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洋洪门的分布状况

二、近代南洋洪门的分布状况

（一）马来半岛

马来半岛是南洋重要的华人聚居区。槟榔屿和新加坡是马来半岛的重要商埠。1826年，英国将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合并为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为总督府所在地。南洋华人将海峡殖民地称为三州府。三州府不仅活跃着华人洪门，还建立了专门吸收土著人的旗会。

1.三州府的华人洪门

1799年到1825年，马来半岛洪门先后在几次骚乱中显示了力量。他们拥有会标，有严格的誓言约束会员，团结一致，试图推翻英国的统治，建立华人自治团体。他们还曾试图协助暹罗人反对英国侵占槟榔屿。据当时槟榔屿海山会首领刘亚昌透露，他们准备在槟榔屿放火，制造混乱，同时在吉打预备了300艘小船，15 000多名暹罗人、1 000多名华人及8 000多名马来人准备乘船向雪兰莪大举征伐。1826年，马六甲洪门与警察发生纠纷，准备暴动，最后由荷兰任命的华人甲必丹出面，才将事情平息下去。据说当时马六甲的洪门成员多达4 000人，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当时马六甲洪门势力已经达到令殖民政府不敢轻视的程度。这些洪门会员大多在马来半岛腹地的矿区和种植园活动，大本营则在卢骨（Lukut）的锡矿区。

新加坡也是南洋洪门的重镇。由于曹亚志的努力，洪门在19世纪20年代就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开拓而在新加坡迅速扩张。他们拥有有组织的新会员入会仪式，在丛林中建有自己的堡垒，甚至曾救走10个在警察监护下修路的华籍罪犯。到1841年，新加坡已有洪门会员1万名，1851年增至2万人，而当年新加坡的华侨总共只有27 988人，可见，当时70%以上的华人都参加了洪门组织。

资料显示，19世纪60年代，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洪门的实力得到巨大发展，整个华人社区的成年男性差不多都是会员。1867年时，据槟榔屿暴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称，仅槟榔屿的义兴会会员就有25 000至26 000人，约占该殖民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约有14 000至15 000人在威斯利省。此后的20多年里，虽然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了控制和逐步镇压的政策，但洪门势力有增无减，并向海峡侨生群体和当地土著人部落渗透，令殖民政府大伤脑筋。终于，殖民政府于1889年制定了新的社团条例，宣布自1890年起所有的洪门为非法。自此，马来半岛的洪门有所收敛，但其规模和势力仍居东南亚各地之首。

进入20世纪，洪门组织为了适应新的环境，纷纷以新名称、小团体的形式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最有势力的不再是往日的义兴会、海山会之类，而是一个从大伯公会中分裂出来的叫华记的洪门组织，下设许多分会。在这些小帮派的喧嚣下，马来半岛洪门又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但好景不长，1941年冬，日军在新加坡登陆，英国军队投降，洪门威风凛凛的日子也随之结束。此后3年多时间里，洪门几乎销声匿迹。然而随着日本人统治的结束和马来半岛政治运动的兴起，洪门也开始与主流社会保持一致，他们要么自组党派，要么与其他的政治党派联合，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另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洪门组织不是依附于强势洪门组织生活，就是堕落成犯罪组织。无论如何，新、马洪门在过去100多年中，无论是会员人数还是组织都是首屈一指的。

2.专门吸收当地会员的旗会

在马来半岛，洪门除了在华人中建立强大的组织网络外，还在当地土著人中发展会员并建立组织，那就是白旗会和红旗会。事实上，早在旗会建立之前，洪门已经开始吸收非华人为会员，据说义兴会还专门为非华人会员制定一套暗语，以方便不懂中文的会员。非华人最早被允许加入洪门大约在1846年，1846年3月26日的《新加坡自由西报》指出，洪门开山堂时，马来人和武吉斯人（Bugis）等土著人可以加入。1854年，殖民官沃恩（Vaughan）还详细叙述了他本人在参观一个马来人村庄时，一位马来哈只（Haji，即到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加入和胜会时的情形，并称当地村落中所有伊斯兰教男性居民早已加入和胜会。但当时还没有专为非华人而设的洪门。最早成立的主要以吸收非华人为会员的洪门就是白旗会和红旗会。

白旗会约建于1855—1857年，据槟城调查委员会对第37号证人的调查，该会在开始时是一个宗教组织，是为帮助会员操办宗教仪式（如结婚、丧礼、割礼等）而组织的。红旗会则大约成立于1860年，也是为“宗教目的”而成立的。两会成员主要是马来人（Malays）、印度人（Indians）、印度穆斯林（Hindu and Moslem）、爪夷卜根人（Jawi-pekans）、爪哇人（Jawanese）和波依人（Boyanses）。这两会都基本上是按照洪门的组织结构和程序建立起来的，入会仪式也如洪门的入会仪式一样，有提问、发誓、喝鸡血酒等，但因为是专为巫印民族和其他土著人而设，其拜盟仪式也因会员多为回教徒而更改，比如入会时要将《可兰经》放在头顶以示郑重。^[4]

（二）荷属东印度

荷属东印度是荷兰最大的殖民地，包括爪哇、苏门答腊、马都拉、婆罗洲（不含已被英国占领的沙巴、沙捞越和文莱）、苏拉维西及桑义赫和塔劳群岛、麻六甲和小巽他群岛（不包括葡属东帝汶）。

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印尼也是吸纳华人移民的重要区域，所以有记录称洪门在19世纪已“普遍出现在英属马来亚、沙捞越及荷属各地。华人苦力走到哪，洪门就跟到哪”。^[5]“在爪哇、廖内及许多其他荷兰殖民地内，他们（即洪门）一直在策划推翻政府的阴谋，举行公开叛乱”。^[6]这种说法如果用来指马来半岛的洪门或许不为过，但如果是指荷属东印度各地，未免有些言过其实。由于葡萄牙、荷兰、英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客观环境并不利于洪门生存发展。

荷兰殖民者为了巩固在印尼的统治，一边利用华人开发殖民地，一边想尽办法控制华人的发展和壮大。他们将华人居住区设在郊外，禁止其与当地人混居，一旦发现华人人数增加、势力增大就惶恐不安，必欲镇压而后快。荷兰殖民政府如此害怕华人力量强大，当然不可能让一个在华人中有号召力的组织在其统治的领土上出现和发展，而是“对于私会有严律禁止”。1845年，香港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禁止洪门活动条例后，荷兰殖民政府担心大量的洪门人士涌入印度尼西亚，就于1846年也宣布洪门为非法组织，并予以严厉镇压。在这种环境里，洪门不可能像在马来半岛那样自由发展，虽然说有不少天地会会员在荷属东印度谋生，但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的活动，则很少出现。19世纪马来半岛的洪门兴旺发达时，曾有会员前往荷属东印度发展洪门组织，但很快被荷兰殖民政府查禁。

虽然如此，荷属东印度范围内仍旧活跃着洪门组织，他们主要集中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1851年，政府在爪哇日巴拉埠（Japara）及巨港搜到有关洪门的中文书。当时已是荷兰殖民者在此禁止洪门活动的第五年了，所以洪门组织基本上是以地下活动为主，很少公开。过了12年，苏门答腊巴东埠（Padong）的警察无意中由某盗窃案嫌疑犯家中搜出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是关于天地会的，内容包括会章、誓词、入会需知、旗帜说明、秘密符号等。经过殖民政府翻译官施列格的翻译，政府了解到该埠有洪门成员200人。

总体而言，印度尼西亚的洪门长期生活在一种高压政策之下，他们的组织、活动、规模都远远不如新加坡、马来亚的洪门。

（三）英属婆罗洲

英属婆罗洲包括今文莱达鲁萨兰国和马来西亚在加里曼丹岛的部分领土（即沙捞越和沙巴）。

当时沙捞越的华人主要集中在首府古晋（Kuching）和石龙门（Bau）。古晋的华人多以经商为业，其余在石龙门从事开矿。石龙门聚集着数千华人，以采掘金矿谋生，据说全是天地会会员，属1830年以后从西婆罗州的三发地区转移到沙捞越石龙门一带的“石龙门公司”。为了统一行动，矿工们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叫“三条沟会”（San Tiau Kiau Hueh，也译作“三头沟会”），属于中国的天地会系统，但也吸收当地马来人入会。

洪门势力在沙捞越的壮大引起英国人的恐慌，詹姆士·布洛克担任省督后，更是对洪门的发展非常担心，曾召集洪门组织首领予以警告，但收效不大，于是他开始用严刑峻法压迫洪门。1850年，布洛克宣布三条沟会为非法团体，要求解散三条沟会。恰值此时新加坡义兴会派一名叫阿元（Hah Yun）的华人前往石龙门发展会员，为布洛克所获，被判处死刑。布洛克的残暴激起华人的义愤，洪门本来还能奉公守法、相互约束，至此，也全都以反抗布洛克政府为职志。1857年2月18日，忍无可忍的沙捞越华人矿工在石龙门公司首领、洪门头目王甲的领导下举行起义，随即占领了首府古晋，布洛克仅以身免。然而，起义很快被镇压，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矿工及其家属进行疯狂报复和大肆屠杀，被害者约千余人。古晋事件后，连当时伦敦的报纸也说，布洛克“以政治而论，为英国开土拓疆，不愧英国之柱石，以公理而论，则人道之蟊贼”。自此以后，沙捞越一带的洪门完全转入地下。

（四）暹罗

暹罗即今泰国。由于英法殖民者的妥协，暹罗得以保持独立状态。洪门在暹罗的活动环境远比南洋其他地区要好。20世纪以前，暹罗政府对华人的政策都是非常宽松的，比如移民不受限制，自由活动，交税最少，一般只有暹人的三分之一。此外，暹罗政府还大量利用华人担任地方长官。在拉玛三世执政期间，邻廊（Ranong）、宋卡（Songkhla）、那坤（Nakham）、思玛拉（Sithammarat）及姜戊里（Janthaburi）的拉者都是华人。拉玛五世王时期巴谅（Patlani）、大莫（Tomo）、董里（Trang）、宋卡（Songkhla）、邻廊（Ranong）、克拉（Kra）、弄旋（Langsuen）及北榄（Paknam）的拉者、地方官及委员也都是华人。他们大部分为泰母所生，但都讲华语，也有几个是从中国来的移民。其中董里的许心美还被誉为“暹罗南部最有头脑的管理者”，1892年被任命为印度洋中西部诸府的巡抚（High Commissioner）。他的两个兄弟许心广和许心钦都被政府重用，分别担任邻廊和弄旋的首长。

由于暹罗王国政府对华人的宽容和认同，华侨基本上生活在一种半独立状态。不仅是华侨，就是洪门，也同样被赋予相当完整的自主权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在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华人所占人口比例又非常大，洪门却并没有像在英属东印度公司辖区内那样大规模发展起来，而且出现的时间也较海峡殖民地晚。现有资料表明，暹罗的洪门并不是暹罗的华人移民从中国带来的，而是海峡殖民地三州府的洪门向外扩张的结果。因为与海峡殖民地相邻，暹罗的洪门出现较早，1809年时普吉岛已建立了洪门。他们于1810年时与槟榔屿的洪门有过友好往来。

早期的洪门被泰国官方称为大兄会，到曼谷王朝第五世王时改称洪字会。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中部地区和南部华人比较集中的半岛上。沿海城市和中部地区的华人洪门组织按居住地和方言组成不同的帮派，因此，每个城市往往有好几个洪门存在。南部的洪门则不受方言限制，一般都有相当于总会的地区联盟会和分会两级组织。最有势力的洪门是义兴会，其次是恩公会，排第三位的是和胜会。1881年时，泰国南部的德古巴城已有义兴会会员3 200人，恩公会会员800人，和胜会也有300多会员。

暹罗洪门也曾多次与政府发生冲突，遭到镇压。1910年，洪门领导了反对政府增加华人税收的起义，遭到失败，也令政府意识到洪门问题的严重性。从此，暹罗洪门势力急剧衰落，在华人社会中的威信也大为低落。政府通过经济限制和收买拉拢洪门组织首领等办法分化瓦解洪门取得成效，不久有些洪门就完全不活动了，有些按法律规定改组成互助会，一些则演变成方言会馆组织。在一些稍微边远的城市里，个别洪门组织的势力保持到20世纪20年代。至此，尽管洪门并非完全消失，但从整个社会来说，洪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已经不存在，洪门组织已成为历史。不过，也有一些洪门组织在1910年以后就变成华人社会的“帮”，在泰国被称为“私派”。

（五）菲律宾

菲律宾与中国有传统的人员和商贸往来关系。明代时，即有大批华人前往菲律宾群岛定居。自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华人的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多次成为西班牙殖民者屠杀的牺牲品。西班牙殖民者视华人为危险分子，每当菲律宾华人人数增加，势力增大，西班牙统治者就要千方百计地进行镇压。洪门出现以前，西班牙统治者已经对华侨进行过5次大规模屠杀，受害人数超过5万人，小规模的排华驱华案也不计其数。因而，华人在菲律宾往往难成气候。

直到19世纪末，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菲律宾后，洪门在菲律宾的活动才有确切可信的记载。1899年，30名粤籍华侨自美国移居菲律宾，组织洪顺堂。不久，改名为义英堂，吸收各地来菲的华侨入会。渐渐地福建人成为洪顺堂的主要会员，占该堂总人数300人中的2/3。大约是受马来半岛福建人洪门组织的影响，1902年，洪顺堂中的福建人从会中分裂出去，另组义福堂。一方面是顺应历史潮流，一方面也是受中国本土政治运动的影响，义福堂于1912年改组为统一党马尼拉支部，1914年更以中国进步党马尼拉支部的面目出现，成为洪门进步党的前身。至20世纪30年代，菲律宾洪门致公党、菲律宾洪门秉公社、菲律宾洪门竹林协议团和菲律宾中国洪门协和竞业社等一系列洪门组织也相继成立。

（六）法属印度支那

19世纪中叶，法国陆续蚕食中南半岛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封建王国。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成立了印度支那联邦。越南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主体部分。

越南与中国的广西、云南接壤，与天地会活跃的广东、福建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因其地理上的便利与中国过往甚密。19世纪中叶，当大批华人前往新加坡、马来亚、暹罗、印尼、菲律宾等地谋生时，也有不少人通过陆路或水路到达越南，他们当中就有一部分人是天地会会员。越南谅山发现的天地会会簿证明，大约在19世纪初，越南就有了天地会会员的活动。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越南的天地会活动进入高潮时期。刘永福部就在这时进入越南内地，所有的起义军尽为天地会会员。后来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河口等多次起义的同盟会会员王和顺就是早年刘永福部的哨官。与刘永福同时进入越南的起义军还有由黄崇英领导的一部，成员也多为天地会会员。在越南，两支起义军队伍都有大量活动，并吸纳了不少当地华人加入天地会。但黄崇英去世后，其部下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匪帮。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则始终保持天地会互助、仗义的传统，不仅帮助当地人民杀死了狠毒异常的白苗头目盘文义，安定了北越六安州的社会秩序，而且惩办了那些作恶多端的黄崇英余部，使北越“鸡犬无惊”。刘永福在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的过程中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受到越南政府的信任。1873年，当法国军队攻打北圻时，刘永福义无返顾地接受了越南政府的请求，带领黑旗军多次打败法国军队，取得了河内西部、纸桥等战役的胜利，受到越南政府的嘉奖和越南人民的拥护。越南全境沦陷后，洪门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继续活动。至19世纪末，越南已有洪门组织28个，他们成为孙中山在中越边界发动武装起义的核心力量之一。

（七）英属缅甸

缅甸与中国云南和西藏有漫长的陆地边界线，更有历史悠久的“胞波”情谊。由于陆地交通的不便，缅甸的华侨人口相对较少，所占人口比例不大。1931年缅甸的人口普查表明，当时全缅人口总数为14 667 146，而华侨仅占1.3%，不到20万人。其中有一部分为早期从中国云南至缅甸的翻山华侨的后代。华人移居缅甸后，往往视缅甸为家乡，居留两代之后便被完全同化，把缅甸看成自己的祖国。他们并不像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侨那样注重同宗同乡的联络，也没有发展一个强有势力的组织以维护自己的“中国特色”。所以，洪门在缅甸虽然也存在，但只是小打小闹而已。

与泰国的洪门一样，缅甸的洪门也是从马来亚等地移入的。根据缅甸土瓦（Tavy）地方的记载，土瓦及其邻近地区的矿工是一个名叫刘亚忠的槟榔屿洪门首领招聘去的。不过，尽管如此，缅甸的洪门的出现并不晚。就在槟榔屿政府记录有“天地会人举事之报告”的同一年，在缅甸的苒基埠也发现了洪门活动。虽然冉基埠的义兴会早就成立，自此以后约半个世纪中却未再见有关义兴会活动的记载。仰光作为缅甸的首都，到19世纪中叶才有洪门活动。据张奕善先生说，“在仰光建立最古老的华人会社是义兴公司，建立于1852—1853年”。^[7]公司成立之初，吸收所有帮派的华人及中缅混血儿为会员。1868年，缅甸始有除义兴会之外的洪门活动，这一年海峡殖民地的大伯公会（建德堂）在缅甸设立分会。1889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决定镇压洪门时，缅甸洪门也警觉起来，义兴公司遂改名为武帝庙，以宗教组织面目出现。19世纪末，缅甸又出现了另一洪门组织——和胜会。缅甸洪门虽然势力远不如马来半岛的洪门，也没有给政府留下什么印象，但在缅甸华侨社会里颇有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