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Z村的生活空间
1．基本状况
Z村距离县城约10公里，至镇上约2公里。仅以地理位置上看，属于郊区，但以下的社会调查后又将不得不将之归于“半自给自足”村庄，这样的定位比较合适。这种“半自给自足”村庄或许为许多中国农村的缩影，如果正像我们所描写的那样，那必然说明中国农村社区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区重组更是任重道远，不容乐观。由此Z村距离城镇化水平似乎还很遥远，或许被称作为“被遗忘的村落”更为合适。在饮食生活方面，由于Z村主要种植棉花，水产养殖中主要为蟹苗，因此谈不上“完全自给自足”村庄。蔬菜和果物类一般自己种植。饲养家禽也较为普遍。（俞纯麟、戴建方，2005）
2．交通工具多样化——“现代化的点缀”
Z村去县城可以坐公交车（1元），公交车通行时间为6：00—18：00，这段时间以外只能叫出租车，但是在Z村叫出租车去县城几乎不可能，除非刚好有来自县城的的士。而且，出租车一般不使用计价器，而是谈价格上车。Z村去镇上没有公交线路。在Z村几乎看不到自行车，进进出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摩托车。出租车和摩托车日夜穿梭于村里，给人感觉横冲直撞。听说也发生过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但最后一般是通过调解了事，法律难以发生效用。（俞纯麟、戴建方，2005）
这与上述基本状况不完全一致，仅就摩托车多于自行车这一现象而言，似乎给农村人带来现代意识，但实际上称之为“现代化点缀”更合适。
3．外部环境大变，生活环境缩小
Z村周围环境不错，有一所相当规模的私立大学（台湾人出资），并有一座寺院，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之一，还有一座占地可观、景观不错的公园，有湖泊，也有猴子、孔雀、鸵鸟、丹顶鹤等动物。（俞纯麟、戴建方，2005）
当然这些变化是通过征用农地改作他用来完成的。仅就这些足以说明Z村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结构变化，但这些外部变化从目前来看还不足以引发Z村内部结构的变化，否则就不会出现基本状况中“半自给自足”村庄之结论了。
4．土地资源紧缺，劳力不断外流
Z村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地区，承包责任每户约3亩，以前租赁9元∕亩，现改为200元∕亩，按国家规定（1993）土地承包30年不变，加上人口自然变动和迁移，有些落户Z村的人没有土地，显然土地矛盾相当突出。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自家土地由父母种。（俞纯麟、戴建方，2005）
5．基本建设
（1）水质改良
Z村依然像大多数农村那样，没有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垃圾自古以来就是投入河道里，无人管理，对水源产生的污染，只能熟视无睹。比较幸运的是Z村几乎没有工业，因而河流也没有大的污染。（俞纯麟、戴建方，2005）
这几年村里为了提高水质改用深井水，修建水塔，并铺设自来水管道至每家每户，但是由于运作成本太高，每天只能在中午供应1小时。村民每天可以在这一时段接水储备。而实际上考虑到价格因素，大部分村民在生活用水方面还是离不开河水。洗衣、洗菜、洗碗等一般直接用河水。夏日里村里的男性村民会在河边洗澡。（同上）
水源是否污染值得引起关注，因为尽管当地的主要作物不是蔬菜种植，但农药污染在所难免。用深井水煮的米饭，颜色呈茶绿色，如同日本料理中的“茶渍”（茶泡饭）。当地人习以为常。应该说，使用深井水是为了卫生安全，但其水质是否能达标，不得而知。
另外，如果说Z村如上所述为郊区，但又无自来水管道，显然说明城市化过程中“摊大饼”式的扩张，在基本建设方面根本没有跟上。
（2）电力供应
在供电方面，其价格似乎与城里没有大的差异，但村民使用电器普及率最高的为电视，冰箱还不普及，空调很少，而住宅电话普及率达80%。一些年轻人家里有洗衣机，但这可能是当初作为陪嫁物品，而平时一般很少使用。（俞纯麟、戴建方，2005）与交通中所谈到的摩托车一样，属于“现代化点缀”而已。入夜，整个村子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见天空布满星星，这是城里人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象。但这也可以为基本状况中“半自给自足”村庄加脚注。
（3）道路修建
政府规划“村村通道路”，但又不会投入资金，地方自己解决，对Z村而言，公共财政已经是入不敷出，难以投入，但又不得不为之，转向民间集资，但阻力更大，由此得罪不少村民，搞得上下不和，影响团结。（俞纯麟、戴建方，2005）
6．乡情
G1作为城市知青，找当地人结婚后被同化，从现状来看，与当地人有点差异，但不可能去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反而更符合“入乡随俗”原则。G1对当地的生活较为熟悉，又与县城政府里的某位领导沾亲，具有一定的人际关系，但属于在家赋闲之人，难以影响别人。G1穿梭于Z村与H市之间，现在对城市生活毫无留恋，更钟情乡村闲静生活，早已到了无力改变现状的年纪了，得过且过，自然无为。G1作为个体是无法改变周围环境的，据说他设法以自己的手艺在Z村经营小生意，想来想去还是不现实，只得放弃。G1的妻子曾任村会计，属于村委会成员，但未任满规定年限，现在就觉得很吃亏。
由于协助本调查的G家族主要成员G1（长子）和G2（老三）与本文的Z村或射阳一带有着浓郁的乡情，虽然都出生在H市，但念念不忘“根”。G1属于1966年“上山下乡”大军一员，先去贵州插队，后自找门路去祖籍地，从务农到务工，最后在当地安家立业。本文的Z村实际上不是G1的祖籍地，而是他妻子的祖籍地，但是两地相差不远。G1属于入赘，或许出生在城市，对传统倒反而无拘无束，生儿育女，自得其乐。
改革开放后，G1的户口无法迁回，只得只身回城谋发展，后来也让子女进城务工或上学，G1的妻子则固守家产，无意进城打工。G1与大多数返城知青一样，好景不长。随着城市下岗人员不断上升，刚有的“饭碗”又丢了，不知何时开始，他干脆就久居乡下，说是“空气新鲜，吃自己种的不喷洒农药的蔬菜，去镇上称几斤正宗猪肉，摸几条小鱼，喝喝小老酒，很自在”，“这样的生活比起城里也不坏”。这就是G2陪着本文作者首次下乡时所发的“感想”，是自我安慰，还是真心话，难以判断。笔者同G2熟悉，但出于礼貌不得不放弃提问。
G2从小生在城里，也长在城里，与一般城里人一样，或许随着年龄增长，或者其他原因，与其说是对祖籍地向往，倒不如说更喜欢老家的宁静，时常会利用节假期回老家呆上几天。这与当地那些离乡进城的年轻人形成鲜明对照。G2反而对农村青年人已经感到有点厌恶的又缺乏新鲜感的“时空”有所领悟似的，以此作为精神寄托。
G1和G2均步入“知天命”之年，常往返于两地之间，这种经历对本文所作的异地追踪调查极为适合。尤其是G1对Z村的历史和变迁有着亲身经历，作为本文的讲述人之一，以及作为研究调查的牵线人，默默地不计报酬地为本项研究提供一切信息。（俞纯麟、戴建方，2005，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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