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与信仰的协调

三、德国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与信仰的协调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阵营里，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叛逆者”，这就是卢梭。当“百科全书派”的同伴们纷纷转向时髦的无神论时，卢梭却坚持一种基于良心的宗教信仰，并且对理性的狂妄和暴虐表示了最初的不满，从而开启了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在法国启蒙运动一片激进的理性主义呼声中，卢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重新提出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如何在时髦的理性精神与传统的宗教信仰之间保持一种合适的张力?这个问题在18世纪中叶的法国也许会被“百科全书派”人士嗤之以鼻，然而它却成为同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根源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理性主义哲学。在18世纪中叶以前，在德国尤其是普鲁士，路德宗虔敬主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虔敬主义与同样源于路德宗的正统主义一样，具有一种不宽容的特点。当时德国普遍的精神氛围可以用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所说的那句话来概括，即:“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但是另一方面，在哲学界中，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哲学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时任哈勒大学教授的沃尔夫把莱布尼茨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发展为一种理性主义的独断论。这种理性主义独断论把理性等同于上帝本身，认为凭借理性可以获得关于宇宙、灵魂和上帝的全部知识。在1723年，沃尔夫的这种理性主义独断论遭到了路德宗虔敬派的坚决反对，后者坚持把信仰与理性相割裂，认为上帝的本质是理性无法认识的，只能通过神秘的直观和虔诚的信仰才能领悟。沃尔夫本人也被冠之以无神论的罪名，被迫离开了虔敬主义的大本营哈勒大学。1740年，具有宽容精神和启蒙思想的腓特烈二世在继承普鲁士王位后，立即召回了沃尔夫，请他重新主持哈勒大学的哲学讲座，这一职位一直持续到1754年沃尔夫去世时为止。而且沃尔夫思想的影响也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终结，而是通过他的弟子们继续统治着德国各大学，形成了所谓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在18世纪的中下叶，“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统治了德国思想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一直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1781年)，这个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哲学体系才遭到了根本性的清算。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虽然具有一种独断论的特点，但是它开启了德国的启蒙运动之源。面对当时德国浓郁的虔敬主义精神氛围，沃尔夫的独断论具有一种突破唯信主义、弘扬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在18世纪中叶的德国，沃尔夫哲学作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贡献:第一，它以理性主义独断论击败了在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虔敬主义独断论，从而为18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思想界中哲学对神学、理性对信仰的一般性批判开启了先河。而这种哲学对神学、理性对信仰的一般性批判，就是风靡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第二，沃尔夫第一次用德语来写哲学著作(在此之前，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都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写成的)，第一次把哲学的理性内容与德意志的语言形式结合起来，从而“使哲学成为德国本地的东西”。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从而使德国的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民族特点。黑格尔评价道:“沃尔夫为德国人的理智教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不朽的贡献。他不仅第一个在德国使哲学成为公共财产，而且第一个使思想以思想的形式成为公共财产……”“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所倡导的理性至上原则在德国知识界里引起了一股与法、英等国不尽相同的启蒙思潮，这股思潮更由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对于宗教信仰的宽容态度以及对于启蒙运动的热衷而得以迅猛发展。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在哲学上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神学上则深受英国自然神论的影响。著名的英国自然神论者托兰德曾在18世纪初期访问过汉诺威和柏林的王室，廷德尔的“自然神论的圣经”——《基督教与创世同龄》1741年被译为德文在德国出版。与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一样，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都是自然神论者，例如莱马卢斯、门德尔松、莱辛等人，后来当康德把德国启蒙运动推向顶峰时，他也在理论上终结了自然神论。另一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于促进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740年登基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是一位推崇法国文化、热衷于宗教宽容精神的开明专制君王，正是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德国启蒙运动如鱼得水地发展起来。腓特烈大帝从小受到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的调教，对法兰西的诗歌、音乐、哲学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自由精神深为倾倒，虽然他一生中不断地同法国打仗，但是他对法国的思想家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尤其赞赏法国思想家培尔的怀疑主义，正是受到培尔的宗教宽容思想的影响，他才解除了虔敬派神学家和其父腓特烈一世对沃尔夫的诬陷和迫害，重新将沃尔夫请回了哈勒大学。1750年，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应腓特烈大帝的邀请访问了柏林并在那里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腓特烈大帝一方面仰慕伏尔泰的文采才华，欣赏他的那些具有启蒙色彩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另一方面又害怕伏尔泰的激进思想会引起德国人对专制政体的反抗，因此他把伏尔泰供养在宫廷里，尽量不让伏尔泰与德国知识分子们接触。另一位遭到法国当局迫害的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也在柏林受到了腓特烈大帝的优待。这位爱好自由、思想的开明专制君主甚至还热心地表示，愿意向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卢梭提供生活资助，只是由于后者坚决表示“宁愿啃树根，也不愿接受国王的一块面包”，才只好作罢。尽管腓特烈大帝对于这些激进的法国思想家们始终怀着一种既敬又怕的矛盾心理，但是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来访毕竟在客观上极大地推进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

与英、法的启蒙运动一样，德国启蒙运动也开始于对基督教的批判。虽然德国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批判远远不如法国启蒙运动那样激烈，却比后者更加深刻。德国启蒙运动最初也滥觞于对圣经的历史考证和理性批判，当法国启蒙主义者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将圣经斥为一堆无稽之谈的大杂烩时，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却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肃认真态度试图从圣经中那些自相矛盾的文字背后去发掘出某些不可怀疑的精神真理。从18世纪中叶开始，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在德国神学界推动了圣经考据学或圣经解释学的发展。莱马卢斯(H.S.Reimarus，1694～1768)等人开创了一种对圣经的历史批判方法，即所谓的“高等批评”。莱马卢斯像斯宾诺莎一样，坚持用理性作为唯一的武器来判断圣经所载历史事件的真伪。他对圣经的研究结果是:旧约中记载的神迹和预言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思想环境而杜撰出来的，新约中除了有关道德的劝诫之外，也全是一些迷信的纪录。但是，当莱辛后来整理和出版莱马卢斯生前不敢发表的手稿时，他从莱马卢斯的那些充满了叛逆思想的著作残篇中读出了另一种含义，那就是，莱马卢斯对基督教教义的历史批判有助于将那些外在性的和虚假的东西从基督教的精神内核中分离出来，从而使人们可以站在一种启蒙理性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合理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启蒙思想家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差异，如果说法国人对圣经的批判导致了否定宗教信仰的无神论，那么德国人对圣经的批判则导致了对宗教信仰基础进行重建的要求。莱辛明确表示:“文字并非精神，‘圣经’并非宗教。因此，针对文字和圣经的反对意见，也并不是针对精神和宗教的反对意见……这种宗教并不是因为福音书作者和使徒的传授而成为真实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是真实的，他们才传授它。书写成文的传统，必须根据其内在的真理性来解释。”在后来发表的《人类的教育》一书中，莱辛站在一种历史理性的立场上说明了基督教的合理性。

继“高等批评”之后出现蓬勃发展的德国启蒙运动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思想派别，一方是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另一方则是以哈曼、耶可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康德代表着德国启蒙运动的主流，他揭示了理性精神的真正内涵，主张不仅要理性地对待一切事物，而且也要理性地对待理性本身。这种理性地对待理性的态度就表现在他的批判哲学中，他一方面强调理性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批判地考察了理性的范围和界限，对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各自领域进行了划界。康德既批判了过分夸大理性作用的莱布尼茨—沃尔夫独断论和法国唯物主义独断论，也反对耶可比等人通过直观方式来认识上帝的神秘主义，而主张理性与信仰各有自己独立的领域，二者既不能相互论证，也不能相互否定。康德既不赞成英国自然神论用自然秩序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做法，也不赞成法国无神论用自然秩序来否定上帝存在的做法，而把上帝存在的根据建立在道德实践的要求之上。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象征着时代精神的、普世性的理性主义无疑占据主要地位，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德意志虔敬主义，仍然在字里行间明显可见。传统的虔敬主义教养与时髦的理性主义精神的结合，导致了康德对理性与信仰的划界和对道德神学的创立。

而“北方巫士”(Wizard)哈曼则代表着德国启蒙运动中的另一种倾向。哈曼与康德一样对沃尔夫的理性主义独断论充满了反感，但是他把这种反感发展成为对理性本身的贬抑。哈曼用诗的语言来反对哲学的语言，用神秘的灵感来对抗逻辑的分析，用信仰来超越理性。他坚决反对启蒙主义者关于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认为这种理性的神话将会给人类自身带来无穷恶果。理性主义使人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而遮蔽了通往神圣的灵性器官。哈曼强调，理性并不能取代信仰，理性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从而为真正的信仰开辟道路。哈曼认识到理性与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它们既彼此需要，同时又各有自己的范围——信仰恰恰就发生在理性可证明的东西的极限处，它不是反理性的，而是超理性的。在这一点上，哈曼似乎又与康德殊途同归了，虽然二者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

康德与哈曼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同时代的门德尔松与耶可比关于泛神论的争论中、康德与赫尔德关于自由是否需要一个主人的争论中，也深刻地影响了康德以后德国哲学的发展，分别导出了德国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并且最终在黑格尔那里以一种辩证的方式统一起来。但是二者之间的分歧并不能影响它们同为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共性，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康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还是哈曼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都表现了一种试图把德意志传统的虔敬主义与英、法时髦的理性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愿望。

与慷慨激昂的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德国启蒙运动始终保持着一种妥协的特点，试图在普世性的理性精神与民族性的宗教虔诚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虔敬主义代表着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德国文化的主流传统，而理性主义却是风靡英、法、荷等先进国家的时代精神。德国启蒙运动的那些主将们，无论是更加强调理性、普世精神、整体因素的莱辛、康德、门德尔松，还是更加强调信仰、民族传统、个性因素的哈曼、耶可比、赫尔德，都同样深切地感受到这两股力量——时代性的理性精神与传统性的宗教虔诚——的交互影响。他们并不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简单地用理性主义来否定宗教信仰，而是在运用理性对宗教进行批判的同时，也用宗教来对理性进行补充。他们一方面批判虔敬派的唯信主义，另一方面也批判理性派的独断主义。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要理性还是要信仰这样极端性的选择，而在于理性与信仰、普世性的东西与民族性的东西在二者协调的统一体中各自占有什么样的分量。在莱辛、康德和门德尔松等人的思想中，理性的和普世性的因素更重一些;而在哈曼、耶可比和赫尔德等人的思想中，信仰的和民族性的因素却占有更大的比重。但是寻求理性与信仰、普世性的东西与民族性的东西之间的妥协，调和二者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用一方来否定另一方，这是德国启蒙运动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关键所在。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启蒙运动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思想运动，它在各国的表现形式是互不相同的。当英国人最初发起启蒙运动时，他们只是想在上帝的庇护之下为理性的权利寻找一种合法性根据。当启蒙运动从英国传播到法国以后，喜欢标新立异的法国人就把新兴的理性精神推向了独断的极端，从而走向了无神论。而当德国人在英、法的启发下开始进行启蒙运动时，他们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处理时髦的理性精神与传统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各司其职、同舟共济的协调关系。至于这三种形式何者更为成功，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只是在于:突破国人的一种传统观念，即把启蒙运动仅仅理解为法国式的启蒙运动;通过展现启蒙运动在欧洲各国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历史进程，启发国人进一步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进行深刻反思。

注　释

①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固然是以经验作为起点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笛卡尔，虽然他在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第一原理之后，通过一个安瑟尔谟式的本体论证明而确定了上帝的存在，并由此建构起强调理性演绎的唯理论哲学，但是他的那个哲学第一原理仍然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笛卡尔自己也承认:“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也是如此，存在也不是通过三段论法从思维中推出来的。这里只不过通过直觉的活动承认一个简单地给与的事实。”(笛卡尔:《书信集》，转引自《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2页。)

②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6页。

③马修·廷德尔:《基督教与创世同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④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575页。

⑤关于英国自然神论与法国无神论之间的思想联系和发展过程，请参阅拙文《从自然神论到无神论》，载自《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⑥在伏尔泰去世之前，一位拒绝接受天主教的临终忏悔仪式的无神论者在死后被暴尸巴黎街头，伏尔泰害怕自己死后也遭到神父们的凌辱，不得不按照天主教的仪式进行了临终忏悔。这位对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都敢于攻击的伟大思想家沮丧地说:“有什么办法呢?这里盛行的就是这样的习惯。跟狼在一起生活，就要照着狼嗥。如果我居住在恒河岸边，我就不得不抓着牛的尾巴而死。”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页。

⑦伏尔泰:《五十人讲道书》，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⑧伏尔泰:《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60～461页。

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页。

⑩参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76页。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

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0页。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5、187页。

《莱辛神学著作》，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在与门德尔松进行的那场关于泛神论的争论中，耶可比曾经援引康德的观点，认为理性无力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还写信给康德，指望能得到后者的支持。门德尔松也同样希望康德能站在自己一边，因为他深信康德是决不会赞同耶可比的非理性主义立场的。面对二者的分歧，康德虽然不同意门德尔松用理性来论证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的做法，但是他更加反对耶可比用直观的方式来直接认识上帝的观点。为了回应耶可比，康德专门写了一篇论文《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在这篇文章中康德坚持把知识与信仰区别开来，明确表示“无论谁最初都不能通过某种直观的方法使人相信最高本质的存在”。上帝属于信仰范围而不属于知识论范围，无论是理性还是直观都不能使人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这就是康德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