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与代际平等

（二）孝文化与代际平等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把家庭内两代人的行为规范概括为“父慈子孝”，明确两代人在家庭内的各自责任、义务和权利。传统的孝文化对“子孝”界定得非常具体和明确，什么是“孝”，什么是“不孝”人人皆知，深入到灵魂深处，直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另一方面也要求“父慈”，规定父亲要对子女以“德教为先”、“教子以义方”等等。但在中国传统孝文化中，“父慈子孝”中的两代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子代对父代唯命是从。封建孝道要求子代无条件地对祖、父代“无违”，绝对顺从父母的意志，否则“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14]。宋明时期提出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专制言论，更强调了子女的恭顺屈从，限制了子女的自由和个性发展，父子两代之间形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关系。在现代社会里，人际平等、尊重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已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传统孝文化中的“唯父命是从”的信条必须给予更新、纠正。在儒家提出的孝道中，还宣扬父子相隐，即父子之间如有人犯罪，道德和法律都默许或鼓励相互隐瞒，甚至代父服刑。这显然有悖现代文明社会倡导的法制公平、透明的精神。

与传统社会中强调尊重过去和老年人的经验不同，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更注重未来和年轻人的创造性，但由此又产生了歧视老年人、重视年轻人的社会现象。这是一种新的代际不平等。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实践证明，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带来的家庭、社会赡养压力与代际竞争与冲突会加剧代际矛盾，甚至会导致歧老现象的泛滥，值得我们警惕。

我国孝文化产生于传统社会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家庭作为两大生产的基本单位，决定了传统的养老方式只能是家庭养老方式。为了使老人能够老有所养，孝文化中必须硬性规定反哺式的敬孝。传统孝文化的行为规范适应了低生产力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社会的要求。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套更加高效、完善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已逐步建立起来，生产单位的多样性、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个体的生产行为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社会化了，传统孝道中的某些行为规范显然已不合时宜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与我国控制人口数量、减缓人口压力背道而驰，“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也不利于人口流迁，与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相抵触。

现代社会里，养老不再单纯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子女赡养父母的方式灵活多样，迥异于以往，物质赡养在子女赡养父母中呈下降趋势，而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则呈上升趋势。孝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其核心就是代际平等。哺育与反哺在代际平等基础上互动，父慈与子孝在代际平等基础上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