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消费革命

消费、休闲与都市生活(相对于乡村生活)密切相连，都市生活由消费构成并通过消费而实现。而中产阶层就是具有温文尔雅(urbane)、时尚/世界主义(cosmopolitan)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t)特征的生活方式的群体，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凸显和论证的中产阶层的定义。

美国城市文化研究学者祖金(Zukin，1998)对都市生活方式(urban lifestyle)与空间的考察，试图从社会理论的层面上将物理空间和符号空间的生产、被建造的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都市生活方式等关联起来，来解读消费空间的多样化和标准化。她认为，消费取代生产成为都市生活的显著特征，包括对符号的消费^[14]。其中，对于空间的消费，一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与资本合力打造的都市美化，吸引体现统一的审美意识的绅士阶层，尤其是具有文化资本的人群;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其他人群的边缘化和区隔。这些都共同构成了都市空间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过程。

在祖金看来，伴随这一过程，都市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充斥了绅士化的叙事，这些媒体将绅士化的过程呈现为美学的和“艺术的”生活方式。同时，这样的绅士化过程又导致了建筑风格或格调的变化。这些文化活动和产品，为城市的“符号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关键性的基础设施。然而，如此的绅士化过程所产生的一个负面后果则是激发了都市空间使用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并且，这些绅士化的推动者们(gentrifiers)对文化与社会多元(diversity)的赞同往往转换成对视觉统一(visual coherence)的美学追求。坐落在统一的消费空间这个体制框架内，这样的美学追求实际上导致了对低收入的都市居民的取代，将他们挤出了都市的生活空间。在这样的都市演变中，还有一个趋势是最大化私人拥有的消费空间(如高尔夫球场、封闭式社区)，而他们(在美国是与公共体制组织联系极有限的人，比如退休人员;在中国，往往是有钱有权者)的消费空间的维系又主要依赖着低薪劳工(在中国是外来打工仔或者说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

从上文概括的祖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祖金文中的绅士化的实践者们如何作为自主的社会行动者(autonomous social actors)，展开他们对于都市生活方式的选择，并在此层面体现出某种集体的意识。我们还可以看到，消费和文化过程如何一方面为满足这些都市中产们的审美情趣而展开，在另一方面又如何以抑制或排斥其他社会阶层为代价而打造所谓的都市景观的“美化”。简言之，消费形态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演变，两者都坐落于并构成了都市的空间。而都市空间的变迁正顺应了中产生活方式，并正当化这种生活方式、优化它得以实现的空间。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戴慧思，2006)^[15];这一过程与我国的城市开发、美化城市以及中产阶层被作为社会主流阶层几乎同步发生。这也印证了祖金所论述的关联。具体来看，在中国，中产生活方式的出现，或者说“小资”“新贵”等名目的显现，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产物;另一方面，由这样的能指所指代的人群或生活方式的出现，也是全球化时代的都市的物化呈现(visible urban embodiment of globalization)。在这个时代，国家之间的边界已经向消费敞开。借助了消费活动，以上这些名词，也凸显了关于国家主体的话语变迁:从以工人和农民为“国家主人”的原初形象(primary images)，转向了以由这些名词所指代的中产人群作为主流形象(mainstream images)。显然，这也是一个以市场边缘化不具消费能力人群的过程，是自然化(naturalize)这一排斥和遗忘逻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