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敦本堂族谱的编修

修谱为族之大事，自然要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无他许氏宗谱》中记有历次修谱的组织机构的成员分工情况，这里以嘉庆六年（1801）为例：

主修又任总管：汝梅

总管：秉灵

总理：秉美、闾宗

同修：元度、秉刚、翼

参辑：祥、国本

校正：国勋

书记：兆裕、兆熊

阅梓：瑗

主议族长：元志、元高

房长：元臣、元恺、启本、士林、元长、元宸

房总：元寅、大馨、义元、国宾、秉鲁、宗明。

任事：29人。（略）

整个机构由十二个部分组成，其中除了编辑机构外，还有后勤机构，主要是指房长、房总、任事等，这些人在别的年份中也被称为“房催襄办”。修谱参与的人员众多，嘉庆六年参与修谱的人数为56人。道光十九年（1839）为66人，同治十三年（1874）为47人，光绪甲辰年（1904）为33人，民国十七年（1928）为45人。

然而最初的修谱可能只是个人的行为。城东谱记载，许氏南迁歙县后的第一本族谱，即宋嘉祐丙申谱就是由许元编订的。直到明永乐丙申（1416）谱，前四次修订都由一人完成。自永乐壬寅（1422）谱起，参与编撰的人数开始增加，从三人到五人，再到正统戊辰（1448）谱的十五人。然后又减至七人、两人。集一族之力来编谱，可能在明中后叶开始兴盛。此前族谱可能都是以手抄本为主，到明中后叶，随着刻书业在徽州的兴盛，刻本族谱开始盛行，这就使谱族每户一册成为可能。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许氏刻本族谱，就是隆庆三年（1569）的《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此前尚有嘉靖刻本，惜不得见矣。据敦义堂民国十三年（1924）的《续修东派道润公支宗谱序》介绍，明嘉靖年间，许天恩曾主修过东支世谱，并“刊发各门保存”。隆庆三年的《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中的“天恩”条目下记有：“倡修谱牒，尊祖正名，不合西谱，敬守我祖家乘。”可见此谱确实存在。

修谱除了要有财力和人力以外，其过程也是相当复杂和艰难，有的甚至延续几百年也不能实现这一愿望。光绪二十三年（1897），许达墉重修西支《环里门统谱》，当时正值太平天国之后，族谱资料遗失，人员失散。为了核实情况，他甚至不远千里而求之。《环里门统谱·达墉公》条下这样记道：“（公）一面建造祠宇，一面从事理主。适当兵燹之后，历年久远，其不可待而知者，公不惜远逾千里，亲至江北、运漕一带而求之。”这不正是“无他许氏宗约”中所强调的“殚心考究，无疎舛忽略之失”吗？

许达墉不远千里，历尽艰辛总算还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东支邦伯门敦本堂谱的编修则留下了一个遗憾。

许氏东支自明隆庆以后，不再统一修订过一本族谱。《续修东派道润公支宗谱序》中写道：“迄明至前清乾隆间，历百数十年，均乏继志之人。时有颖村讳干祝，慨然独任，不辞其劳，亲将各门之谱历历查考，编辑成册，恳漂阳史公贻直序之。将行刊定之举，惜乎经费少充，如是不果。今幸其草尚存，然自清乾隆至今又欲百数十年矣。”清乾隆年间，许干祝已编好了一本族谱，只因经费问题，最终只留下个草本。再传到民国，许氏东支已有三百年没有一本刻本族谱刊行。民国十三年（1924），东支邦伯门理主后，准备在“神主簿”的基础上再修一本“线谱”。在许本学作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的《歙县许村敦本堂神主簿·叙言》中这样写道：“祠长及献廷伯父出示民国十三年理主神主簿五册，并称修辑线谱一时不易着手。”民国十三年就打算修的线谱，为什么在事隔十九年之后还称“不易着手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支下四份（仁、义、礼、智四支祠）对编谱产生了意见分歧，另一方面是资料的缺乏。义份敦义堂许惠瑗在《续修东派道润公支宗谱序》中这样写道：“今岁晶祠（‘邦伯门’别称）新建告竣，而支下贤达者甚属寥寥。当道之人趋尚时风，重利轻义，含糊理主。不以宗谱之系重，尤将祖训为儿戏。甚至于远代逐出之罪裔及世系不符之辈，统皆准其入庙。窃思三百年中，累经先辈评议，然皆不行。今其人或受赂，或徇情，妄行私见，紊乱宗支。瑗只身难排众议，在旁叹息而已。”综合起来看，产生分歧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逐出罪裔准其入庙，这里可能就是暗指后面将要提及的世系官司中的许志训的后裔；二是世系不符，紊乱宗支；三是受赂徇情，重利轻义。为了坚守编谱的原则，许惠瑗自己单独编定了义份敦义堂支谱，即《续修东派道润公支宗谱》。因该支财力有限，无力刊印，最终只留下了一个草本。

资料的缺乏是导致宗谱不能编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许本学在《歙县许村敦本堂神主簿·叙言》的开篇即称道：“去岁（民国三十一年）清明节前，我祠开祠集议，讨论修辑线谱事宜，彼时学得参与该议。族众主张纷纭：有称某某抄谱完整，无容再为修辑；有称某房抄谱决无疑义，能作蓝本；意见不一。结果以从征集各房支丁清明奉祀神主簿入手，并推举人选，准备修辑。曾由祠长羽仪公出示通知各支丁，以为事可必成。讵时隔一年，征送者仅一二人而已。前议主张某某抄谱完整者，某房抄谱无疑者，未见该谱出示。岂所称完整与无疑者，有认作秘本不愿公开被人读览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许本学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初夏，借助民国十三年的神主簿，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整理成了《歙县许村敦本堂神主谱》。因800大洋的刊印经费一时没有筹措到位，遂推迟到民国三十四年才编订刊行，并分发到本祠各支丁的手中。尽管“叙言”的最后重申“或作修辑线谱的参考”。但《歙县许村敦本堂世谱》最终还是没能编成。

就是民国十三年的神主簿，也存在有不少问题。“叙言”中说：“但查十三年理主簿册，亦多未尽完善。若一人分立两主者有之；同一夫妇而分立两主，或名号各异分别互立者又有之；至幼殇神主与我祠始祖汀州公配飨一堂者亦有之；又预先虚立神主入祀不祧者，更不足说。”再加之时日既久，编者“离乡日久，对先人名号，某名属某，某究号某，难以知晓，非就正于各房长不可”。然“各房长有以相隔数世，年代久远，无法改正”。“族谱自明隆庆年间可复、凤翔两公修刊后，有清一代继起无人，是以族人仅知世次而某为某祖，某为某子，迄无脉络一线相承”，最终也只能是“存真迹，藉留原来面目”。

通过许惠瑗、许本学在相关文章中的介绍，我们知道编谱之困难。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编谱是宗谱盛事，定会得到族人的大力支持。然而事实却是有古谱者不愿提供资料；编谱者各执己见，意见不一；年代久远，世系紊乱，先人的信息难以考证；经费缺乏，宗谱编成却难以刊刻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