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合作而不是剥削

1. 做老板，一定会面对劳资纠纷：是合作而不是剥削

1892年7月1日，我们的工厂发生了自经营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劳资冲突。26年来，我一直积极处理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尽力使双方都愉快而满意，这让我感到自豪。我自认为和员工之间是朋友关系；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员工尊重我，我付给他们高薪，是一种双赢，是一项很好的投资。

贝西默炼钢法的发明，深刻地变革着钢铁制造业。公司意识到仍在服役的设备已经老化，就在荷姆斯泰德建了规模更大的工厂。新设备的钢铁生产量比过去增长了60%；218名与我们签了三年工作协议的工人，由于最后一年新设备的添置，在按钢铁产量计算工资的原则下，他们的收入在合同结束时也增加了近60%。

这样，公司决定以新标准对这60%进行重新分配：30%用于工人的工资，30%由公司用来支付相关的开支。这种分配不仅公平合理，而且是慷慨的，因为与之前相比，工人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增加太多。在过去，工人们将会满怀感激地接受。但当时公司正忙着为联邦政府制造必要的装甲车（此前已经拒绝过两次）；与此同时，公司还签了为芝加哥展览会提供材料的合同，可谓忙得焦头烂额。几个工人领袖得知这些情况，坚持要求分配全部的60%，并天真地以为公司会被迫答应。这简直是勒索，或者说是落井下石，就这一点而言，公司的拒绝是完全正确的。

在处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分歧时，我的原则是：耐心等待、讲明道理，并指出他们要求的合理与否；但绝不会新招员工代替他们——从来不会。然而荷姆斯泰德的主管被误导了，当时有3000名没有参与纠纷的工人，保证能让工厂正常运行，只是不愿与卷进纠纷的280人一起工作——后者组成了联盟，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有资格加入。

主管刚从基层岗位提拔上来，没有足够的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为数不多的联盟成员的不合理要求，以及3000个非联盟人员认为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看法，自然让这位主管认为，工人按照协议进行工作是不容置疑的。那280人的工作，那3000人当中完全能找到合适的替换人选——至少他是这样向我报告的。

被误导的主管，又把我的合伙人给误导了，便决定重新开工。现在看来，重新开工的决策无疑是错误的，公司应做的就是告诉工人：“这次劳动争议，只有在你们自己中间才能解决。公司已经给你们提供了最优厚的薪酬，所以只有争议解决之后工厂才能重新开工。你们现在的工作岗位仍然为你们留着。”或者主管可以对那3000人这样说：“好吧，如果你们不需要任何保障措施，那就回来继续工作吧。”这样工人就会为保护自己而行动了——3000人对抗280人。最次的做法也应当是，州政府动用警卫队保护这数千人对抗那几百人。后者都极具攻击性，他们有武器，能恐吓那数千人。

这样做，是希望工人们能理解，公司决定所有工人停工的举措，只是在耐心地等待双方协议好，以便能够尽快复工，而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试图换掉他们。最好的工人不应当到大街上找工作，只有游手好闲的人才会把这作为谋生的出路；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尽量不让优秀的工人失去工作。要知道，在现代化的炼钢厂，让新手成功操作复杂的机器是不可能的；而用新员工将那数千名老员工换掉，致使他们对我们不支持，是我们的错，又怎能责怪他们呢？

然而，如果我在美国，也可能会被劝服开工，像主管那样，试验老员工是否会如约复工。但我的合伙人并不是让新员工开工，而是我们数以千计的老员工自愿要求开工。这点很关键，我们奉行不聘用新人，等待老员工复工的原则，的确就是这样实施的。当初要是一直等到老员工主动要求复工该多好啊，就不会发生罢工者枪杀州政府官员事件了，幸好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派出了8000人的军队，控制了这个局面。

罢工高涨时期，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行，两天之后才收到消息，那是对我伤害最深的事情。荷姆斯泰德罢工，在我商业生涯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以新的标准来算，由于使用了新机器，那些罢工者每人每天能挣4至9美元，比之前多出了30%的工资。

在苏格兰时，我收到了工人联盟办公室人员发来的电报：“尊敬的老板，请告诉我们您愿意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做到。”这让我非常感动，但是太迟了。伤害已经造成了，工厂被政府控制在手中了：太迟了！作为卡内基工厂的所有者，员工惨遭杀害，仅此一条就足以让我背负罪名许多年。

但毕竟还有令人宽慰的事，朋友们纷纷来信，表现出极强的同情心。另有一件，就是让我接任马可·汉纳议员的全国市民联合会主席。该联合会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组建，其目的在于通过相关措施缓解雇主与雇员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但不幸的是，马可·汉纳议员突然去世了。副主席奥斯卡·斯特劳斯邀请我到他家中用餐，并见一见联合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晚宴快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起身致辞说，有关汉纳先生继任者的问题，所有劳动团体都希望我能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有许多劳动团体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表示同意斯特劳斯先生的提议。

我记不得自己当时有多惊讶，有多感激，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我知道自己赢得了工人们（包括我自己的工人）的同情与信任。但由于荷姆斯泰德的罢工暴动事件，公众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卡内基公司就是在剥削工人，挣工人的血汗钱。

我起身向宴会来宾解释说：我恐怕不能接受这份巨大的荣誉，因为每年夏天我都要去避暑，而联合会的领导则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动。我诚恳地表示歉意，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这是我所收到的最欣慰的礼物，是医治我受伤心灵的良药。我最后说，我虽不愿接替朋友的位子，但若能加入执行委员会，同样是份需要加倍珍视的荣誉。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请求。由此，我才从因荷姆斯泰德暴动和工人被杀而深深愧疚的境遇里解脱出来。

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做的这次辩护，他曾读过我早年写的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在与工人的谈话中也不时引用。感谢两名来自匹兹堡工人联盟的领导人，怀特和斯凯菲尔，他们向来宾介绍我与工人和睦相处的事迹。

此后，工人们偕同家属在匹兹堡图书馆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发自内心的演讲。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资本、劳工和雇主像一个板凳的三条腿，每条腿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切又都好了起来，我们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高高举起。但不久，我又得知了另一个可怕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