织，参加者约200人，都属惠安籍，会址在民国路121号。（5）龙岩旅沪同乡会，1933年10月，由苏福畴发起成立，100人左右，皆为龙岩籍。会址在淡水路兴安路68号。（6）仙游旅沪同乡会，1948年9月，由林％发起成立，参加者约300人，仙游籍，会址设在复兴东路兴安会馆内。20世纪20年代，尚有一些团体时起时伏，如福建协会、新福建同志会、旅沪福建学生会、旅沪福建各界联合会、旅沪全闽公会、上海各校福建同乡会联合会等等。虽然福建在上海的地缘性团体及地缘兼业缘性团体没有苏、浙、粤三省多，但在上海各省籍移民中仍可列为第四位。

从民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旅沪福建同乡团体中出现了一些与所有旅沪同乡团体相比较带有普遍性的状况：

首先，会馆继续发展，但由于各种因素，组织机构渐趋式微，而同乡会的崛起却如雨后春笋。同乡会容纳了比会馆多得多的阶层，普遍受到欢迎，但由于经费原因，它的慈善、救助同乡的事业却不如会馆，有的组织机构也时断时续、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也有会馆为了重振雄风，组织形式向同乡会靠拢，如泉漳会馆和三山福宁会馆先后将董事制改成理事制；或者同一地域的会馆、同乡会并行不悖，互不相扰，如晋惠会馆与惠安旅沪同乡会。

其次，同乡团体组织中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即有些同乡会将会馆作为会址，如闽南旅沪同乡会将泉漳会馆、三山福宁会馆作为会址等。众多资料比较还发现，一些商界或政界头面人士往往既是同乡会的重要组织者，又参加会馆的一些重要活动，或者同时发起参与两个同乡会。比较突出的，早期有苏升，建汀会馆创始人，同时又是花糖洋行公所重要骨干。民国以后，中南橡胶厂总经理庄怡生、陈友三等既是惠安旅沪同乡会的领衔发起人，⁽⁵⁾又是泉漳会馆重建“敦叙堂”建筑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庄怡生还是泉漳会馆理事。⁽⁶⁾林％，既是莆仙旅沪同乡会三名领衔发起人之一，又是仙游旅沪同乡会的发起人。⁽⁷⁾苏福畴，龙岩旅沪同乡会主席，同时又是福建旅沪同乡会理事、救济委员会委员。⁽⁸⁾江一南，福建旅沪同乡会理事长，又是三山果橘会馆董事。⁽⁹⁾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与此同时，会馆与同乡会在组织形式、成员的职业构成、经费来源等诸多方面仍存在较多差异。会馆、公所在很长时间里采取董事制，往往是商号首脑交纳一定的金银或厘金，成为会董，再在会董中选出董事长，董事长任期并不限制，会馆的实权一般掌握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富商会董手中。而同乡会的组织形式完全体现了近代自治团体的许多特征。采取会员制，每年开会员大会，选出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长任职有一定的期限。进入民国后，在近代民主制度的影响下，福建会馆的组织形式有所变化。如泉漳会馆采取了理事制，“设理事及监事，由全体会员大会用记名式投票选举之”。“理事及监事任期限各一年，期满全体改选，连选得连任，但正副理事长不得连任原职四次。”⁽¹⁰⁾这也是旅沪福建会馆能与同乡会并行不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会员职业构成方面：会馆、公所一般不接纳个人，它的成员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号和公司。泉漳会馆1947年会员名单显示，团体会员共72个，其中银行3家，占总数的4.16％；商行与公司64家，占总数的88.88％；工厂5家，占总数的6.94％。显然，商业性公司和商行占绝大多数，其中有些公司规模可观。⁽¹¹⁾三山会馆则以果橘商行成员为主。

同乡会的职业构成就复杂得多。我们从莆仙、惠安、龙岩、仙游等同乡会的会员名册中可知，它已容纳了民国时期的各个阶层的许多职业：诸如商人、教师、学者、官员、军人、医生、律师、学生、工人、职员，甚至家庭主妇。⁽¹²⁾总之，成员是大众化了。其中1921年成立的福建旅沪同乡会比较特别，从1928年的一份干事名单中可以发现，旅沪福建同乡会是以属地推选干事的。⁽¹³⁾第八届常年大会还因“各属有会员人数增多”，表决通过了增加干事若干名的建议。尽管如此，其成员都代表个人，容纳的社会阶层也比较多。

在经费来源方面：会馆、公所更多地采取抽厘、捐赠、房产租金等方式，收入比较稳定。同乡会采用交纳会费为主要方式。凡参加者都需交纳会费，会费分普通捐和特别捐两种，数额不一，一般是法币万元左右。同时还有月捐和量力而行的临时捐。当然同乡会也鼓励捐赠。从1947年惠安旅沪同乡会的经费收支概况表可知，捐赠仍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会员的职业阶层构成不同，在经费的稳定性和充裕性方面，同乡会略逊于会馆、公所。与此问题有关联的是，同乡会的慈善公益活动和同乡联谊等活动，在规模与质量方面也比会馆、公所逊色。我们可从泉漳会馆和惠安旅沪同乡会1947年的活动内容中，完全感受到这种不同。1947年泉漳会馆大事年表显示：泉漳会馆在经历了战争的重创后，仍具相当的活力和社会活动能力。⁽¹⁴⁾会馆一年召开了12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平均每月1次，全体会员大会2次，并继续征集同乡登记入会，说明它的组织机构稳定，而且在有序地发展；一年中举办了2次规模较大的聚餐会，并对会馆设施进行装修、筹划开辟新公墓等，显示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对涉及18家公司的纠纷案调解成功，还就暨南大学处分同乡子弟事宜发表意见，凸现出会馆在同乡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然而根据惠安旅沪同乡会1947年工作报告所列事项，⁽¹⁵⁾惠安同乡会对家乡的教育、卫生、行政机构所给予的关注比较多一点，且多是代为筹措资金，即使是捐赠，往往规模并不大。不过1921年成立的闽南旅沪同乡会，在40年代以前，还是有着相当的规模的，这与其组织机构中汇集着众多商人、著名人士有关。它也是福建同乡会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团体。

二、福建旅沪同乡团体的参政活动

旅沪福建同乡团体都比较具有参政意识和爱国热情。尽管会馆、公所或是同乡会的章程中一般都不涉及政治，其宗旨不外乎“联络同乡感情，共谋生产事业之发展，团结互爱精神，巩固生命财产之安全”、“敦睦同乡新谊，发挥互助精神”、“集合同乡力量，促进家乡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共谋同乡之福利”等等，⁽¹⁶⁾但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们都不袖手旁观，尤其是涉及桑梓安危，他们必然大声疾呼或采取行动。在整个近现代史上，有几次重大事件，福建旅沪团体在其中的作用是比较显著和值得称道的。

首先是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¹⁷⁾其主要首领之一李仙云，公开身份便是上海兴安泉漳会馆董事，在福建旅沪移民中颇具威望。起义爆发后，广帮首领刘丽川据原上海县学宫为指挥部，而福建帮首领陈阿林则以“点春堂”为指挥部。“点春堂”为花糖洋行公所的会址，显然，花糖洋货公所也卷入其中。

1905年，泉漳会馆会董曾铸在上海发动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权利的斗争，一度产生很大影响。曾铸（1849—1908），号少卿，福建同安人，航运商业资本家出生，1901年在上海贩运南洋大米进口，获厚利。1907年投资镇江造纸厂和江西瓷业公司，他也曾发起上海商团公会。

1911年12月，辛亥革命发生后，泉漳会馆先是“捐助军需五千元”，续而“又邀集公议房租助饷事，均极赞成。议决以三个月租金移助饷需，”更为可贵的是，泉漳会馆还“函致南洋各埠劝募”。⁽¹⁸⁾

进入民国以后，有些旅沪福建移民团体，正是在一些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中成立。1919年11月底，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福建省也积极响应，日本人在福州大肆殴捕、枪伤学生，引起全国愤怒，上海35校闽籍学生300余人，在西门江苏省教育会成立：“旅沪福建学生会”。其《宣言》曰：“……悲国势之如斯，千里负笈，本欲求学为国，苟学成而无国夫复何为？是以不得不联合在沪同学结为大团体，踪各界之后尘，为人民之自决，本互助之精神，拯国家于颠覆，并示彼人以吾民之坚决，庶稍有所顾忌……”该会并在华界举行游行，分发传单。⁽¹⁹⁾12月，“旅沪福建各界联合会”成立。宣布“集合所有旅沪福建各属各界同乡人士为一大团体，以资联络。”⁽²⁰⁾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新福建同志会”成立，其目标是“联络海内外福建各界同志，贯彻主张，谋桑梓之革新及建设”。该会会员，不断回省宣传，“颇得良效”。⁽²¹⁾

北伐战争开始后，旅沪福建移民又组织了“旅沪全闽公会”、“上海各校福建同乡联合会”等等，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

福建旅沪团体普遍都非常关心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福建省内如有些许社会波动，旅沪福建团体便会发表意见并有所举动。《申报》上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笔者曾做统计，仅1919年—1925年七年中，⁽²²⁾每年都有福建旅沪同乡团体就涉及福建安危的一些事件积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从1947年惠安旅沪同乡会一年工作概览中也可发现，它所总结的八项工作成果，其中有六项是为家乡服务的。⁽²³⁾

抗战期间，泉漳会馆在帮助、救济同乡难民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自抗战爆发后，泉漳会馆成员与上海市民一起，积极支援前线，他们准备了饼干、罐头、面包和水果等慰劳品，送往北站驻军处进行慰问。同时在中学中组织学生及同乡青年，成立救护队，雇车开往前线，进行战地救护。因福建旅沪移民多居住在闸北及其他火线地区，受到战事波及，一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不少。会馆因此组织了泉漳同乡救济会，在老北门中汇大楼租了间办公室作办事处，专事救济直接或间接受战争影响的同乡。救济会在法租界租屋，收容无家可归的同乡，供应食宿，一日三餐，一干二稀。对非战区逃亡者亦一视同仁。仅三日，便收容了约500余人。数月后，为同乡前途生活及会馆未来事业考虑，宣布包船送同乡回籍谋生。一周内自愿登记者600余人，最后会馆包租了太古公司的济南轮，将他们送到了厦门。

1939年，福建旅沪同乡会也成立了救济委员会，会址初设静安别墅121号，后因地点较偏，商借三山会馆大殿背后房屋一部分为办公之用。救济委员会还制定简章、贷款规则，发布募捐启示，邀请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名誉会长，其中有：虞洽卿、李登辉、施肇基、颜惠庆、萨镇冰、陈嘉庚、陈绍宽等。除名誉会长中个别人氏非闽籍外，其余大都为闽籍名人或工商界巨富。他们部分地承担了由于战乱政府所不能顾及的事由，为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一年时间内筹募捐款18870.71元，并将165个闽籍食宿无依者送入难民收容所，送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附设第一医院免费医治的有22人，资遣回籍并给予数元至数十元补助80人，小本贷款85人，分发棉衣31套，发给穷苦同乡米票1250张（每张米票值白米二升）。⁽²⁴⁾

三、福建旅沪同乡团体的特点

综观福建旅沪同乡团体，其在上海众多旅沪同乡团体中具有一些自身的显著特征。

第一，福建旅沪同乡团体数量较多，且从未形成通省的组织。无论是明清时期的会馆、公所，还是民国以后的同乡会，一般都是以两、三县同乡同业人士，或只是同邑同乡组成。泉漳会馆尽管在1939年的章程中，明确指出，闽南、晋江等27个县所设商行都有资格加入，但事实上还是以泉漳两县占多数。1946年，在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登记的旅沪福建同乡会，尽管也容纳了林森、莆田等13县人士，但仍然以林森人占绝大多数，其次是莆田人。1919年12月，在五四运动的余波，发生过一次旅沪闽人各界团体的联合行动，组织“旅沪福建各界联合会”，目的是“以资联络，一方面既可打破向来府界畛域之见，一方面复可以公共之意力对于旅沪福建工商业上及教育上有所补助，以求其发展。”⁽²⁵⁾但不久就了无信息。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因素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其深沉的原因在于传统家族制度的影响。福建省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完善的地区。这与福建区域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福建的早期开发与中原民族的迁徒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社会动荡、交通不便，先民们入闽，往往是整乡、整族地进行，以加强相互的扶持，这时巩固地缘和血缘关系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必要。直到晚清，福建社会的乡族势力仍然十分强盛，人们往往聚族而居，一村一姓，每姓有宗族祠堂，年年要祭祀祈祷，宴请同族，这种乡族观念的因袭，在福建商帮身上体现尤剧，福建整族、整乡为商的习俗相当普遍，明清两代的福建商帮就其整体而言，是以海商为主体，而就其内部而言又分成许多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局部商帮。如：漳州商人、泉州商人、兴化商人、龙岩商人、汀州商人和建宁商人等，他们一般都形成自己的组织，并有着自己的活动方式。这种历史的因袭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以惠安旅沪同乡会为例，领衔发起人是中南橡胶厂的经理庄怡生，在会员名册中，庄姓竟有23名，近半数为中南橡胶厂员工。

（二）就福建商帮而言，尽管成分复杂，但其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由地主、农民转化而来，他们始终与农村、乡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着农民勤劳、刻苦的天性，也保留了农民狭隘、地域和乡土观念浓重等弱点。这些弱点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割据性。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需要维护，但与生俱来的弱点又很难使他们同心协力。

（三）方言的复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南方是方言众多复杂的区域，而其中尤以福建省为最，不仅方言多且差异也大。单以福州、闽南两大语系为例，它们在不同的府县仍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另外还有闽东一带、兴化地区及闽西客家语等都比较复杂。语言上的隔阂，增加了流落在外的福建人相互间沟通的难度。

（四）旅沪福建商人因地域不同，所经营的商业也有很大区别。如沿海厦泉漳地区船商较多；闽西森林区域较大，人们多从事木材、纸棕业；闽南则果橘业较发达。民国以后几个主要的同乡会亦以经商者占主要地位。不同的区域造就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行业反过来又加剧了区域的隔阂，造成福建旅沪移民通省会馆、同乡会难于形成。

（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祖祖辈辈向外开拓的过程中，福建人的个性也比较突出：重气节、自尊心强、好胜好斗。这些个性绝对有助于福建人在一个个陌生地域生存、拓展。但是，太重气节，就缺少了些许委曲求全的协作精神；自尊心强、好胜，人皆有之，但与好斗相结合，使闽南人的性格中又多了些互争雄长、互相排挤、互不信服的缺点，这也是福建旅沪移民缺少通省组织的原因之一。

第二，旅沪福建会馆、公所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同乡同业组织，同时它所公立的建筑又类似庙宇，祭祀神偶的情结比较重。供奉、祭祀神偶几乎是所有会馆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之一，但由于福建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海商或渡海而来经商者为主，生命与事业很大程度上系于变幻莫测的大海，于是尤其看重对海神的顶礼膜拜。王韬《瀛壖杂志》卷二记载：闽人所建的天妃宫，“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以庆祝航海的顺利与商业的兴隆。邹弢《游沪笔记》也载：“天后诞，粤闽各商及海舶皆演剧伸敬”，⁽²⁶⁾其祭祀天后的情景可想而知。这一重要功能从某种程度上为会馆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保证。

天后的传说起源于闽乡。据说这位女神生前是福建省莆田县林姓第六个女儿，得神道点拨，在家乡附近的湄州岛羽化成仙，当地渔民或海运船只在海上作业时，经常看到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手持红灯给迷航的船只领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被皇帝敕封为神并受赐“顺济”庙号，此为民间奉祀之始。以后不断被历代皇帝加封，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除原有的称号外，又加封“天后圣母”，列祀典，这就是天后的来源，她成了航海女神（即妈祖）。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天后宫，是福建船商所建，地点最初“相当于后来小东门外的面浦地方”。⁽²⁷⁾

上海的福建会馆、公所都有供奉天后的殿堂，故有时闽人会馆常被称作“天后宫”。泉漳会馆对神偶的供奉很能代表一般旅沪福建移民宗教心态。泉漳会馆是前殿供天后，因“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这是最有关于他们的主体存在。第二进大殿供关帝，其意义在于：“吾邑人聚首一堂，而情本桑梓，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²⁸⁾泉漳别墅则供奉观音，“以护幽灵，而资普济”。既有寄柩又有义冢，观音大慈大悲，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

大多数福建会馆建筑都很精致，其结构造型既带有福建民居的风格，又类似于庙宇建筑。《瀛壖杂志》卷二记载：“上海有闽粤会馆六、七处，类多弘敞壮丽……”他笔下的点春堂“园亭轩敞，花木阴翳，虚栏对引，泉水滢洄。精庐数楹，流连不尽”。⁽²⁹⁾上海留存的唯一完整的会馆建筑三山会馆，在经历了近百年的人世沧桑，仍不失其华贵精巧，这一方面体现出福建商人商业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福建商人对会馆捐赠的慷慨异常，他们往往不惜巨资修缮馆舍，这种热情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神偶的供奉，这种宗教情感与实际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赠还愿。这样不仅使福建会馆一般都富丽堂皇，而且经费往往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进入民国后，还能与同乡会并驾齐驱，甚至在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的会馆都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第三，福建旅沪同乡团体从事商业的会员代表占多数，企业及企业家代表较少，银行更少。泉漳会馆是福建会馆中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所，从道光和咸丰年间留下的碑刻中可以发现，它的会员基本上是商号和船主，从事贩运和销售。泉漳会馆1947年的团体会员名单也显示，在72个团体会员中，商行和商业会司就占了64家，工厂只有5家，银行3家。三山公所与沪南三山果橘会馆则基本上都是些从事贩运福建果橘业的商人乃至果农。同乡会诞生后，容纳的阶层大大增加，旅沪福建同乡会及莆仙、龙岩、仙游诸同乡会的发起人名单显示，企业主、银行家有所增加，但仍以商界首脑占多数。

第四，会馆、公所与同乡会在组织活动侧重点上略有差异。前者除办理馆舍、山庄、教育设施等外，还举行一些娱乐聚会、研究商情等活动，包括仲裁一些商业纠纷。泉漳会馆在这方面比较突出，它专门设立商务股，协调商业活动纠纷，约定一些商务规则。同乡会更注重的是为同乡服务、为家乡建设出力，在参政方面也较主动。龙岩旅沪同乡会和惠安旅沪同乡会章程中任务一栏，都提出了相同的任务：关注同乡在沪生活；为旅沪求学或谋职者以扶持；促进家乡各项建设，尤其关注教育和卫生事业。

第五，作为一类民间团体，福建会馆、同乡会承担了多种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如：殡葬、医疗、中小学及战乱时期的救济活动等。在福建移民中建立起大体覆盖整个群体的公益事业网络，帮助不少移民摆脱孤立无助的困境，为同乡适应上海都市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移民涌入给都市带来的压力，使移民群体的无序状态得到改善，发挥了政府机构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第六，福建旅沪同乡团体的各种活动，促进了沪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闽南文化在建筑、语言、服饰、饮食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必须在异质文化相互接触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福建会馆、公所和同乡会的建筑和组织机构在上海便是一个个异质文化据点，他们完全参与了上海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并且在上海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综上所述，福建同乡团体在近代上海这样一个流动社会中，与其他同乡团体一样，起了一种社会整合作用，弥补了政府管理体制的许多不足。同时，作为民间的自治团体，它适应并力图超越社会变迁的过程，体现了社会不断进步的趋势及其程度。

【注释】

(1)本文刊于《学术月刊》2001年11月。

(2)参见《上海泉漳会馆会务报告书》，《泉漳特刊》1948年4月。

(3)见《泉漳会馆地产一览表》，《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49页。

(4)参见《上海市核准立案之社会团体一览表》（1930年至1936年），《上海市年鉴》（1937年）。其成立时间据《申报》刊登的同乡会常年大会报道推算。

(5)《惠安旅沪同乡会发起人略历表》，上海档案馆Q6‐5‐969。

(6)《泉漳特刊》，第24页。

(7)《莆仙旅沪同乡会发起人略历表》、《仙游旅沪同乡会发起人略历表》，上海档案馆Q6‐6‐969、Q6‐5‐1056。

(8)《龙岩旅沪同乡会》，上海档案馆Q6‐5‐1055。江一南：《福建旅沪同乡会救济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40年。

(9)《三山果橘会馆1951年1—3月工作情况总结》，上海档案馆Q118‐1‐6。

(10)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866页。

(11)《1947年泉漳会馆会员一览表》，《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50—51页。

(12)参见《龙岩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仙游旅沪同乡会会员册》，上海档案馆Q6‐5‐1055，Q6‐5‐1056。

(13)《申报》1928年6月28日。

(14)《泉漳会馆大事记》（1947年4月—1948年3月），《泉漳特刊》，第58—59页。

(15)《一年来之惠安旅沪同乡会》（1947年9月—1948年8月），上海档案馆Q6‐5‐1054。

(16)《上海泉漳会馆章程》，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63页。

(17)兰宁、柯灵：《上海史》，《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9—580页。

(18)《泉漳会馆助饷热》，《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3页。

(19)《申报》1919年11月30日。

(20)《申报》1919年12月14日。

(21)《申报》1925年10月20日。

(22)见《申报》1919—1927年第十三版。

(23)《一年来之惠安旅沪同乡会》，上海档案馆Q6‐5‐1054。

(24)江一南：《1940年福建旅沪同乡会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书》，上海图书馆藏。

(25)《申报》1919年12月14日。

(26)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522页。其他沿海各省商民的会馆通常也供奉天后，只是闽人会馆最为突出。

(27)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28)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6页。

(29)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