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粤商人与上海天后信仰

闽粤商人与上海天后信仰⁽¹⁾

一、上海天后信仰研究概述

本文所论及的天后信仰，其时段主要在上海晚清至民国时期。天后，是福建由人而神的三大祀拜神座之一，原型为良家女子，名林默娘，经历代皇帝保封尊称为“天妃”、“天后”，现也称“妈祖”。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曾有“圣妃”、“天妃”、“天后”之称。

天后信仰研究，是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都曾涉猎过的领域，明清两代学者已有论及，现代专家学者也有许多认真的研究成果。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可追溯到1918年日本人类学家伊能嘉矩发表的题为《台湾汉人信仰之海神》。⁽²⁾中国学者对天后的研究则以顾颉刚、容肇祖1929年在《民俗》杂志第41、42期上发表的文章为标志。顾颉刚先生先后发表多篇关于“天后”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过反响。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学者李献璋经过20年的研究，写成《天妃信仰研究》一书，成为天后研究第一部学术性较高的专著。此后天后研究以台湾地区为主。自20世纪80年代起，福建天后故里的学者掀起了天后研究热潮，基本上每年举行华人世界性的祭祀活动，同时伴随着的是举办天后文化学术研讨会。福建的莆田、厦门、宁德等地也举办过天后文化学术研讨会，天后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先后出版了一大批文献资料、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大型画册等。莆田还举办“天妃信仰源流展”。如今直接记载天后信仰的历史文献资料已相当丰富，它们往往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民俗、华侨、移民等领域的许多课题，内容庞杂，史料价值很高。天后文化所涉及的问题已不仅仅停留在宗教信仰的范畴，它由精神层面到物质层面，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社群，给我们显露和敞开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课题与领域。

上海地区曾是天后的重要信仰圈，上海的天后信仰活动有着与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近年来，对上海天后信仰问题的研究已陆续出现一些专门论文，不少研究上海航运和贸易史、移民社团、上海民俗等问题的学者，也会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出发，论及上海的天后崇拜现象。2002年9月28日，在松江的天妃宫举行“浦江妈祖神像开光典礼暨上海天妃宫开放仪式”，随后召开了“首届浦江妈祖文化研讨会”，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和《学术月刊》编辑部的一些专家学者，围绕近代上海妈祖崇拜问题展开讨论，这是首次关于上海天后信仰问题的一次研讨会，此次会议发表的论文以专刊形式，由《学术月刊》编辑部2003年5月编辑出版。专刊所涉及的问题，不少是代表着当前学者们对上海天后信仰问题研究的基本兴趣。诸如：上海天后宫的历史沿革；上海的航运贸易与天后崇拜的关系；移民社团与天后信仰的传播等，随着近年渐趋升温的社会生活史、民俗史研究，近代上海天后祭祀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不时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应该说，上述研究基本上对上海的天后信仰活动做了一般的勾勒。然而，在中国，天后信仰的覆盖面极其广大，而近代上海天后信仰活动究竟存在哪些特点、具有哪些与其他地区相异的功能；天后信仰传播与上海移民团体究竟存在何种关联？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上海地方志、清人笔记和碑刻为依据，梳理晚清至民国上海天后祭祀活动的一般形式，考察闽粤商人在上海天后崇拜中的角色及天后信仰对上海闽粤移民社团乡族认同的特殊功能。

二、晚清上海官方天后祭祀

上海出现天后崇拜可追溯到宋代，第一个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天后宫在宋末。《松江府志》称：“莆有神，故号顺济……松江郡之上海为祠，岁久且圮，宋咸淳中，三山陈侯珩提举华亭市舶，议徙新之。”⁽³⁾据此可知，宋代上海已有天妃庙宇，咸淳七年（1271年），任市舶司提举的福建人陈珩发起改地重建，然后断断续续历经十九年，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才正式落成，名“顺济庙”，又叫“圣妃宫”，庙址在“相当于小东门外的面浦地方”⁽⁴⁾（今南市人民路南、丹凤路东）。时有文昌阁、关帝祠、雷祖殿等建筑。元代以后称“天妃宫”。明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或限制民间近海作业和航运，上海的航运业随之衰弱，“天妃宫”也顿显冷清。1553年，上海为抵御倭寇而兴建城墙，位于城墙东北角的敌楼护军台正好筑于“天妃宫”上，庙宇建筑不得不拆除。但楹联被拓了下来，大殿的“丹凤楼”匾也被保存下来。倭寇平息后，上海士绅在万军台上重建庙宇，称之为“丹凤楼”，三层杰阁，成为上海的一个制高点，可望浦江林帆，从楼上眺望，浦江景色尽收眼底，端午观赏龙舟，重阳登高，于是“凤楼远眺”被列为“沪城八景”之一。清嘉庆十一年（1812年），巡道钟琦倡捐资重修。清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占据城池，丹凤楼毁损大半，后得住持凤朝阳募修，虽经三载而粗缮，但随后大部分建筑又被毁坏。

明清以降，迅速发展起来的上海更具有移民城市的特点，相应于宗教信仰方面，也体现了移民城市信仰的多元化、开放性特点。天后信仰只是众多信仰之一，但仍有些与中国其他区域的不同特征。据现有资料考察，笔者认为，上海天后信仰传播呈现官方与民间两种形式，而在民间也呈现着不同的祭祀圈。早期官方民间两者互为促进，进入民国以后，官方建筑尚存，官方的仪式已不再举行。

上海官方的祭祀活动清代为盛，地方政府在天后信仰的扩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则，清雍正年间，天后纳入国家祀典，乾隆年间更是规定地方官“春秋二仲月上辛日致祭”；⁽⁵⁾一则，清开海禁后，上海的沙船贸易日益兴盛，因此海神天后香火旺盛则成自然。开埠之前，上海官方每年天妃诞日的庆典活动非常热烈，其规模仅次于城隍出游的“三巡会”。清代上海人毛祥麟在《墨馀录》中对此有颇为生动的描述：“我邑岁于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辰，先期县官出示，沿街鸣锣，令居民悬灯结彩以祝。前后数日，城外街市，盛设灯彩。自大东门外之大街，直接南门，暨小东门外之内外洋行街（今阳朔路），及大关（即天后宫附近）南北，绵亘数里，高搭彩棚，灯具不断。店铺争奇赌胜，陈设商彝、周鼎、秦镜、汉匣，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兰麝伽南，氤氲馥郁，金吾不禁，彻夜游行。百里外舟楫咸集，浦滩上下，泊舟万计。名班演剧，百技杂陈，笙歌之声，昼夜不歇。十九、二十灯始齐，至二十四、五日止。……自道光辛丑，海疆多故，驻兵设防，因罢灯市。通商后，华夷杂处，恐生争端，遂以为禁云。”⁽⁶⁾王韬在《瀛壖杂志》中也有记载：“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诞，市人敬礼倍至，灯彩辉煌，笙歌喤聒，虽远乡僻处，咸结队往观。谓其地为宫前，崇美饰华，极称宏敞。”⁽⁷⁾张春华的《沪城岁事衢歌》也说：“天后宫，明顺济庙也，由万军台移建于东郭外。浦滨重洋数千里，于海舶多著灵迹。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市人敬礼，灯彩特盛，虽乡村妇女，必往观焉，谓其地为‘宫前’”。⁽⁸⁾显然，开埠以前祭祀天后是官方主持的一个活动，而且采取事先大张旗鼓地告示，民众则张灯结彩、赛会演剧以呼应，成为一个民众广泛参与的节庆日。

开埠后，不仅埠际贸易和海外贸易在上海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上海还一度成了中国官方、民间出访海外启程和返回的重要港口。朝廷派往国外的使臣，派出考察工业技术、考察宪政、考察军事和订购战舰军火等的官员，大多从上海启程。这些都成了天后崇拜得以盛行的基本因素。当年登船出海，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安全保障，生命托付于变化莫测的大海，没有航海之神天后的保佑，多少会给漂洋过海的官员带来一种心理压力。1853年小刀会起义，天后宫再度被毁。1860年，法租界第一次扩展，占用小东门外30多亩地，天后宫的基地也在其中，于是，这一时期官商每年的祭祀，多在商船会馆内举行。

商船会馆最初由崇明籍沙船主集资创办，后来融入本地和各地的船商，之后被上海本地及宁波籍的船主轮番掌控。选择在商船会馆举行仪式，自然同沙船业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有关。沙船航运业曾经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清代前、中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不但在上海航运业起步和发展中发挥过领军作用，而且在清后期朝廷的海运漕粮、上海地方事务和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均有独特作用。商船会馆是目前上海有确切资料记载，组织与建筑成立最早的行业会馆。也是开埠之前上海最强势的行业组织，在上海各会馆公所中一度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上海县续志》记：“商船会馆在马家厂，康熙五十四年沙船众商公建，崇奉天后。”清康熙五十四年即1715年，距今近300年。马家厂即今南浦大桥浦西引桥下的中山南路董家渡会馆街一带。在远洋航海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里，船工出航除凭借经验行驶航路外，还有就是祈求天后圣母保佑，设立商船会馆最初动机就是崇奉天后，希望有个固定的场所举行祭祀仪式；另一个动机就是集众船商之力，应付突如其来的海上灾难，抚恤并安置船工及家属。这些都是为了凝聚同业的力量，抵御风险，振兴沙船业。

随着出使海外的官员越来越多，祈求在海上旅行中得到天后保佑的人也增多。总将祭祀活动放在一个行业会馆中进行会有诸多不便。光绪五年（1879年），出使俄国大使崇厚，奏请在上海重建天后宫，并建出使大臣公所，经总理衙门批准，在淞沪铁路车站拆毁后的近十二亩官地上，分别建了天后宫和出使行辕，于1884年正式建成，这时的天后宫成了外派官员祭祀天后的场所。其址在今河南路桥北堍，河南路桥以前也称“天后宫桥”或“天妃宫桥”。新天后宫占地4亩余。进宫为广场，前有头门对楼，戏楼，东西看楼，三进为中央大殿，大殿中供有神龛，后有寝宫楼。天后大殿面宽5间，进深4间，高6丈，梁柱雕刻精美，气势雄伟，系典型清代建筑。此外庙内还有东海神坛。这里既为官方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平时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及圣母诞日（农历3月23日），善男信女亦可前往祭拜，香火旺盛。

与其他沿海城市的天后庙大多由民间集资兴建不同，上海的这所天后宫为官方所建、政府出资。这在中国庙宇历史上是不多的。1899年，公共租界扩张，天后宫被划进租界。按中美双方签定的《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天后宫与出使行辕是中国官产，不归租界管辖，⁽⁹⁾这也是一市三治的上海又一奇特之处，城中有租界，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然而，租界中的庙产属中国官产，不缴捐，不受工部局节制。事实上，这种情况最终导致的是租界和中国政府都不能对天后宫进行有效管理。

辛亥革命后，出使行辕被上海军政府取缔，改作了上海商务公所（后来的上海总商会）的办公地。政府不再举行任何祭拜仪式，但仍向民众开放，天后宫的香火大不如前，而摊贩、小偷、江湖郎中、骗子等各色人等却拥了进来。于是也出现过因管理而引起的中外争执。上海地方政府一方面募捐修缮，另一方面也想让香火日渐冷落的天后宫物尽其用，故在天后宫寝宫楼设立县立第三小学，戏楼和东西看楼则租给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由于天后宫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共场所，不少集会也曾在这里举行，1924年10月10日，曾在此举行国民国庆纪念大会，右派行凶打伤上海大学学生黄仁。1927年3月21日，李立三在天后宫宣布上海总工会成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后颁布《寺庙存废条例》，其实质是限制寺庙扩大，初建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倡导移风易俗，革除迷信的。在区国民党党部的帮助下，树基小学“将大殿的神像、器具或毁或赶出了宫门。”⁽¹⁰⁾至此天后宫香火断绝，抗战时期虽有小规模的复苏，抗战胜利后又全部归于冷清，天后宫房产全部由树基小学租用。

三、民间天后供奉中的闽粤商人

晚清，除了官方组织祭祀外，民间也有着一些不同的祭祀场所和人群。民国以后，官方所构天后宫建筑仍在，官方的祭祀仪式已不再举行，而民间自发的祭祀活动仍得持续，尤其在闽粤等沿海省籍移民中，天后仍是重要的祀拜神偶，尤其对上海闽商而言，天后的职能已超出了保驾护航的功能，乡土认同成为更为重要的职能。

晚清，上海在官方告示民众在天后宫举行祭祀的同时，还有一类天后祭祀场所，即会馆、公所。上海祭祀天后的会馆、公所不在少数，大多集中在一些沿海省籍的会馆。据碑刻资料统计，全市35所会馆、公所中，奉祀天后者达12所。在105所同业或同业兼同乡的会馆、公所中，将天后设为神座的占大多数。⁽¹¹⁾可以说，移民群体是民间天后崇拜的主要部分。然而在移民信仰圈中，神偶信仰也是多元的，不同省籍移民对于神偶祀奉的排序及方式各不相同。闽粤会馆奉祀天后与其他会馆不同，他们一般将天后供奉在主殿，并按时节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尤其是闽商会馆，设馆初衷大都为了远航登岸后祭祀天后。“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此所为前宫后殿与会馆二而一也”。⁽¹²⁾潮商的潮州会馆、潮惠会馆和揭普丰会馆也一律以天后为主要崇祀的神座。⁽¹³⁾闽粤会馆一般每逢九月初九天后升天日、3月23日天后诞日，会举行隆重祭祀仪式，且演剧酒宴持续数天。民国建立后，官方天后祭祀仪式停止，闽粤商人会馆的祭祀活动就更显突出。其他绝大多数会馆是将天后放在后殿或偏殿。如山东会馆将之供设在后殿。⁽¹⁴⁾并且一般不见有规律地举行祭祀仪式的记载。可见行业商人们祭祀神偶的重要性序列不同。另外，不同场所面向的信仰圈也不同。官产的天后宫面向所有信众，而会馆公所的祭祀主要限于同籍或同业人士。

民国建立以前，上海天后信仰的推广虽然官方褒扬起了作用，但闽粤商人的信奉和传播仍然是最基本的推动。且不说上海最早的天后宫为福建人发起所建。闽粤商人会馆成立时间也是上海众会馆中比较早的类型。闽粤商人帆海抵沪的足迹都很早，明末清初已形成气候。据现有资料，他们在上海创立的会馆公所时间虽不是最早，但整体上都属于早期成立的类型。上海最早的两所会馆成立时间在16世纪晚期、17世纪前期，它们是关山东公所和商船会馆。而18世纪成立的会馆有6所，闽粤会馆是其中2所，即潮州会馆与泉漳会馆，⁽¹⁵⁾前者为1757年，后者为1759年。广肇公所虽没有确切的创立时间，但1872年重建时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那么它的初创时间至少在1872年以前。就会馆数量而言，闽粤会馆要多于其他省籍商帮会馆，且每遇重大事件发生，潮州会馆、广肇公所、泉漳会馆、点春堂、三山会馆无一例外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会馆。据此，闽粤商人不仅是在上海活动较早的客籍商人，而且也是早期上海经济社会中有着比较突出地位的商帮。明清以降，闽粤商人所从事的行业在沟通华南与江南的经济联系、导致上海日益商业化、城市化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按外国传教士的估算，1851年，上海县城里的广东人有8万左右，超过江苏人和浙江人，而福建人有6万左右，名列第四。⁽¹⁶⁾闽粤人在上海客籍人口中占很大优势。这样的状况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发生了变化，上海的闽粤人口大为减少。然而，不久的1856年，道台吴煦奏准朝廷，设立广潮义捐，由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确立了广东人对鸦片经销的垄断权。这样，通过充当买办，利用与洋行的特殊关系，广东商帮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商帮，直至1890年代，这样的垄断地位被江、浙商人打破。⁽¹⁷⁾

上海的闽粤商人在族群发展、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上海闽商中数量多、影响大的是泉漳商人，上海粤商中数量多、实力强的是潮州商人和广肇商人。潮州与泉漳地区同为闽南语系覆盖区域，泉漳商人与潮州商人同操闽南语，他们在族群的发展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少学者认为，在福建和广东部分地区操闽南语的族群为同一民系，称闽南福佬人，主要分布在华南沿海一带。⁽¹⁸⁾福建的闽南人就是在广东的“福佬人”；广东的福佬人就是福建的闽南人。闽南语对其他地区人而言，是一种比较难学难懂的方言，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闽粤商人与客居地居民的沟通，而潮商与泉漳商人在交流方面没有丝毫问题。闽粤商人的宗教信仰也大体相似。他们同为天后信仰在江南地区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天后信仰虽非粤商和闽商的唯一信仰，但在上海的闽粤会馆中所供奉的神灵却基本相同。大多数的闽商会馆和潮商会馆中都是正殿供天妃，后殿供关帝。每年3月23日天妃生日，他们会举行热闹的庆典仪式。

天后首先是福建莆田的乡土神和保驾护航的海神。从上海小东门黄浦江边这座天后宫的建筑渊起和建筑位置亦可推知闽商对上海天后崇拜的示范作用。小东门外既是船码头，又是当时上海商贸中心，也是闽粤商人聚集地。王韬《瀛壖杂志》卷二记载：“闽人乃于东关外建立天妃宫，古称顺济庙，颇巍焕。创自宋末，成于元初。海舶抵沪，例必斩牲演剧。香火之盛，甲于一方。”⁽¹⁹⁾“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诞辰，灯彩辉煌，笙歌喧咈，大小东门一带为尤盛。闽粤富商无不殚其财力以奉神。金炉篆绕，所焚沈檀伽楠，氤氲馥郁，香彻数里。”⁽²⁰⁾其热烈膜拜情景可想而知。邹弢《游沪笔记》也记载：“天后诞，粤闽各商及海舶皆演剧伸敬。”⁽²¹⁾进入民国，闽粤会馆的奉拜活动仍然颇具规模。泉漳会馆1931年前，最盛大的集会是天后诞日，每逢此时，馆内必定请了戏班子，一边喝酒、一边看戏，狂欢场面延续三天。后由于斗殴事件发生才停止演戏。⁽²²⁾故民国以后闽粤商民是上海民间天后信仰活动的主要群体。

明清进入上海的福建人大多从事埠际贸易和水上作业，天后是行业护佑神。进入民国以后，在泉漳商人的行业结构已变化的情况下，仍崇奉天后依旧，这时的天后信仰已超越了行业护佑的作用，而更有乡土认同的情结了。所以上海的福建会馆基本上主殿都供天后。从1757年起，史料确切记载了闽商在上海建立的会馆、公所，其数量在老上海各省会馆、公所中名列第四位。它们除了发挥联络乡谊、救助同乡，协定商情外，都以天后作为会馆神祇，并且“合庙堂于会馆也”，⁽²³⁾故人们亦称闽商会馆为“天妃宫”。从晚清到民国，有资料可查的闽商会馆、公所至少有七、八所。现今上海保存最为完好的会馆建筑为福建果橘商人所建的三山会馆，它的别称就是“天后宫”。最初地址在里仓桥。由闽人林克楷、王必麟、黄绍丛集资租赁里仓桥（今里仓桥街）民房设置，为了区别于在沪北的三山福宁会馆，故称沪南三山会馆。创始人均系福州农村经营果橘业的农民或商人。其宗旨是“同人聚会、联络友谊、举办慈善事项”。⁽²⁴⁾光绪末年，里仓桥房主收回房产，于是会馆又购得靠近南火车站土地另建。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抽厘集资重修，1911年正式破土动工，历时五年方建成，外观颇为壮观，其址在现南市半淞园路239弄31支弄15号（今由中山南路1551号出入）。“祀湄州天后”，“神座南面，剧台北向，东西楼相对峙”。⁽²⁵⁾整幢建筑为传统福州地区大院建筑样式，占地面积4.2亩。

闽商会馆中最古老、最富丽堂皇的要数泉漳会馆，馆址在大东门外（今复兴东路与东门路之间、十六铺码头对面）的咸瓜街。根据泉漳会员的回忆，在明末，泉漳两属中龙溪（今龙海。1960年，龙溪、海澄两县合并为龙海。）、同安（今厦门市辖区）、海澄三邑海商已在上海建立会馆组织，至清初始建馆。原名“龙同海会馆”，因其主要是福建泉州、漳州两属中龙溪（今龙海）、同安（今厦门）、海澄三邑⁽²⁶⁾“捕鱼者的远程住宿站”，⁽²⁷⁾故名。馆址并非在咸瓜街，而是在黄浦江上游的日晖桥（今南园）。早年黄浦江船只可溯江而上，停泊在日晖港，会馆便临港而设，占地约三亩。主要具有祭祀、寄柩、住宿的功能。航海作业，生命在风口浪尖上颠簸，求得海神天后的保佑便是头等大事，船一靠码头，就举行祭祀仪式，已成为旅沪福建船民必修的功课，故会馆中辟有天后宫。随着泉漳在沪商人的发展，渐渐觉得日晖桥距离当时的上海县城太远，往来多有不便，于是由泉漳旧属龙同海三县在沪51家商号、船主集资，以在十六铺码头对面的咸瓜街建造了一座会馆，取名泉漳会馆，而日晖桥的建筑仍存其旧，作为一处别墅，因其在咸瓜街南面，故称“南会馆”。

泉漳会馆的神偶供奉方式很能代表旅沪福建移民宗教心态。泉漳会馆前殿供“天后”，帆海生涯，向天后祈福关乎生命和事业。第二进大殿供“关帝”，其意义在于：“吾邑人聚首一堂，而情本桑梓，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²⁸⁾泉漳别墅则供奉“观音”，“以护幽灵，而资普济”。既有寄柩又有义冢，观音大慈大悲，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而祭祀天后则是泉漳会馆最盛大的集会。合庙宇与会馆为一体的建制，增加了会馆在同籍商人中的亲和力和聚集力。泉漳会馆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修缮，泉漳商人都不惜巨资捐赠，使得会馆建筑富丽堂皇，活动经费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泉漳商人对于会馆的这种热情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出自对神偶的供奉，这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祈求天妃保佑以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赠还愿。一是出自在异乡客地的乡土意识。

通常人们将民国以后划为会馆发展的衰弱期，然而泉漳会馆发展虽经晚清民初的政治动荡和淞沪战火的重创，其规模和影响仍居同时代会馆的前列。有两条资料为证：一、1947年泉漳会馆地产收益记录，具有地产收益的房屋有72幢，空地四块，散布在南市各处。直至1952年，泉漳会馆全年房地产收益仍达旧人民币44000万元（约合折实单位8万余份），⁽²⁹⁾这在当时的同乡团体中并不多见。二、1947年的《本会馆一年来大事记》⁽³⁰⁾全面显示出20世纪40年代末会馆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从大事年表中可知：会馆一年召开了12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平均每月1次，全体会员大会2次，并继续征集同乡登记入会，说明它的组织机构稳定，而且在有序地发展；一年举办了2次规模较大的聚餐会，并对会馆设施进行装修、筹划新公墓的开辟等，显示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对涉及18家公司的纠纷案调解成功、还就暨南大学处分同乡子弟事宜发表意见，年度救济过境贫困同乡2344人次，金额达1430多万元。⁽³¹⁾凸现出会馆在同乡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泉漳会馆，即使在经历了战争后仍具有较强的恢复和维持活动的能力。这是同时期许多会馆都不可企及的。因此，泉漳会馆在与同乡会并驾齐驱过程中，其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会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的会馆都不能望其项背。这不能不说天后信仰在其中产生的作用。

【注释】

(1)本文参加2010年10月德国莱比锡大学主办的“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研究的新趋势”国际研讨会。

(2)《东京人类学会杂志》第33卷第6、8期。

(3)正德七年《松江府志》卷15《坛庙》，第690—691页。

(4)薛理勇：《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

(5)嘉庆：《松江府志》卷17《建置志》。

(6)毛祥麟撰：《墨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7)王韬：《瀛壖杂志》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8)张春华著：《沪城岁事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9)《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57年版，第563页。

(10)《上海市教育局关于市立树基小学拨用天后宫大殿房屋及借用操场问题》，上海档案馆Q235‐1‐2221。

(11)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2)《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236页。

(13)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14)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3页。

(15)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6)晏玛太：《太平军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6页。《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759页。

(17)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18)徐杰舜：《闽南福佬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吉首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19)王韬：《瀛壖杂志》卷2，第33页。

(20)王韬：《瀛壖杂志》卷1，第13页。

(21)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521页。

(22)蔡杰东：《泉漳沧桑话》，上海泉漳会馆编辑部编：《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11页。

(23)《兴修泉漳公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6页。

(24)《三山果橘会馆》，上海档案馆Q118‐1‐5。

(25)《建创沪南果橘三山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页。

(26)黄则盘：《上海泉漳会馆沿革及抗战时期活动》，中国人民政协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编：《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63页。

(27)《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5页。

(28)同上，第236页。

(29)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制作：《房地产史料》，上海建设网（上海市城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办）犺狋狋狆：／／狑狑狑.狊犺狌犮狀.狊犺.犮狀／狕狋／犺狏狊犾。

(30)《泉漳特刊》1948年，第58、59页。

(31)《泉漳特刊》1948年，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