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总体概念形成的三个阶段

作为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持久不懈地进行着这种不间断的、伟大的社会实验？它的这种持久的理想动力来自哪里？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思和研究。众所周知，政党是志愿组织，是像私人公司一样根据个人意愿由私人公民组织而成的^[17]。但是政党凭什么可以吸引私人志愿加入，并接受政党的纪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甚至自动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呢？这实际上说明政党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组织，它有着另一个鲜明的特性：政治目的性。它是建立在自由招募党员基础之上，给它们谋求实现事务的目标，或达到个人受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思想的或物质的机会的社会化团体^[18]。这种政治目的性除了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利益以外，更多是表现为一定的政治价值期望。尤其是一些根据个人魅力权威和传统主义权威的风格建立的政党在这方面更加明显^[19]。而这种价值期望总是被政党作为党的工作纲领写进它的组织宪章中，成为有形的文字理念。这些理念被用来激励越来越多的积极参与者，因此成为党的组织原则和灵魂，在政治斗争中广泛地用作合法性的论据与批判对手的法宝。这样，党的价值纲领逐渐成为党赖以生存的文化动力与观念武器。党依靠它与其他政党进行政治斗争，进行社会宣传和组织工作。党依靠它进行历史传承与组织生命的延续。这一价值纲领的稳态体系在后来被人们称作党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概念

意识形态的英文是ideology，其原意就是观念体系、思想体系的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都将其解释为现存世界中各种被社会广泛宣传和运用，作为一种价值传播体系的语言和思想系统。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包括现存社会中流行的各种观念，诸如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政治价值、社会意识、人生哲学观念等内容，甚至也包括这些抽象的宗教、哲学与道德观念在具体生活中被细化和形式化的一些规则与文化习惯。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在分析理性主义政治观念的时候，指出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预先给人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20]。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支柱，种种社会制度结构与未来的理想规范都是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产生和变化的。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分析意识形态的结构中所说，“主体不仅仅是反映外部世界的结构类型，而是在他体验世界的过程中，他自发地发展了能使他理解世界的组织原则。”^[21]

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按照曼海姆的研究，这一过程是一个从特殊概念到总体概念的过程。曼海姆指出了意识形态总体概念形成的三个阶段^[22]。第一个阶段是意识的哲学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意识在一个无限多样化的和混乱无序的世界中确定了经验组织体，其统一性的保证是有领悟力的主体统一性——意识自身。这一主体的统一性决定着世界的表现形式。第二个阶段的视角是历史的和政治的，将意识形态看作总体的、然而是超现实的观念。这一阶段启蒙时代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斗争丰富了意识的内容，形成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感情。第三个阶段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同样也产生于历史－社会进程中。阶级取代种族作为意识形态历史演变的载体时，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理智形式随着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的不同而不同，民族精神概念也让位于阶级意识形态概念。这一演变的结果说明，意识形态的概念随着历史时期、民族和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曼海姆的研究反映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时空中知识内容的变化。这种从历史角度解释的意识形态总体概念丰富了其历史政治的多变性与连续性，对理解我们的现实生活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特别强调意识形态这种观念体系与实在体系之间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上层建筑，它们建立在物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以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实践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基础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决定变量^[23]。意识形态既来源于现实实践，是一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化的观念体系”^[24]，又反过来作用于现实生活。它运用理论和观念的抽象力量来控制、规范、引导与型塑社会行为的诸种模式，既保证社会与历史传统的继承关联，又保证社会朝着未来的观念世界方向发展。所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与社会实存之间存在着这样持久的张力关系：意识形态必须从现实世界中获得解释的动力与理论源泉，得到客观性的印证和检验，现实生活又必须从意识形态中找到超越自我、回忆历史和展望未来的想象力。但是在这两种方向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时间差，即和客观现实的前在相比，意识形态总有自己的滞后性。俞吾金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时候，将意识形态总结为五大特征：（1）实践性；（2）总体性；（3）阶级性；（4）掩蔽性；（5）相对独立性（包括滞后性、不平衡性、继承性、相关性、先导性）。在对滞后性的分析中，他认为有两层意思：一是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的，社会存在即人们的生活过程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中，而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直到社会存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意识形态才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剧烈的变化；另一层意思是，当旧的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灭亡之后，其中的某些因素作为“遗迹”还会在新的意识形态中长期保存下去，这些“遗迹”之所以能见容于新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们不可能对新的意识形态的根本精神构成损害^[25]。另外，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26]。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曼海姆的观点接近的地方就是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概念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赋予了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对客观事实进行历史解释的理论力量。这正是曼海姆在分析意识形态总体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的选择视角。并且马克思、曼海姆两人都看到了社会阶级力量在意识形态中的投影。社会阶级结构的变革在意识形态之观念王国中捕捉到了一个总体性的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名词。阶级意识成为阶级社会观念分裂的基础，阶级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起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运用这一意识形态武器成功地掀起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运动，所以从革命中诞生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都带有阶级性与革命性之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直保存着。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

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体是从苏联学习与吸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毛时代之后，灵活务实的邓小平理论与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被中国共产党加入了新的意识形态概念体系中^[27]。这一长长的政治话语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这一“统一性的主体”没有改变，不过，党的意识形态内涵一直在不断地调整、补充、翻新^[28]，不断地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合力下“与时俱进”。

和马克思分析的一样，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锤炼出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这一历史背景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突出的阶级性与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表现为党对支持自身革命的无产阶级地位的高度确认，并将党归入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者角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刘少奇在《论党》中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说：“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29]在刘少奇看来，党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已成为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标志，党已经从其出身超越而形成了独特的组织思想，这一思想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建立政权之后，这一性质又通过对工人形象的象征化和实际利益的倾向化而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正如舒尔曼分析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普遍性的，并不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反而是组织的意识形态被用来将全体中国人民带进现代工人组成的社会，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30]舒尔曼想指出中国革命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无产阶级性质，由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所以也没有相伴而生的可以和西方国家相比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力量。但是他也指出了无产阶级性质在革命后的组织化意识形态中的象征意义。无产阶级成为党的意识形态阶级立场的合法性基础。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正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

党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是特殊的战争时代烙下的历史印记，它表现为党在思想与作风上高度的战斗意识、纯粹主义和道德主义，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干部和党员要按照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标准去做，还要求社会也要按照党的这一标准规范地发展。所谓革命就是与过去的传统文化与观念彻底“决裂”，做“社会主义的新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反映了党在观念与过去世界彻底决裂的决心和激情。它通过彻底反对传统时代的代表价值，提倡新型价值而充分表现出来。传统文化中注重和谐、中庸、保守、审美、人性的倾向都逐渐被党的矛盾对立、激进、物质倾向、利他主义、禁欲主义的新型文化因素取代，新文化与旧传统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特征^[31]。这一点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极端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党的意识形态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形式的变化也导致这种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内在变革。历史上意识形态的阶级动力、忠诚与认同曾经是党的战斗力的象征，它渲染的价值激情和爱国爱党的情感是新的政权刚刚成立时自我稳固的基础。但是，过去的阶级力量在进行新的社会理想实验失败，不得不借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方式来改变国家命运，因而它逐渐被边缘化了。阶级力量变成了自由市场改革中的不利者和无言者。在这种状况下，党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不得不作出调整。迅速调整意识形态的象征是保证党的意识形态扩展空间的有力途径。所以加强党的代表性，拓宽党的阶级基础成为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终于完成了这一性质调整的重大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继续强化其历史阶级性，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新的时代阶级性。不过这一阶级性是全方位的，注入了全新的阐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将无产阶级扩大为最广大人民，党的无产阶级代表性终于扩大为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性。这种变化客观上淡化了党的阶级性质。党从代表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组织形态变成了最广大人民的领导阶级。意识形态的任务也从论证一个阶级的合法性变为了论证党作为领导阶级的合法性。这一任务的变化反映了意识形态象征主义倾向逐渐向实利主义转变。

党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也在自由市场改革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带有禁欲主义、道德主义和唯意志论特征。强调党员和公众要压抑个人欲望、完善自我道德，并依靠集体意志进行伟大的社会实验的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在经济法则和市场运动中遇到了强大的挑战。它最终做出了让步，不得不在意识形态的领地中允许经济主义的利益法则、消费法则和实践法则占有主要的位置。奥克肖特在分析政治中的理性主义问题时指出，相信“生产率最大化”的自由主义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对“最大生产率”信仰是我们时代的最大道德迷信。然而这一流行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都占据了主流地位^[32]。意识形态承认了市场方式的非价值性，承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唯一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股份制等形式也是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也从阶级斗争的两极化思维模式中转向了和平时代阶级共存、主要抓经济工作、提高经济利益的思维格局。这些都说明了价值、道德、意志等革命性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渐从邓时代乃至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政治象征符号体系中退出，革命性意识形态也逐渐淡化其极端对立的强价值色彩。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特征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党的意识形态本质的巨变。实际上，阶级性和革命性尽管不可以用最初的方式来表达其意图和倾向，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结构下，这两重属性仍然存有着。它们通过变通的形式展现自身。正如前面论述的，阶级性逐渐演变为党的全民代表性，这一变化反映了阶级性到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功能^[33]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全民代表性证明了党的执政的合法地位更高，党不再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者，而是最广大人民的代表，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工作。阶级性同样为论证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帮助。革命性的实质是对过去结构（包括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彻底否定。后改革时代的意识形态革命性尽管不像初期对利益、欲望、人性的彻底否决，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否定能力和否定倾向。它将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赋予社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社会自我确证价值的机会。并且这种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否决了人们重新返回道德主义意识形态的机会。道德主义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理想主义在它的否决下不再可能引导人们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与约束。所以这是道德教化功能弱化、经济实利主义主宰的社会利欲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核心特征尽管进行了形式的变化，但是其本质仍然保存着，并且潜在地主导当前中国的政治与行政工作。

意识形态的政治整合动力

以阶级性和革命性为核心特征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很难具体估测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象征体系的濡染和自我教化中不断激发出复兴和创造伟大社会的使命感与紧迫感，或者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蕴含着共产党整合社会整体的持久动力。正如汤森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概括：经济战略上的集体化和中央集中计划；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党的领导；目标上的通过阶级斗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等^[34]。汤森的概括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不能完全反映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社会现实，但是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根本性变革，所以这些概括对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仍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具体来说，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整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精神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形式上是一长串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但是贯穿这一长串话语体系当中的思想实质是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价值框架及建立在这一框架上的宏大社会改造理想。这一点毛泽东本人在他的名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早就强调了，他指出：我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主要表现为它的平等精神和民主精神，它崇尚普遍的民主和绝对的平等，希望通过推翻旧的资产阶级统治，构建新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不平等的社会来满足这种精神需求和实现这种价值理想。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纲领》规定：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废除资本私有制等目标^[35]。社会主义运动最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但是却在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大陆国家取得长足发展和成功，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庞大的历史悠久的封建大陆国家都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价值正好满足了这种社会大量被压迫者的心理渴望。社会主义所宣传的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念一方面提供了下层阶级的平等的地位渴望，另一方面也为下层阶级参与政治运动、争取政治权利的大众民主运动提供了合法性激励。以平等精神和民主精神为标志性内涵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于一个特定的阶级——无产阶级，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它的革命性——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统治。这两大价值目标和两大特征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强大的动机。正是这种潜在的精神因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60多年执政的战略与政策：统一国家的资源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构建能够给广大劳苦阶级带来幸福生活和财产、身份、地位全方位平等的美好的社会。

2．阶级性与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为其根本性质之一。尽管中国的产业阶级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和欧洲那样明显和壮大，但是，在中国这一阶级力量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在蓬勃发展，并在最初的革命中作出了非常卓著的贡献。而且，在中国还有一个和无产阶级命运极其相似的阶级：农民阶级。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后期就转变为依靠农民阶级为主要支持者，并且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对应。当然，这一阶级性的内涵区别于欧洲和德国。

从最初开始，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就带着鲜明的阶级特性，她的军事力量的组成者前期是大城市的产业工人，后期主要是来自“革命老区”的农民。革命者们奋不顾身，用生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获取胜利的革命者们确立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获取政权的阶级——无产阶级对它的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实行革命统治的制度。用列宁的话说，是“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36]。按照毛泽东的划分，中国是一个鲜明的阶级社会，社会被分为了几个主要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贫下中农、富农）、地主阶级等^[37]。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结成同盟是统治者，而其他阶级都要接受无产阶级的统治。这一制度实际上从纵向上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划分，并进行了重新配置，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等级体系。这一体系中最高层是无产阶级及其代表者，中层是农民阶级，农民阶级中贫农和下农是最高层，中农其次，富农最低，富农在农村要接受由贫下中农组成的农会的领导。最下层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也分为不同等级。这一等级森严的阶级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重新洗牌以后确立的稳固的结构。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等级体系的顶端控制和领导着整体社会的发展，并负责继续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他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群众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38]无产阶级专政是保证党与其阶级基础对全国进行整体化统治的制度设计，这一制度设计肩负着保证党所代表的阶级能够掌握国家政权的责任。这一制度早已将属于少数的剥削阶级划出，为最广大群众共同享有新政权和新社会提供了合法性。

3．反官僚统治的精神与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中蕴含的深刻的革命性质造就了它的另一种精神：反官僚统治的精神。马克思的反官僚政治论点集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更是一本推翻国家与官僚政治的宣言书。毛泽东的观点用一句著名的话“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就可以表明，三座大山之一就是官僚统治。在这些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缔造者看来，官僚统治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落后的“旧社会”的国家特点。这些国家依靠强大的军队和经济势力维持了镇压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而国家就是由一些职业军队、警察、文官组成的庞大的政府组织机构。这些机构高高在上，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和剥削。在这样的社会里，劳动人民失去了应得的自由，不得不像奴隶一样臣服于统治者。面对这种国家，马克思提出“国家消亡”的论点。列宁在分析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的时候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39]列宁彻底的反科层制政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深远，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是列宁思想最好的中国版本。

但是打破国家机器之后的国家建设怎么办呢？谁来管理国家呢？列宁也有自己的理论准备，他说：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40]。

在列宁的国家理论中，旧的官僚阶级可以被无产阶级队伍来替代，工人可以学习并掌握国家管理技术，并采用一种轮流管理的形式来制止特殊的国家管理阶级的形成，以保证新型国家的民主。当然在这里国家管理技术也日益简单化，不需要特定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力量，经过培训的工人就可以胜任。但是，这种制度如何保证重大决策的集中呢？列宁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倡导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集中。列宁批驳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时说，伯恩施坦根本没有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融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认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由官吏和军阀强迫维持的东西^[41]。所谓自愿的集中制就是民主集中制，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毛泽东所言的“心情舒畅的集中”。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将这种制度发挥到了最有效的程度，因此这一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组织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工具。刘少奇在《论党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文中说：“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党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党组织上的统一。”^[42]

反官僚统治的精神直接导致了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产生，导致了党对国家最终的集中权力。按照这种精神，国家体制必须是统一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喜欢单一制国家，并且主张建立议行合一制度，而不是模仿欧洲的三权分立制度。议行合一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制度形式，它保证了党和国家对行政权力的高度控制，保证了党利用行政权力来高效率地推行伟大的社会实验计划。然而，马克思主义从卢梭那里继承来的反官僚统治的直接民主的革命精神^[43]在推翻旧的统治政权过程中虽然发挥了历史性的巨大作用，但是这一民主革命精神并不能够解决官僚阶层始终形成寡头统治的问题，它最终会走到自己的反对的立场上来。

4．激进主义的原动力

构建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激情源自革命时代，并在和平建设时代逐渐发展。正如学者言：“中国社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外来侵略和迫害的几十年后国家重新确认自我的行为。快速现代化的渴望和支配地位掀起了毛泽东时代的激进主义浪潮。”^[44]战争时代的激进主义主要是对旧有的社会制度的极度不满和对新社会制度的理想主义。它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根本批判和对新文化的无比向往。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组织者和参加者很多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他们都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战斗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45]。他们同时也是新文化——共产主义文化的积极鼓吹者和追求者，所以都怀抱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之理想，他们大都以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激进社会活动将朴素的、模糊的激进意识转变为革命觉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46]在党的“一大”和“二大”上，党的革命纲领的公布就宣告了这种激进主义的产生，并且成为一种现实的组织力量。激进主义是推动共产党积极革命、为国家民族奋斗的重要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从党的建立到新中国的成立这段历史就是激进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历史。

激进主义理想激励中国革命者取得国家政权，但是并没有保证更加远大的社会理想会自然成为现实，所以，新的国家建立后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将革命年代确立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现实。激进主义理想的实现必须依靠强大的政治权力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资源，不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一理想难以成为现实。第一点对夺取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既成事实。而第二点对刚刚建立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必须面对的难题，他们必须思考如何控制社会、并集中社会资源朝着统一的理想目标前进这一问题。通过对反革命势力和暴动的打击扫清了国家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同时从上到下在各个地方构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一步步地稳固了党对政府与社会的组织控制，这样第二个条件也逐渐得到了满足^[47]。这两大条件一具备，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试验其伟大的社会设想。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设想最先是从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开始。按照一般的说法，三大改造完成了所有制的变革，改变了延续千年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1953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春明总结三大改造的意义时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国大陆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了绝对的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上被消灭了，农民的小生产私有制也基本上被改造了。这种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48]。

三大改造之后，激进主义思想在凯歌高奏中不断向前推进，不断打碎旧的社会结构，改造新的社会形式。激进主义思想将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来规范社会生活，运用强大的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社会建设、引导群众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激进主义的党对国家和社会干预的范围几乎是全方位的，从政治体制到农村的草根组织形式，从民族精神到个人人格，从重型工业的建设到农田作业的安排等。激进主义用来建设未来社会的蓝本是社会主义的美好设想，它基本上抛弃了对历史原则和逻辑的所有研究与依循，激进主义的社会计划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将这种反传统和追逐新文化的激情推到了历史的顶峰。激进主义建设国家的主要方式是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49]。这种方式是革命时期的群众斗争方式的延续，在到处激情飞扬的建设运动中，全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到最高点。按照最高中央的指示与安排，全体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被动员到整体的社会工程中，全体人民都投入到伟大而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但是，激进主义建设理想社会的政治运动方式面对经济工作的特殊规律显出了它的无效，它造成了经济的混乱、生产的衰退、资源的大浪费。激进主义在毛泽东自然生命的终结之后走到了其历史的转折点。

改革开放时代，崇尚道德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政治逐渐开始反省和冷却，务实的政治风格逐渐主导中国的政治与行政过程。极端激进时代整合国家认同和社会资源的道德意识形态被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替代，即崇尚“最大化生产率”的实利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尽管是西方的产物，但是中国化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纯粹自由主义方式的，而是社会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从表面上看是完全区别于先前的道德主义意识形态的，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新的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它也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范围——经济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作为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仍然是它的合法性所在。所以，为了获取这一坚固的合法性基础，经济建设被赋予了超出自身的价值性和政治意义，经济建设必须配合政治任务，经济建设必须在政治指挥下统一安排和布局。全国各地的经济布局与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在党的统一安排下开展，必须完成党布置的经济任务。结果，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常常超越自身的规律，又带有了严重的道德意识形态下的激进主义特征。经济的激进主义表现为经济的高指标、经济布局的大而全、经济发展的过热化、经济工作中的政绩工程与面子工程以及数字工程。当然，这种新的激进主义经济方式现在又碰到了务实主义者的批评。曹锦清在采访基层官员中得知，作为中国最低一级的乡镇官尤其是一把手，实在很难。上级指定的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及频繁的检查评比，不是逼出上访上告，就是逼出各种弄虚作假的汇报数字出来。这就反映了官僚制中的压—逼—假的恶行后果^[50]。所以，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激进主义方式面临着如何调整自身来适应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一问题。

总之，延续不断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在激励党组织进行积极的社会工程，以满足越来越自觉的社会道德与物质要求。道德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党必须兑现伟大的诺言，所以强大的组织权力是谋求这一兑现成功的绝对保证，因此种种伟大的社会工程在高强度的组织压力下被付诸现实。当然，其惨痛的历史教训也严重冲击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组织结构，迫使其对意识形态内涵作出调整。不得不将道德主义意识形态调整为新的注重实利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在道德意识形态吸引力逐渐弱化、新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兴起的背景下，党不得不将一时难以兑现的建设理想社会的承诺调整为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旧的民族主义情感在道德意识形态遇到困境的情况下起到了重要的替换和支撑作用，党利用它激发起国人的爱国情感和对经济绩效意义的承认，因而增加了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绩效合法性^[51]。党利用这一合法性巩固了因道德理想的合法性削弱而受到影响的统治基础。经济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带来了社会经济力量的兴起和重利的风气，民族主义增强了人民对党在国际环境压力下制定的政策的理解，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营造了相对舒适的空间。但是务实政策的倾向并没有取代党的激进主义因子，党的理想作出调整是迫于形势压力，在党的根本政策上，激进主义不但存在着，而且还不时地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和方向。进而言，党的根本意识形态并没有因为经济主义的加入而改变。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激进主义精神不会消失，它在过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内涵，在将来还会内化在政策行为中，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