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的特点

四、《书目》的特点

上述所列七大类日据朝鲜期间校订重印、影印出版，或根据原拓本、写本再版的汉籍文献资料，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本《书目》所收集的汉籍文献资料从中国的国学分类考察，其涉及面相当广。前面列举的出版品中有哲学（包含经学）、宗教、文学（包含艺术）、史学（包含地理、文集、文物考古、年表历表、图谱、史料汇编）、文化教育、目录索引、自然科学，如此众多的汉籍出版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国学的所有的学科及领域，有的还涉及中、日、韩国东亚三国自然科学方面的汉籍文献资料。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出版或直接从中国输入涉及如此众多学科的出版物，说明其试图从各个领域，长期而全面地对朝鲜实行全方位的占领和统治。这正是他们为实现所谓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是其一。

从《书目》所选用的汉籍文献资料考察，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十分重视这样三种与此统治密切相关的汉籍：一是十分重视先秦诸子的著作，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国学文粹的著作，如《论语》、《老子》、《孟子》和《春秋繁露》等；二是十分重视名家对于中国国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如晋朝的王弼、梁朝的皇侃、宋人朱熹、清人孙诒让、民国时期马叙伦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汲取中国人对道德修养方面研究的精华；三是十分重视中国历代王朝对前朝政事的总结，尤其对二十四史方面的汉籍，更是情有独钟，如不惜工本组织人力抄写《钦定史记》，直至《钦定明史》等。这说明，他们也十分重视借鉴中国历朝的统治“经验”，为其更好地统治朝鲜服务。这是其二。

从《书目》所收集汉籍文献资料的作者面和出版单位考察，其范围也相当广泛。收录本书的汉籍出版品的作者除前面出现的以外，中国的作者有张伯英、姚名达、季手文、李镇华、王季烈、王效文、谢兴尧、周明泰等250余人，著作450余种；日本的作者有谷井奇一、栗山俊一、藤间治郎、比田井鸿、鲇贝房之进、铃木一郎、海地福次郎、田村登、福山舜调、田村元雄、松田正雄、末松保和、森本藤吉、久米邦武、近藤清石、观世元滋、棭斋狩谷、前间恭作、雨森东五郎、藤兵内齐贤、楠本硕水、冈直养、桥本德有则等约160余人；朝鲜的作者有安秉禧、崔庆胤、郭士溁、郭在淳、黄在英、黄基元、金贵成、金极东、李承桂、李祚京、李克增、李钟弘、柳川、柳尚默、陆用鼎、茂朱府、闵周冕、崔南善、南基旭、（释）义天等，约1　600余人，总计共约3　000余人之多。经查在中日韩三国众多的作者中，以单位名义署名出版的汉籍文献资料最多的是日本“朝鲜史编修会”和“日本朝鲜总督府”，约百余种；个人著作版本最多的是中国的朱熹，有56种之多。

其出版单位除前面已出现的以外，中国的有上海锦章图书局、江左书林、求古斋、会文堂新记书局、北京文奎堂等，共计50余家，在朝鲜京城的有京城日报社、朝鲜南书院、东明文化学院、墓圣尊道院、句集刊行会等，共有500家单位；其在日本东京的出版单位，除前面已出现的以外，还有东明文化学院、书学院后援会、日出新闻社、檜大瓜、朝阳会，还有日本的静冈市静冈乡土研究会等，共有200余家单位。显而易见，来自朝鲜本土的出版单位远远超过在中国和日本的。也就是说，如此众多的在朝鲜的汉籍文献资料，大多是在朝鲜印刷出版的，只有少量是由中国和日本流入到韩国的。这是其三。

从《书目》所收的汉籍文献资料的内容考察，其涉及历史时段的跨度比较长。如经典类有与中国旧时传说中伏羲作八卦相关的《周易》，也有相传春秋曾参（前505—前436年）撰写的《大学》，有汉朝郑玄注、唐朝贾公彦编的《仪礼集传》等，文物与考古类有《周宣王石鼓文》、《孔子庙堂之碑》、《六朝墓志三种》等；史地类有抄写的中国版史书《钦定史记》、《钦定前汉书》、《钦定魏书》、《钦定晋书》、《钦定南齐书》、《钦定北史》、《钦定周书》、《钦定隋书》、《钦定宋书》、《钦定梁书》、《钦定辽史》、《钦定金史》、《钦定元史》和《钦定明史》等二十四史，还有由王云五刊编影印出版的《明刻本历代小史》、由程演生编及影印本《太平天国史料》、由赵尔巽等撰的《清史稿》，以及反映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江华条约关系资料》、由王芸生纂辑的反映中日关系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十世纪中国历史年表》，直至1941年被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禁止出版的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等^[17]。

上述这些日据朝鲜时期的在韩汉籍文献资料所涉及的历史史实，从几千年前中国传说的伏羲作八卦，到古代的周朝，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六朝、隋唐、元明清，迄至近代的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其历史年代之久远，实令人叹为观止。这是其四。

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考察，本《书目》所收集的汉籍文献资料涉及的版本有“石版本”、“写本”、“木活字本”、“新活字本”、“誊写本”、“拓本”、“稿本”、“木板本”、“新铅活字版”、“写真本”和“影印本”等各种版本。其中，“石版本”有800余种，“写本（稿本）”有1　800余种，“木活字本”有170余种，“新活字本”有1　300余种，“誊写本”有20余种，“拓本”有30余种，“木板本”有700余种，“新铅活字版”有360余种，“写真本”有30余种，“影印本”有100余种。从上述统计数字不难看出，在这些版本中，使用最多的是“写本（稿本）”，其次是“新活字本”（包含注明的80余种“中国新活字本”），再次是“石板本”。上述统计数据说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在考虑版本时是有选择的，凡能用手写的，就不用其他形式；采用其他形式时，尽可能用“新活字本”出版；对于那些较为有价值的资料，为保存原版本的本来面目，则采用“写本”和“拓本”，或影印的方式予以出版。其最早的影印本是1910年《重广会史零片》（日本影印本）^[18]。这说明日本使用先进的影印技术比亚洲其他国家早了几十年。在上述出版物的版式中，大多为“线装书”，经笔者亲自考订部分在韩的原刊本后，其在装帧上与中国本土的“线装书”并无明显的差别。这是其五。

从《书目》所收汉籍文献资料的出版时间考察，最早的是1909年的，如由（日本）朝鲜总督府编辑的1909年出版的《朝鲜总督府图书目录》等；时间最晚的是1945年的《风俗饮食调查书》等^[19]。这些出版物中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有1　639种（1920—1929年），30年代的有2　306种（1930—1939年），40年代的有301种（1940—1945年）。从这些统计数字不难看出，30年代出版的汉籍数量最多。究其原因，这与日本殖民统治者，经过长达20多年时间对朝鲜的统治，其已基本站稳了脚跟。此时完全有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和财力、人力，为长期统治朝鲜出版有利于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统治的出版物做准备，以为其更好地统治朝鲜服务所用。这是其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