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术馆

中央国术馆

二　中央国术馆

（一）中央国术馆的始末

1．中央国术馆的建立

提起中央国术馆（1927—1948），我们就会想到张之江（1882—1966）先生。张之江，字子姜，河北盐山人，原在冯玉祥统领的西北军总司令部任总指挥。后对内忧外患，争权夺利，连年征战的局势感到厌倦，渴望祖国和平强盛统一。他自小对武术十分热爱，认为武术可以强身健体，对国民之强健十分有利。于是萌生了脱离军界的念头，矢志于弘扬中国武术，雪洗帝国主义强加于我们中华民族身上“东亚病夫”的耻辱。

他认为武术是中华民族之国粹，应该由民间提升到上层社会，改变武术以往的“民间杂耍卖艺”的地位，提高武术的社会地位及品位。所以脱离军界后他奔走呼吁，申请把武术改为“国术”，为“中国武术”之意。他这一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在这一基础上张之江准备着手筹建“国术研究所”。1926年，他和李景林、钮永建共同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后改为国术研究所。但是这一组织并未得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认可，他们认为“武术是已被淘汰的产物，不需要再提倡”，武术就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但是张之江并不气馁，他找到了当时在国民政府担任代理主席的李烈钧，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1927年3月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在国术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中央国术馆，以弘扬中华武术。该决议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很多政要的赞成，其中包括蔡元培、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等。后中央国术馆由张之江、钮永建、蔡元培、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李烈钧等26人的共同发起下于1928年3月24日成立，张之江任馆长，李景林任副馆长。(www.guayunfan.com)中央国术馆自筹建起就争取到了政府的支持，成为官方性质的武术传播机构，直属国民政府管理。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有政府的支持，这相对于民间武术组织来讲，具有很大的优势：一可以获得经费，另外还可以通过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提高武术的社会地位，提高民众的习武积极性，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武术。

2．中央国术馆的完善和发展

中央国术馆成立初期，重大馆务事项是由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的，下设少林门和武当门，管理教学活动。其中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属于武当门下，而其他拳种都归少林门。这种分类方法加深了旧时武坛的门户之见，在设立这两个门后不久就出现了门与门人员间的相斗互残事件，比较严重的当属武当门长高振东和少林门长王子平的搏斗，以及武当门科长刘印虎和少林门科长马裕甫的竹剑打斗。这些相斗充分暴露了中央国术馆内部机构设置的弊端。

为了消除这种弊端，中央国术馆在组织机构设置上进行了调整，1929年2月公布的《国术馆组织大纲》中，重新设置了机构，采用“一会三处”的组织建制。一会，即理事会，三处包括教务处、编审处、总务处。这种机构设置实行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馆长执行制。这一管理机制较民主，由理事会议决定重大事宜，受馆长的个人影响相对较小，有利于组织的稳定和民主发展。

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后，国民政府就下令全国各地县市设立地方国术馆，在30年代初，各地相继成立了地方国术馆（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3年底，全国共有24个省、市建立了国术馆，县级国术馆300多所，许多地方区、村成立了国术支馆。根据该馆省、市、县、区各级“国术馆组织大纲及行政系统”规定，由国家、政府要员、省市地方最高官员担任各级国术馆的馆长，国内的各级国术馆都受上级国术馆和同级政府领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较为完备的国术馆系统，确保了武术在这么一个完备的系统中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中央国术馆的组织机构，如图6‐2所示。

图6‐2　中央国术馆的组织机构图

（资料来源：易剑东《北京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的比较研究》，《体育文史》1995年第6期）

3．中央国术馆的尾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虽然在台儿庄战役获得了胜利，但是总的形势还是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大多数国术馆都停办了，1937年8月14日，南京遭到日军的轰炸，张之江等人决定中央国术馆和国体专校南迁。在南迁过程中，馆校经费没有着落，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非常困难，人心涣散，大部分人都离开馆校自谋出路了。张之江与馆校师生同舟共济，继续南迁。在张之江的带领下，师生自力更生，在四川各县巡回演出，筹措资金以补助日常开支。虽历经坎坷，但是中央国术馆和国体专校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了。1946年，国术馆和国体专校迁回南京，但是原馆址已毁于日军之战火，再加上当时内战，政治腐败，重建国术馆已无经费。于1948年不得不宣布闭馆，至此，建立20年的中央国术馆解散。

（二）中央国术馆的宗旨及主要活动

1．中央国术馆的宗旨

宗旨是社团的灵魂，是社团精神文化的体现，是凝聚和激励组织成员不断开拓奋进的动力。如果社团宗旨意识模糊，就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宗旨使命，社团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发展更无从谈起。中央国术馆自建立后就有了明确的宗旨，以指引组织前进和发展。

1929年2月颁布的《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不管中央国术馆还是各省市、县、区、村的国术馆都以“提倡国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因为中央国术馆是政府机构，所以决定着该馆要从政府的立场出发提倡国术，进而增进全民健康。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各馆（社）“特延聘国术专家、体育专家及其他专门学者”办理其各项事务。《大纲》第二条规定，中央国术馆致力于以下四项事务：（1）研究中国武术与体育。（2）教授中国武术与体育。（3）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书。（4）管理全国国术事宜。(40)这些事务的明确规定，使国术馆在发展过程中目标明确，对该组织的存在及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中央国术馆的主要活动

（1）国术国考

“国术国考”全称“全国国术考试”，中央国术馆设立的考试形式有县考、省（市）考和国考，其考试的内容分为术科和学科两门。按照《国术考试条例》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各级的国术考试，但是在中央国术馆存在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只举行过两次全国国术考试。

第一次全国国术考试于1928年10月15日至2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共有全国17个省市的333名应试者参加了这次国术考试。这次国术考试的术科考试分为预试和正试。预试是单人表演，项目包括拳术、刀、剑、棍、枪。正试是两人对抗比赛，项目包括徒手的拳脚门（散打）、摔角门；持械的棍、枪门（长兵）、刀、剑门。预试及格，方可参加正试。预试中个人单演拳术和器械的水平颇高，有240多人获及格资格，其中150人参加正试。最后正试对抗比赛结束，取朱国福、王云鹏、张长玉、马裕甫、张英振等15人为最优等；取杨松山、郭长生、马英图、韩化臣等37人为优等；取柳印虎，林志远等82人为中等。

第二次全国国术考试于1933年10月20日至3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有全国21个省市的438人参加了这次国考。相对于第一次国术考试，这次在预试设了明确的评分细则，在对抗比赛中也有了统一的护具，另外这次考试还增设了搏击比试和女子对抗比试。最后国术国考共取中甲等43名，为了鼓励女性习武，参加女子组正试的9名选手都取为甲等。(41)

中央国术馆组织的两次国术国考，虽然其性质具有封建性，而且在操作过程中有许多落后和不可取之处，但是其通过这种考试形式使武术的影响增大，使社会对武术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对武术文化起到了向社会传播的作用。而且国术国考是从县逐级选拔的，在选拔过程中吸引了许多优秀的武术人士加入国术馆这一传播武术的组织中，壮大了传播者的队伍。另外国术国考在武术竞赛内容、武术竞赛规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对以后的竞技武术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作用。

（2）国术教学和训练

进行武术教学和训练是中央国术馆的主要工作之一，当时的许多武术名家如孙禄堂、杨澄甫、马英图等都在该馆执教过。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初就设有了教授班，学员要求为有一定武术基础的人。初期教授班的学制是根据学员的水平和社会需要灵活设置的，可以提前毕业。后将学制改为两年，后又增至三年。

中央国术馆开设了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和少年班。师范班于1933年开设，凡15～20岁、曾练过武术、具备高级小学毕业及有同等文化水平的健康国民都可自费入学。练习班是在当地招收学员，成绩优秀者可升入教授班。青年班招收17～20岁初中毕业者，学制为三年。少年班招收10～14岁小学毕业者，学制为两年。

1933年，张之江在南京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传习所”，学制为两年；1934年改名为“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制为三年；1936年易名为“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

中央国术馆课程设置原则为“术德并重，文武兼修”，这种设置原则对武术的健康传播非常重要。历代武术家在传授武艺的同时都非常注重武德的传播和培养，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只重“术”不重“德”的传播是不利于武术的可持续发展的。历来习武之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这与他们的文化水平偏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提高文化水平可以提高习武之人的社会地位，并且能够将武术传播到社会上层人士当中，对扩大武术的传播人群非常有利。中央国术馆提倡的“文武兼备”可以帮助武人提高文化水平，并可以由此提升武术的社会地位，对发扬武术有重要意义。

为了达到上面所讲的“术德并重，文武兼修”这一教学目的，中央国术馆确立了“泛学博通”的教学原则，其培养标准是：运动要国术化，知识要科学化，精神要革命化，思想要系统化，行为要纪律化，生活要平民化，团体要军事化，人格要真理化。(42)在这种教学原则指导下开设的班别中，均有学科和术科两类课程。学科课程有国文、地理、历史、生理、卫生、国术源流等，还有拳术方面的理论、图解等。术科课程有腿法、拳术、器械科、竞技科、选修科、特别科、军事科等。在这七门技术课程中，包含有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查拳、新武术（拳脚科）、连步拳、杂拳、行拳、戳脚、劈挂拳等拳术；剑、刀、棍、枪、鞭等器械；气功、铁砂手、红砂手等功法；散打、摔跤、长兵、短兵以及拳击和日本劈刺术等外来格斗项目。学科和术科两类课程的设置，以及术科教授内容的丰富性，使得培养出来的武术人才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而且技术全面。

（3）编著国术书刊

中央国术馆自成立后，就致力于各类武术著作和刊物的编著。其编著的工作是由下设的编审处负责的。至1934年，相继出版了《查拳图说》、《青萍剑图说》、《少林武当考》、《六合潭腿图说》、《太行拳术》、《形意母拳》等22多种书籍；已完成编辑的有《练步拳》、《八极拳》、《形意拳摘要》等12种；当时正在编辑的有《太极拳》、《八卦拳图说》、《内功正轨》等11种。(43)1929年，中央国术馆创办了《国术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期，第二年改名为《国术周刊》，每周出版一期。其出版的内容包括论文、著作、转载、记录、文苑、杂俎，及该馆的有关信息和国际要闻。

除了出版书籍和创办《国术周刊》外，中央国术馆还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专门从事教育部要求初中、高中、大学三级武术教材的编写工作。据统计，至1944年，该馆已编辑完成40多种教材，但由于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末期，受各种条件影响，这些教材未能印刷问世。

（三）中央国术馆的作用及影响

1．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武术人才

中央国术馆开设了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等诸多班别，不同的班制迎合了社会对于武术人才不同的需要，特别是青年班和少年班培养了很多年轻的武术人才，这些学员在毕业后或留馆任教，或派往地方国术馆、武术团体任教，在以后的中国武术界都独当一面，对中国武术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张之江先生创办的“国立国术师范专科学校”，这所学校是我国第一所以武术为主的高等学校。以国术和体育并重，培养全才师资为宗旨，并且大胆突破中西体育界限，将西方的训练模式和教学模式引入武术，培养了许多武术优秀人才。

2．提高了武术的社会地位，促进了武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张之江在创立国术馆前就申请将武术改为国术，在建馆后又成为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靠政府的力量发展，壮大武术，提高了武术的社会地位。1929年2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级行政遍设国术馆，到1933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24个省市建起了国术馆，这样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组织系统，使得武术能够到达全国的各个区域，而且各级国术馆的负责人由当地政府首脑担任，保证了各地在政府对各级国术馆的拨款。于是武术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开来，民众的习武积极性也提高了，更多的人参与到习武中来。

3．促进了武术的国际化发展

为了普及武术，让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央国术馆做出了很多努力。于1935年，张之江带领“南阳旅行团”远赴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进行访问。这支由中央国术馆和中央国体专校的17名人员组成的团体在东南亚各国进行了65场武术表扬和47场篮球比赛。武术专场表演非常出彩，让观众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此外武术表演团还与当地的精武体育会协同表演，受到了南洋各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和赞扬。这支传授中国国术的先锋队将中华武术以极好的精神面貌展现给东南亚各国的人们，使得他们对武术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并且促进了东南亚的武术馆、武术会、武术学校的建立，增大了武术教师的需求量，促进了武术的技术输出。

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了第十一届奥运会，张之江等人为了让世界认识武术，特地组织了一支表演队远赴奥运会表演。在奥运会场上，中国表演队以炉火纯青的技艺和出神入化的表演轰动了德国。各国观众没想到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竟有如此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一时间震惊了。演出结束后各国报刊争相报道中国表演队的这一精湛卓绝的表演，本届奥运会主席李德华博士说：“没想到中国武术这么高超，真了不起啊！”国术队的表演向世界体坛展示了中国武术的风采，也为中国代表团增添了光彩。

【注释】

(1)Edited by Ted I．K．Youn and Patricia B．Murphy：Organization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97，p．144．

(2)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3)Edited by David Warnerand David Palfrey man：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The key elements．Published by 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6，p．21．

(4)William H．Bergquist：The Four cultures of the academy：Insights and strategie for improving leadship in collegiate organization．Jossey-Bass Publishers．San Francisco，1992，p．2．

(5)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6)张德，吴剑平：《企业文化与CI策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7)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8)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9)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10)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1)罗时铭：《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12)奋翩生（蔡锷）：《军国民篇（1902）》，《新民丛报癸卯（1903）汇编》，第7－14页。

(13)杨东平：《艰难的如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14)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5)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16)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7)熊晓正：《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体育文史》，1997年第4期，第17页。

(18)林伯原：《民国时期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体育文史》1994年第3期，第13页。

(19)林伯原：《民国时期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体育文史》1994年第3期，第14页。

(20)林伯原：《民国时期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体育文史》1994年第3期，第14页。

(21)孙中山：《精武本纪》序，《中国近代体育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2)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23)伊见思：《体育研究社略史》，《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9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379页。

(24)卢烨昌：《徽章记》，《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1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41页。

(25)《上海中华武术会章程》，《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1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381页。

(26)《中央国术馆馆旗说明》，《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8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364页。

(27)《体育研究社章程》，《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9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421页。

(28)《北京体育学校简章》，《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9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424页。

(29)《国术同志应遵守之规律》，《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8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411页。

(30)《中国精武会章程》，《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1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298页。

(31)《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8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405页。

(32)罗时铭：《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3)杨祥全，吕广臣：《“精武元祖”霍元甲考略》，《搏击·武术科学》2008年第3期，第21页。

(34)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5)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6)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

(37)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8)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武术发展史》，华强印务公司1961年版。

(39)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0)《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8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405页。

(41)国家体委国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42)答作根：《中央国术馆历史资料补遗》，《精武》2002年第12期。

(43)邱丕相：《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