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村的传统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大麦、小麦、油菜、大豆、花生、玉米、高粱、红薯等。大约在清道光年间，许村才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红薯的大规模种植时间可能还要迟一些。经济类作物主要是茶叶、桐籽和乌桕，本地的特产是甘蔗。
1．水稻
到20世纪60年代前，许村所种的都是单季稻。其农时安排我们可以结合1955年“前溪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手册”上记载的情况来作个了解（见表5－14）。
表5－14 前溪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手册农时安排统计表
每年农历的四月二十日开始就要着手耕田，耕田还包括犁田、耙田、再犁田、耖田等四步。另外，还要割田坝、油田堘、打隔坝。这些事做好后，才可以插秧。每年农历的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这个阶段是莳田（即插秧）。插秧时，打底的肥料是草木灰和菜籽枯。过上二七（十四天）就要开始耘田，耘时要撒石灰，除了达到杀虫、除草的目的以外，还有中和酸性土壤（本地为红壤，属酸性土壤）的作用。六月底第一遍田耘好后，再过二七（十四天），也就是在七月初就要着手耨田（耘第二遍田）。这遍工序的要求是先将田中的水放到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然后用耨除去田中的杂草。耨完后，再把水全部放干，让太阳把田晒开裂了以后才可以灌水入田，灌水过后就可以挑猪粪、人粪、草木灰和枯来施肥。胡氏《支用账》记载他家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用枯量：“（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支洋十元，付去隆裕油榨。言定买桐枯一千零九十斤，言定年内称。廿五年正月初八、九日称来桐枯一千零九十斤，讫。”农历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就是收割的季节。那时没有农药和化肥，遇到水旱、虫灾就请汪公菩萨来消灾。从光绪到民国，无论有无灾害，每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都要请汪公菩萨来“安苗”，六月底或七月初还要请汪公“保苗”，这在许村已成定例。
一农户每年能收获多少稻谷呢？这里还是借用胡氏《支用账》的相关记载来作些了解。下面是胡有明于道光年间有关稻谷收支情况的一份统计表（见表5－15）。
表5－15 清道光时期十二都七图二甲（前溪）胡有明户稻谷收支情况统计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表5－15中所列收支较为完整的是从道光二十年到二十四年的情况。下面，我们逐年统计他家的稻谷的收支情况：
道光二十年，上年存一担六斗，上仓十四担六斗，合计收入十六担二斗；舂谷合计十六担三斗，两相比较多出一斗。另外该年尚有库存一担五斗，也就是他家这一年收入的稻谷应当是十七担八斗。
道光二十一年，上年存一担五斗，上仓十二担二斗，合计十三担七斗；舂谷十三担一斗五升，尚余五斗五升。
道光二十二年，上仓十担五斗，又四百斤，约折十三担一斗七升；舂谷十五担一斗七升，尚欠二担。如果将上年余五斗五升去掉，还超支一担四斗五升。
道光二十三年，上仓十一担五斗，舂谷十四担五斗。本年又超支三担。
道光二十四年，上仓十一担又316斤，约折十三担一斗；舂谷十二担九斗五升，尚余一斗五升。
将这几年他家上仓入库的稻谷数和支出舂米数作个汇总，就会发现他家这五年超支稻谷四担三斗。他家年均收入稻谷十二担八斗八升，折1 933斤；消费稻谷十四担四斗一升，折2 162斤；每年稻谷的缺口为229斤。
前面提到胡有明户有田12．26亩，就以道光二十年他家上仓十四担六斗来算，那么水稻的单产约为179斤。民国时期，五级田的产量都在210斤，这个数值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按亩产350斤来算，胡有明户有水田6．257亩。其余的6亩，则是山、地、水塘的折算田。因为清代的税亩，是把田、地、山、塘这些项目按比例折算成税亩来收税的。所以，胡有明家稻谷的缺口部分就会由山、地所产的麦类、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来补充。
2．麦类
许村种植的麦类，包括大麦、小麦、荞麦（许村称“乌麦”）等品种。稻子割完后，农历十月就开始种麦。因麦类拔地力（大量吸取土壤的肥力），一般都不把麦类种在田中，而是种在地里。大麦常作为骡马的饲料，所以不养骡马的人家也不种大麦。冬季的水田除了种些油菜、青菜和萝卜以外，大部分都处于休耕状态，种上红花草以作为来年水田的底肥。从胡氏《支用账》中有关农事的记录，可以了解麦类的种植情况（见表5－16）：
表5－16 胡氏《支用账》中有关农事的记录列表
农历十二月到二月间要两次给麦除草、施肥。此后，便是到四月底、五月初开始收割。每年的三月到六月是农村最忙的季节，三月初开始打秧苗、耕田。四月是耕田和采茶。四月底到六月初是最忙的时节，既要割麦又要莳田，两者皆耽误不得。此后除了割稻以外，相对要空闲一些。
胡有明户一年收获的小麦大概有多少呢？下面我们借他家磨麦换面的记录来作些了解（见表5－17）。
表5－17 清道光时期十二都七图二甲（前溪）胡有明户磨麦情况统计表
胡氏《支用账》没有记录小麦收获的情况，只有消费支出的记载。道光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他家分别消费小麦212．5斤和246斤12两。道光二十二年只有磨麦的记录，道光二十三年只有换面的记录。不过跟上两年的同项作比较，还是大体相当的。道光二十年磨麦136．5斤，换面36斤；道光二十一年磨麦211斤，换面25．5斤。道光二十二年磨麦148斤，道光二十三年换面35斤。考虑到道光二十一年磨麦多、换面少的情况，这四年胡有明户年均消费小麦的总量大体相当，约为220斤。这个数据与前面提到的他们家每年稻谷的缺口为229斤大体接近。如此看来，胡有明户每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就基本能够维持一家人生活了。
3．玉米
水稻和小麦是许村传统的粮食作物，玉米（俗称“苞芦”）的引进种植大约是在清道光初年。胡有明记载了他于道光七年（1827）借贷玉米种子的情况，如表5－18所示：
表5－18 道光七年苞芦借贷账
因这本账簿残缺，前后几年中只有道光七年较为完整，所以就统计了这一年的借贷情况。这一年胡有明总共向本村和外村的55户人家借贷出玉米种子6 678斤，同年秋天，他自家“总共收芦5 385斤”。道光六年他家共收玉米7 560斤，他在“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进仓账”中这样记道：“共收苞芦六千四百五十斤，又收苞芦一千一百十斤。”又收的这“一千一百一十斤”，可能就是他于该年借出苞芦的本和利。道光七年他借贷出了他家上年收入玉米的88．3%，自己只留下了882斤。他这样大量地放贷，主要是因为其借贷利率高达30%。“十四日，许三保借子五十斤。九月十八日，收子六十五斤，讫。”“三月十六日，夏观元借子一百斤。十月十一日，收芦一百三十斤，讫。”“三月初六日，吴灶具借去子二百斤。十月初二日，收子一百三十斤；又初八日收芦一百三十斤，讫。”“二月初八日，许顺借去子一百五十斤，交三利。”无论是借出和收入的账目，还是明确的“交三利”，都明确了借贷的利率为30%。按借出6 678斤的借贷总额来算，他到年终将获利2 003斤，再加上他自种收获的5 385斤，他一年玉米一项的收入就是7 388斤。账簿的“十年二月十一日卖芦账”记载，“卖芦一百一十五斤，收钱二千四百一十五文”。照此推算，每斤玉米的价格是21文。这样，他家道光七年光玉米一项的收入就是155 148文。再按每2 800文折银一两来换算，得银55．41两。前面提到他家有田5．4亩，按亩产350斤来算，他一年收获稻谷1 890斤。按五一折算成米，得964斤。一石为150斤，每担米价为一两三钱，那么他家的收入为银8．355两。种玉米的收入是种稻谷收入的6．6倍。
“种一收千，其利甚大。”玉米每亩需种子十余斤，而亩产则高达千斤，这样的高收入自然让村民们十分羡慕。再加上玉米耐旱，种植简单，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人们还是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来进行。每年春季，先放火将山一烧，然后播上种子。苗长出后只要拔两遍草就能换来秋季的收获，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许村山多田少，十分有利于玉米的推广种植。于是，村民纷纷来他家借贷种子，道光七年所借贷的这55户人家，本村的分属前溪、河前、环里、古山下、楼下等；外村的则有上田、寨下、下丰等。这三个外村分别在许村的东、南、西三个方向，距许村十余里。仅以胡氏于道光七年借贷出玉米种子6 678斤来推算（每亩用种子十斤，亩产一千斤），这一年许村共种植玉米668亩，总产量可达67万斤。由此可见，胡社明很可能是在道光初年将玉米引进许村来种植的，他是当年少数几个开拓者中的一员。种植玉米的丰厚回报让村民们纷纷效仿。从此，玉米的种植在许村得以推广。
到了道光二十五年，胡氏《支用账》中还记有一笔借苞芦账：
廿五年正月廿五日借苞芦账
松竹，借子七十七斤，言定加二利。汪顺梅，借子一百斤。仲和借子一百斤。夏和尚，借子七十九斤，百祥，借子七十七斤。
钓台[1]，汪观信借子一百斤。小祥，借子一百斤。李老八，借子五十斤。夏喜庆，借子一百斤。汪观明借子五十斤。松庆，借子一百廿斤。汪观凤，借子一百廿斤。
道光二十五年，总共只有12人向胡家借玉米种子1 073斤。这显然比道光七年的总共有55人借出6 678斤少了许多。另外从利率上看，也从原来的三利，减少到二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玉米的种植的确得到了推广。
有学者研究指出，清代徽州引种玉米和红薯解决了徽州本地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从许村胡氏账簿记载的情况来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许村本来粮食的缺口就不是很大，田地的产出基本能保证村民的粮食消费。玉米引种以后，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从道光六年到八年，胡社明一户年收玉米都在七千斤以上，光玉米一项就已远远超出了他家的口粮需求。
红薯在清道光年间的种植可能还不够广泛，道光十九年订的胡氏《支用账》中仅有一次提及红薯：“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支钱六十五文，买红芋十斤。”胡家在道光初年就开始种玉米，而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他家还买入红薯。从买入的月份来看，这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所以胡氏买入的目的可能就是尝个鲜。如果作为种子买入当在春二三月，这可能是红薯的产量与玉米不可比，再加上种植条件也比玉米要高，它需要熟地才能种植。刀耕火种的方式根本不适合它，所以在推广上可能受到一些阻碍。这也许就是玉米在道光初年就得以大面积推广，而红薯却在道光二十四年才出现记载的原因吧。
4．油料
许村的油料作物主要有油菜、黄豆、芝麻、桕籽和桐籽，前三者是食用油料，后两者是日用油料。1962年2月21日填报的许村公社“1961年农业统计年报”中有关于“油料作物生产情况统计表”，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具体如下表5－19所示：
表5－19 油料作物生产情况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油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是最大的。油菜是每年秋季种植，第二年的五月收割。一般都是种在水田和山地，产量不高，田中的亩产在150斤到200斤之间，山地亩产则不超过100斤。胡氏在道光年间年消费菜油为5—7斤，平均每月还不到半斤菜油。而他家年收获的油菜籽是多少呢？下面借胡氏《支用账》有关菜枯的记载来作些了解：
道光廿四年
三月十一日，社富老大去枯一百零三斤（十八个），收洋一元，下欠钱四百十九文，四月十一日收讫。
十二月
大桥头老元五十三斤（九个），收钱八百文，下欠七十四文。收去枯八十六斤半（十五个），收洋一元，钱一百五十七文。
去枯四十斤，收钱六百六十一文。
百褣去枯五十斤。
观应去枯十八斤。七月廿四日收钱二百九十文，讫。
道光二十五年
二月十五，卖枯一百廿斤（十八个半），收洋一元，钱五百廿文。又支枯三百零半（五十个），收洋三元，钱九百零八文。
二月廿一日，金凤借去枯五十斤（八个），收钱七百五十文。
去枯六十斤（十个半），收钱九百七十文。
三月初四日，灶贵妹代禁（正）岭去枯八十斤（十四个），现收钱十六文，计洋一元，收。
三月初七日，去枯八十斤（十四个），收洋一元，收钱十六文。
汪文松去枯五十四斤（九个），金凤手。
菜枯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肥料，是油坊榨去油以后的下脚料。因为榨油时要制成一个个圆饼状，所以常以“个”来计算。从上述记载来看，每个枯饼重为6斤左右，每斤值16．5文。道光二十四年（1844），胡氏售出枯350．5斤；二十五年，售出枯744．5斤。两年平均售出枯547．5斤。通常油坊是按32%的出油率来兑换油菜籽的，也就是说每百斤油菜籽有枯68斤。照此推算，胡家这两年售出的枯折成油菜籽约为1 610斤。不考虑自己留下自用的部分，胡家年均收获油菜籽805斤，兑换成菜油约为258斤。按道光二十一年菜油的价格为84文来计算，胡家一年菜油的收入为21 672文。再加上每年还有枯547．5斤，得钱9 034文。胡家一年种油菜的收入为30 706文，再按一两银折钱2 800文来算，胡家油菜一项的年收入约为银11两。
油菜是每年农历的九、十月间播种，第二年的五月收割。播种时就要施草木灰，农历的十一月份要介苗、补苗、锄草、施肥。开春以后，再除一次草，施一次肥。肥料一般是猪、牛、人粪和草木灰。
黄豆与芝麻的种植较为广泛。黄豆榨油的比重不大，主要是用来作为制作豆腐的原材料。芝麻除榨麻油以外，还作为制作麻酥糖、月饼、冻米糖等糕点的材料。黄豆常种于田堘和山地，芝麻都种于山地，很少有将它们种于田间的。
桕籽和桐籽都是木本油料作物。从上述1962年的“油料作物生产情况统计表”中可以知道，桕籽的产量是仅次于油菜的第二大油料作物。桕籽树一般都是种在田堘上，秋末采收，它主要是为日常生活提供照明所需的青油和蜡烛。桐籽树一般种在山上，秋季采收，它的皮油也是作为日用照明的灯油来使用的。因其防水效果好，它还常用来作油纸伞、雨靴外层涂料。不过，传统上它主要是作为油漆的原料来使用的，许多木质家具或农具都用得上它。抗日战争时期，因桐油作为一种战略物资而身价倍增。许村属于后方，日军没有入侵到此。所以，当时有许多人种植桐籽树。油坊榨出油后，装入木桶中，运出外销。到1962年，前溪大队仍有桐油地32亩。
桐油曾是本地重要的物产，它是优化耕种程序中的重要一环。据现年77岁的程兴柯介绍，开荒种山也有一套耕种程序，即玉米—桐籽—杉树。这套耕种程序能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产值。荒山头三年开垦出来适合种玉米，到了第四年就可以在玉米地里种桐籽，当桐籽出苗后，就可以栽上杉树苗。当地有谚云：“桐籽桐籽，早生早死。”桐籽是一种速生早衰的经济作物，三年即可结籽，六七年就会衰败。桐籽速生早衰的这个过程还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肥力，有利于杉树的生长。到了第七个年头杉树就可基本成林。这种套种模式，让山地的效益有了很大的提高。
5．茶叶
有谚云：“三年桐籽，六年茶。”就是说，桐籽产生效益只要三年，而茶树则要六年才能出效益。尽管许村在清代是歙北一个主要的茶叶加工地，但本地茶叶的种植面积并不大，产量也有限。从1950年“地籍清册”登记的情况来看，当时四个行政村中，只有东升村登记有茶叶的产量，其余几村则没有记载。东升村总计有80户，其中有35户登记有茶叶的产量，总计773斤。产茶户占总户数的44%，户均产量约为22斤。前溪村第六生产队保留有1967年和1972年的两份售茶凭证，如表5－20所示：
表5－20 前溪村第六生产队1967年与1972年售茶统计表
上表中5月份出售的是春茶，6—7月出售的是夏茶（俗称“子茶”）。1967年整个生产队的茶叶的产量为131．3斤，产值154．25元。在推广种植茶叶之后的1972年，该队的茶叶产量为253．3斤，产值为299．93斤，产量和产值都几乎翻了一倍。清道光年间的胡氏居住地就属于该队所在的区域，其后人也在该队。那么，那时胡氏一家的茶叶产量又是如何呢？胡氏《支用账》有相关记载：
十九年三月廿五日卖春茶
二斤十二两，钱二百八十六文，平秤三斤十一两。
廿九日，三斤五两，钱三百四十四文，平秤四斤十四两。
二十年四月十一日卖春茶账：
平秤六斤，钱五百五十文。
十五日，三斤九两，钱三百零八文。
子茶，二斤平，钱一百六十文。
账中所记的道光十九年产量为六斤一两，平秤为八斤九两，产值为630文。道光二十年的产量十一斤九两，其中还包括子茶（夏茶）二斤，产值为1 018文。也就是说，胡氏道光年间茶叶的产量在九斤左右，产值约为824文。单从户均产量上来看，胡氏道光年间的茶叶产量与1972年的产量相当。但胡家是个个案，缺少可比性。
太平天国以后，许村有人垦荒种茶，面积和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尽管如此，当地的产量还是不能满足本地茶商的需要，还是要通过收购周边山区的毛茶来进行深加工才能满足茶商们的需求。下面是一份1951年“歙县工商业联合会共商同业公会历年总结汇报”中有关许村及周边地区茶叶产量的统计表（见表5－21）：
表5－21 许村及临近茶叶产区产量分区统计表[2]
许村区东面的歙东区和西北面的黄山区，都是许村茶叶加工的来源地，该两地茶叶总产量分别是许村的七倍和十一倍。而且，表中许村区的产量并非指许村本地的产量，当时的许村区包括许村、上丰、岩源、塔山等处，除去这些地区，许村本地的产量会更少。
茶叶每年要深锄两次，俗称“挖茶棵”。第一次是在春茶采摘前二三月份，第二次是在夏茶采摘后的七八月份。民间有“七挖金，八挖银”之说，即七八月份是深挖、锄草、施肥的黄金时期，两次“挖茶棵”都要施农家肥。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推广剪枝技术，即在第二次“挖茶棵”时，就把枝给剪掉，这样来年的产量会有很大的提高。
6．甘蔗[3]
许村甘蔗为歙北特产，尤以金村甘蔗为最。民国三十二年（1943）所订的《许村乡农会保护农业生产规约草案》之第六条有这样的规定：“禁止窃取甘蔗。查许村种植甘蔗甚多，可称特产。如有窃取者，经查实后，每株罚金以十元计。”
这里的甘蔗皮白而薄，肉松而脆，汁鲜而甜，其含糖率比其他地方出产的甘蔗高出15—20%，这与许村的气候和土壤有关。这里地处黄山南麓，海拔250米左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为砂性的黄棕壤和褐色砂壤，属微酸性土壤，非常适宜甘蔗的生长。甘蔗大多种于水田之中，每年春季的四月开始播种；夏季要除草，施枯肥，介苗（除去多余的芽苗）；秋季的霜降前收割。必须通过窖藏才能过冬。
许村何时开始种植甘蔗，今已不可考。其声名远播，却要归功于一位苏州商人。据说，从前，有一个苏州商人路过许村，买了一根甘蔗，准备用刀切成段放进袋内，以便携带。当时买甘蔗的人告诉他，这种甘蔗不用刀切，只需用指甲一掐即可。那位苏州商人便用指甲一掐，然后两手一掰，果真就断了。于是，他又高兴地取了一段尝了尝，松脆甘甜的甘蔗令他赞叹不已。他边吃边赞道：皮白肉嫩甘如饴，皮薄松脆不需力，进口汁多甜似蜜，不是甘蔗是蜜蔗。结果，他买了一捆许村甘蔗，雇人运回苏州。从此，“许村甘蔗”便名声大振。
为了便于老人和小孩食用甘蔗，许村人还专门制作了用于榨取蔗汁的甘蔗榨。该榨由榨凳和榨杆两部分组成。榨凳全长44厘米，通高32厘米。凳前脚高为16．5厘米，后脚高20．5厘米。凳面略有弧度，前低后高，凳面前半部分刻出一个直径为9厘米的榨盘，榨盘四周开有小槽，便于蔗汁顺着出汁口流出。榨杆全长44厘米，前部也是一个直径为9厘米的圆盘，后面为一长柄。它是运用杠杆原理榨出甘蔗汁的，这也算是一台古老的榨汁机了。
因甘蔗如竹子一般节节相连，且甘甜可口，所以在歙县民间常把它作为吉利的物品来馈赠亲友，以寄寓节节高升、年年甜蜜之意。每逢霜期到来之前，许村人就要把甘蔗采收回家，并将一时吃不完或出售不了的甘蔗窖藏于地下。到了过年的时候再拿出来，或用于出售，或馈赠亲友，借此来表达新春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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