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和阶级变迁

第四节　后工业社会和阶级变迁

回顾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经历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的转变。所谓福特主义是指二战以后的西方经济，特别是英美的工业经济模式，它实行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伴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推广，是广告文化的兴起，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成为这个社会的文化导向。根据哈维《后现代状况》一书中的分析，从1972年石油危机开始，福特主义就开始明显见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并非意味人人都能按需所得，有了充裕的消费品，反之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已是捉襟见肘。特别是西方国家面临日本和此时崛起的亚洲四小龙的价格竞争，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推动世界石油价格一路走高，这都导致后福特主义的兴起。后福特主义在许多方面与福特主义大相径庭，它主要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是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相当灵活性的生产模式。后福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消费者主权论。在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时代，需求和消费力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它意味大规模生产转化为小规模生产，一元化模式转化为多元化模式，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转化为竞合型的小规模市场结构。生产形态的转化带来文化模式的转化，由此进入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后工业”、“后现代”、“全球化”的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又有什么特点？我们发现它把市场和消费分合成了“生活方式”、“壁龛”、“目标消费群”、“市场片段”。“生活方式”与其说是指消费大众的现实生活方式，不如说是通过广告、媒体，组织引导消费大众来加以“生产”的新的时尚。依鲍德利亚《消费社会》中所言，被消费的不复是物质商品，而是符号即身份象征。这可以解释何以服务业在各国GDP中的比重突飞猛进，与日俱增。“服务业”（service）这个词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许多服务业包含大量物质产品，如麦当劳销售的汉堡以十亿计，旅游业的发展必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予以配套。但是另一方面，服务业中的许多消费是由信息、咨询、专家意见和休闲娱乐活动构成的。甚至物质商品，也愈益在增强它们的非物质成分，如商品的华丽包装已经远不止是喧宾夺主、反仆为主、铺张浪费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符号和表征的世界:电视、电影、流行杂志不是在反映生活而是在领导生活，在向我们展示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模样。视觉形象替代了记忆，电视川流不息在向我们展示变化无定的现实，记忆在它面前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创办文化企业的自由，但事实是即便具有相当实力背景的企业，今天要想进入文化传播的渠道，也几无可能。

后福特主义畅行其道的结果，是社会的重心由传统的工业制造向筑基在信息技术之上的服务产业转移。知识的生产和规划，由此在后工业社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信息和文化产业替代重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应，制造业工人阶级队伍发生分化，白领、职业和服务业人员崛起而组成新的阶级结构，也是势在必然。比较传统阶级的区分是以财产和工种作为标准，新兴阶级的标志是技术和知识。这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正在成形的新社会里，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职业的阶级，它的基础是知识而不是社会。”⁽⁹⁾

丹尼尔·贝尔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对后工业社会中服务业的兴起，作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说明。作者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化，同一百多年前欧洲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并提，指出后工业社会的鲜明特征，便是由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生产，职业方面专业和技术人员成为主导，知识居于中心地位，信息成为公共物品。特别是如果信息被私有化，那么占有信息的人将拥有无上的权力，反之无缘占有信息的人群，便会被无情地边缘化。在这样的新的语境中，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势所必然被人际关系所替代。所以贝尔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的中心是服务，它是人的服务，也是职业和技术的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也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社群或者说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就牵涉到了阶级变迁及其重新界定的问题。

阶级结构的变迁，贝尔主要指的是职业技术阶级的兴起，对此他名之为服务阶级。贝尔指出，在后福特主义流行的后工业社会中，社会各个领域主要是围绕信息技术而运转。这是一个以知识为主的时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知识部门将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从业人员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他们将运用知识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作出指导，大多数的劳动力将从商品生产转入服务行业，白领阶层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就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典型的后工业国家的情况来看，贝尔发现，到他写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的1973年，行政管理和职业技术人员的人数与日俱增下来，已经占据整个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服务阶级主要不是直接生产商品，而是出售他们的技术，依靠他们的市场力量。他们通常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或者是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是职场的行政管理“专家”。总之他们从原有的生产结构中分离出来，是知识和技术造就的一种新的社会阶层。虽然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一般会以持股和转让知识产权等等方式，成为生产操作过程的决策者和计划者。随着服务阶级的兴起，贝尔认为新的阶级结构大体是由以下数种阶级组成:职业阶级、技术和半职业阶级、职员和销售阶级、半熟练操作工和手工阶级。我们可以发现，在贝尔描述的这个后工业社会的阶级新结构里，传统工人阶级实际上是缺场了。

1980年，出生在奥地利的法国社会哲学家安德烈·高兹，在他的《告别工人阶级》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分析。高兹认为马克思曾经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在资本主义后来的演进过程里趋于破灭，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已经变得没有价值。另一方面，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工人阶级手工劳动的岗位大量流失，许多人成为永久失业者或半失业者，他们取代旧的工人阶级，成为后工业社会中人口的大多数。高兹反过来看好这一既不属于工人，又很难归入哪个阶级的大批量人群，认为他们身上不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所以对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已经变得无能为力，“失业”反而获得积极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那些永久失业者、半失业者将和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新社会运动”汇合，成为否定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力量。高兹的中心论点是，后工业经济的语境中，新的技术改变了社会的雇佣劳动模式，传统的工人阶级身份发生变化，实际上分化成了三个阶级:一是追逐工薪的工人阶级，二是高工资且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阶级，三是失业的底层阶级。高兹本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感慨西方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由于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绝对人数大幅度缩减，而分化瓦解成为上面的三种阶级或者说阶层，终究未能完成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这一立足经济基础的告别工人阶级的观点，同法兰克福学派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磨掉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立场，当是可以互作阐释的。

以底层失业阶级为今日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悲惨人群，对于文化研究又意味着什么？英国学者E·鲍尔德温等人所著《文化研究导论》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作者举证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的评论，指出阶级分析久已承认在既定的工人阶级下面，还有一个阶级存在。比如英国，这个阶级经常是由长期失业者、单亲家庭和领养老金的老人组成。在美国，言及底层阶级，人们则经常联想起那些居住在市中心贫民窟的黑人穷人。作者发现对于底层阶级同样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分析方法:结构主义通常为学院里的社会学家们所钟，它侧重研究持续不断的工业重建过程及其对工作类型的影响，何以此一阶级受害最甚。文化主义的分析，作者则专指新右派理论家查尔斯·默里道德主义分析视野，聚焦穷人的非婚生育、婚姻破裂、儿童养育不良，以及违法犯罪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它们和底层阶级的愁苦境地有直接关系。故此:

针对底层阶级的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有所不同。结构主义的解释强调底层阶级的问题植根于特定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文化主义对底层阶级的说明，则试图改变个人的道德结构和他们的家庭环境。对于底层阶级的这两种理解，其论争是重新启动了文化区分的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穷人是“活该受穷”还是“不该受穷”⁽¹⁰⁾？

按照这样的两分法文化研究模式，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文化主义认为底层阶级“活该受穷”，结构主义认为底层阶级“不该受穷”。所以后来文化研究有意识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超越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模式，思想起来也是情有可原。那么，今天我们怎样来看马克思当年耿耿于怀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很显然，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灭亡，它通过自身内部的各种调整度过了许多危机，到20世纪末叶，反而借经济全球化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但是另一方面，阶级对立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其实依然存在，它一方面表现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富国和穷国的矛盾，一方面也表现在资本主义内部资产阶级和被雇用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论后者白领和蓝领阶层的比例如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过时，问题是在西方经济历经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由生产中心向服务中心、消费中心的转变之后，阶级分析如何以新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