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测验为什么失灵

三、民意测验为什么失灵

时至今日,不少美国人对民意测验的结果将信将疑,一些政府官员拒绝使用民意测验。雅各布斯等人的调查显示,“将近三分之二的立法议员倾向于采用面对面的会见、信件或电话等方式了解选民意见,而不是依靠民意测验。他们认为,让民意测验驱使政府决策,这是愚蠢的、不适当的和危险的。”^[7]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数字民主、远程民主和在线民主等概念层出不穷,民意测验并未真正解决美国政府决策的问题。正如小V.O.基在《公众舆论与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准确地谈论公众舆论如同要抓住圣灵一样”^[8]。在这个意义上,重温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观点是有益的,“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禁止民意测验,而是给予思考:民意测验如何使用以及为谁所用?”^[9]

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I.Schiller)指出:“尽管民意测验是一项以科学方法形塑的工具,但它不可能是中性的构件。……它旨在为政府、政治、经济各界的政策制定与决策提供帮助。进行民意测验,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政策行动。”^[10]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理念出发,舆论调查或民意测验应该承担决策者与公众之间双向沟通的任务,使民众有机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民意调查只是一个工具,可被不同的人利用,可为不同目的服务,甚至对其可以人为操纵。”^[11]

民意测验的一个主要缺陷是,不可预知的选民转向。这相当棘手,因为许多愿意参加选举的被调查者,事实上在选举日是待在家里的。这些选民同说“不知道”的选民很难区分。美国选举年的民意测验必须调整调查结果,“最后一分钟”的影响因素——比如暴雨和外国的表态,都可能影响实际投票的人数。公共舆论是“有自己意志的”,能够在突发事件的影响下迅速转变。1965年,当林登·约翰逊总统使越战逐步升级时,一个顾问告诉他:“公共舆论绝对倒向我们这一边。”约翰逊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阅读民意测验报告,他回答道:“是的,但是为时不长。”他是对的,大多数人在1965年支持战争,而于1968年转向反对战争。没有什么永恒的公共舆论,必须考虑它自身的变动规则,民意测验要定期举行,跟踪舆论的变化(见本书第310页)。

民意测验不单是对公众舆论的反映,也可以扩大或缩小舆论,公开发布民意测验结果具有引导舆论的作用,可能改变很多人的意向。“民意测验机构调查什么,不调查什么,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并有着明确的社会功利性目的的。…在这个意义上,有选择地进行民意测验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活动。”^[12]里根总统的高级助手迪沃(Michael Deaver)说:“对里根而言,民意测验不是用来改变政策以遵从主流意见,而是说服人心的探测工具。”^[13]有时,民意测验通过向调查对象提出没有多少兴趣和不甚了解的话题进行误导。例如,你认为美国应该鼓励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到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吗?由于没有什么人能够懂得这一问题,有些人甚至都没有听过此事,所以他们的回答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随后在媒体上出现“美国公民反对修建天然气管道”这样的大标题,可能给人错误的印象:这一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此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反对修建这条天然气管道。民意测验改变着人们的看法,并对舆论产生后续影响,正确的民意测验提出的问题,应是调查对象熟悉的,必须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当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民意测验的数据时,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些在初期民意测验中受到领先肯定的人或问题,就有更多的支持者,而那些落后的人或问题,从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普通公民并不了解许多测验的事务,很少关心他们自身以外的事情,他们只是精英表演的观众。在许多问题上,普通人没有知识和意见,少数样本的意见可能会主导公众舆论。那些拥有现代通讯手段的领导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影响公共舆论。基于这种舆情的民意测验,很难说代表广大民众的心声,它的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只要民意测验的意见符合民意,最终会赢得70%以上人数的支持,只不过需要有个发展过程。

从民意测验操作本身看,问题的提法和样本的选择也可能歪曲结果。调查是由值得信赖的专家从事的,有着标准概念的问题和随机样本,如果是为某一目的而确定的,就要严重地误导公众。对于严谨的民意测验,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一些细节性问题也能影响民意测验的客观和公正性,比如说调查者背负社会压力,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掺入了个人情感,调查的结果就不可能完全准确。在美国,一种被称为“逼迫式的民意测验”设计一些经过斟酌的问题,引导被采访者做出调查人员事先就得出的一种结论。例如,提出的问题可能暗示:医疗保健权利法案可能使医疗费剧增^[14]。美国一位国会议员说,改变提问的措辞和有偏见的取样,能使调查从80比20转换为20比80。美国学者威廉姆·雅各比进一步指出:“给公众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选择结构,将引导公众的议题态度和态度体系的变化。在任何给定的时间,议题选择的联合以及对这些选择之间关系的感知,都将影响公众对议题本身的反应。”^[15]一个人们不熟悉的词,一个含蓄的短语或一个难以被人们完全理解的提法,都会使结果出现偏差。对同一件事,提问方式不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这要求民意测验在拟订问题时,应使用中性和分寸恰当的词语。

在民意测验和选举中,不公正的设计还可以“逼迫式的民意测验”改变舆论。透视黑龙江省一些落马官员当初被选上时的画票方式,就是一个“经典式”的案例:同意的不画任何标记,不同意的画“×”,弃权的画“○”(圈)。这即是说,只要你动笔就表明你不同意,大量监票和巡视人员在会议厅和选举人(省人大代表)身边走来走去,逼迫的冷气令人打战。于是,许多代表根本就不带笔,从拿到选票后就是举着,直到把票投进票箱里。因为不这样,就有和“组织意图”不保持一致之嫌。于是民意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被歪曲了。人大代表们当然不愿意被“统一思想”,成为投票的工具,但个人与潜规则的抗争,不啻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人大代表选择了“归顺”。

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民意测验,用精确的操作确保它的结果接近真实,发现问题和预测即将发生的事件及趋势。美国学者戴维森1972年在《民意季刊》(秋季号)撰文指出:“不错,我们仍有群众游行、骚乱以及因租房而引起的罢工。但是,我认为,没有民意调查,我们将会遇到许多更多的骚乱和暴乱。事实上,当公众舆论中出现暴力性表达时,我们应该仔细地审视我们自己的表现,问问我们是否在某些工作中有所失误。我们也许对干扰我们文明赖以存在的劳动生产分工的骚乱,负有部分责任。”^[16]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民意测验都是不能丢弃的,要丢弃的是错误的民意测验和被操纵的民意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