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人心之战

一、冷战：争夺人心之战

冷战是一部战后世界思想史和文化史，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它不仅一般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造就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国家与社会制度集团的推进的动力机制。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虽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的思想论争与文化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还没有哪一次斗争是以国家和政府间集团的形式作为动力机制进行的，也还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展示过文化在国家安全的运动中如此重要的价值。冷战留给我们今天思考国家文化安全的遗产，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分的。

（一）冷战形成与国际安全战略需求

二战结束后出现的以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世界集团，改变了国家安全的涵义、内容和结构。在军事安全威胁仍然存在的同时，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安全威胁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这就是冷战的发生。冷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意义和内容，文化安全被全面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

冷战是20世纪国际安全战略需求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战略形态。集中反映了战后以美苏为主导的世界力量体系对世界形势和发展态势的一种判断，以及在这种判断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应对战略。这一战略就其要害而言，实际上是美苏两个最大的战胜国争夺世界势力范围，但又为了避免由此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而选择的战略形态。因此，在这一战略的背后，是各自的国际战略利益和战略需求。

早在1942年，美国在考虑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政策选择趋向时就已经提出：“任何同外交事务有关的工作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行动。”^[4]在国家整个战略利益的层面上安排国家的对外文化工作。与此同时，美国看到了苏联在缺乏像美国那样的经济实力和核武器的情况下，正在利用文化作为政治攻心战的工具，与美国争夺在欧洲的利益。对此，美国的一位情报官员在给美国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的一份报告中特别地指出：“在国际上施加压力，既有‘和平方式’，也有‘好战的方式’。原子弹的发明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化，重点将有所转移。我们应该预见到‘和平方式’的分量显然将会增强。我们的敌人将更加积极地进行攻心战，对我们进行颠覆、破坏和施加……压力”，“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充分利用和平方式。在战争爆发之前瓦解敌人的时期、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期以及战后控制局势的时期，‘和平方式’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5]这份报告被认为给冷战下了一个定义：“冷战就是心理战，就是利用‘和平方式’屈敌，也就是用宣传的武器来瓦解敌方的立场。”而“行动的武器就是文化”。^[6]因此，必须“运用文化交流这个工具”、运用美国的力量“向赞同民主的社会集团提供更多、更好的经济手段和知识援助，使有关国家的政府和政策掌握在最同情和最能实行民主的集团手中”。美国在文化上，如同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样，应当“在全世界单独起领导责任”。“美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概念，包括它所有的弱点和缺陷都必须成为战后秩序的基础。”^[7]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文化被作为一种战略成为美国的重要国家战略，实施冷战政策也就成为美国战后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需求。莫托洛夫说：“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取得进展。他们（西方国家——原注）当然对我们强硬起来，而我们则必须坚决保住政府已经到手的东西……到处都需要维持秩序，镇压资本主义方式，这就是‘冷战’。”^[8]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宣示了遏制政策的到来，这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行为的实质之所在。美国决心以一切必要的手段捍卫受到共产党颠覆威胁国家的主权完整。在美国看来，“冷战事实上是一场真正的战争”^[9]。“只是冷战双方都重新审视和重新界定了安全的含义，才有可能结束它们之间的抗衡。”“冷战时期以及冷战的后果带来安全观的变化，使安全问题成为莫斯科困境的核心”^[10]，鉴于遭受西方敌视的历史经验和面对美国优势力量的现实，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国家安全的行动。“然而，他们追求安全的每一步骤均为美国领导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损害。最后，美国做出反应，为增强自己的安全而改变了以前的政策，而苏联又视之为威胁它的安全。每个国家均把自己的政策界定为防御性的，但都把他国行动视为对自己的威胁。”^[11]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一国安全的强化将会自动和无意中损害另一国安全。对世界战略形势能否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常常是判断国家利益和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前提和依据。对形势判断的任何失误都会造成国家安全的更大失误，因而导致国家不安全的因素增加。

冷战的形成是国际安全战略在选择的需求，对此，美国学者曾从美国的角度相当深刻地指出：“冷战时期‘国家安全’是美国政治领导人假以获取政策支持的一个口号。国家安全的辞令用以证明，以相当代价巩固‘自由世界’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的战略设计是正确的。”“杜鲁门政府以所谓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为理由，促使国会批准了给予英国贷款及马歇尔计划的提案。肯尼迪政府也以安全为由，敦促国会通过了1962年的‘扩大贸易法案’。”“如此象征性地使用‘国家安全’，主要源于冷战以及美国人的严重威胁感”，认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国家目标，在国际政治中，安全威胁恒久存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因此不仅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文化关系是受影响于这一战略需求，并且随着这一战略需求的变动而变动，即便是在今天，这一影响仍然深刻地左右着国际文化安全格局的变动与走向，“种种相互矛盾的卷入均假借‘国家安全’的名义”。^[12]这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特征。在关于如何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的战略部署中，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明确指出：“增强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对国家安全的种种考虑，都要求我们通过冷战战略来实现。”^[13]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也就自然地扩大到了文化安全领域。

（二）冷战以意识形态进行文化较量的本质

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曾说：“布尔什维克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14]在这里，威尔逊传达的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要获得对苏联的胜利，就必须发动一场瓦解其内部统治基础的文化战争。军备竞赛只是它的形式，冷战的实质是对意识形态的争夺，通过对对方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否定，来否定对方存在的合法性，进而通过对对方精神空间的控制，颠覆对方存在的合理性世界。而苏联的最后崩溃恰恰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一点，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山把它看作是“历史的终结”。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理论不仅直接反映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一些基本价值取向和对于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而且直接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的重要外交政策。杜勒斯认为战后形势和美苏关系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美苏之间对抗的实质是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的对抗，冷战主要不是军事上的较量，而是政治、经济、心理和精神上的较量。他认为，美国之所以不能单靠物质力量去赢得冷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场争取人们的灵魂和头脑的斗争”，“如果只用钢铁而不是用精神的宝剑去寻求安全的话，这个民族就必然灭亡”。^[15]在杜勒斯看来，冷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16]。制定于195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将正在出现的冷战描绘成两大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之间的殊死对抗”。它认为“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自由社会的首要依靠是它的思想的力量和吸引力”，与这一开明理想对立的是苏联制度，“没有任何其他价值观体系同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如此全然不可调和，如此不可改变地怀抱要毁灭我们的体系的目的”^[17]。因此，“存在于美国目标和克里姆林宫企图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的冲突是一种“根本冲突”^[18]，是一种根本的矛盾与对立，因而具有不可调和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是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的这一判断一直主导着美国在这场冷战中的文化态度。“在1950年以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提供着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石。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战略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前提。”^[19]它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纲，冷战时期美国的全部的意识形态战略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来界定国家利益与威胁，并据此来制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今天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今天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逻辑。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号召他的国家全面投入这场战争的时候说：“今天进行的为自由的斗争完全是一场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斗争……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一场科学斗争……这是一场智力斗争……这是一场精神斗争……因为这场斗争的关键问题在于，在最深的意义上不是土地和食品，也不是权力，而是人的灵魂本身。”^[20]1955年1月，美国出台了标志着“和平演变”战略正式确立的《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之弱点》的NSC5505/1号文件。与此同时，美国还制定了另一份文件《美国意识形态计划》，其中的一份文件草案特别指出，“冷战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包括两种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各个领域里的原则性冲突，“美国制定意识形态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表明美国和自由世界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揭露共产主义立场的谬误”。明确提出，“通过利用不满及其他困境，制造和增强民众和官僚机构对苏联的压力，以促进苏联政策和行为的演变。……继续坚持反对苏联制度这一基本立场，继续揭露其邪恶，但强调演变而非革命。……对于有待于利用的不满和其他困境，一般不把其根源说成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消除，而应说成如果现政权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动就有可能加以纠正。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东欧卫星国，适当利用在这些国家里存在的特殊机会来施加巨大的压力，并且削弱各卫星国依附于苏联的纽带”^[21]。“美国在海外的所有活动，无论私人的活动还是政府的活动，包括所有教派的宗教活动，都应该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计划相配合”，美国政府的各种计划，“应尽可能包括更多的意识形态内容”^[22]。其根本目的就是“诱导苏联或卫星国的演变”。特别是在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演变”为核心内容的美国冷战政策得到了更加明确的实施。1957年4月，杜勒斯在题为《生气勃勃的和平》的讲话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和平演变”政策理论。他说，美国对俄国“并不煽动暴力叛乱”，而是“鼓励通过演变来实现自由”^[23]。在具体方法上，“要通过单纯的陈述事实，包括引用他们自己的原话来驳斥共产党的谎言，通过对共产党的行为和内部困难的事实报道来反对共产主义，通过在理性的层面冷静地提出问题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24]。1982年5月，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一次讲话中说，美苏全球冲突的最后决定性力量“将不是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苏联的最终解体，历史性地印证了里根的判断。捷克作家伊万科里马在谈到1989年苏联和东欧剧变时也为这一文化较量的结果提供了佐证。他说：“我确信，这种‘地下文化’对1989年秋天的革命性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说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但是，从文化上来说，毫无疑问，在这场较量中，苏联是在文化上输掉了这场战争。关于冷战的性质，至今在学术界还有着不同的争论，但是，作为当年直接参与和策划了一系列事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拉斯基就此曾专门指出：“冷战的主体就在文化领域，这一点千万不要搞错。”^[25]对此，美国新闻署署长谢克·斯皮尔1972年5月1日在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问时，还特别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美苏政治上缓和强调指出，政治上的缓和并不排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冷战。他说：“冷战，争夺头脑的斗争依然存在。当前世界上进行的这场冷战，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交锋。”^[26]因此，“冷战的核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27]。

然而，必须看到，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本身不是目的。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态度的一种体系性反映，这种态度是和人的利益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于利益的一种价值体系，因此，在意识形态斗争的背后是关于世界利益的考量。在这里，由于关于灵魂的决斗直接关系到生存的结局，因此，在这场“意识形态交锋”的背后，实质上是两种制度力量所代表的人类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关于争夺“生存空间”的空前较量，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这是一场西方争取生存和争取作为其生存的必要条件的、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斗争”，因此，“‘冷战’最重要的教训，是暴露了西方在这场斗争中的最深刻的目的：摧毁苏联以及不论实行什么制度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和对战争的直接掩盖罢了。此外，共产主义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如此的有益，以至于它已经牢固地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摧毁共产主义就等于是摧毁了俄罗斯、摧毁了作为一个历史民族的俄罗斯民族”^[28]。在深刻的片面性的背后包含着片面的深刻性，我们必须透过历史的表象去更为深刻地认识冷战的本质，及其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那就是，冷战以前所未有的案例，清晰地揭示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及其文化斗争，是在怎样的一个层面上，和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与逻辑深刻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最后又是怎样地危及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体系的最后崩溃又是怎样地导致了一个国家的覆亡。

（三）冷战发生的历史文化逻辑

冷战是相对于以激烈的武装对抗为内容的“热战”而言的。因此，意识形态冲突就成为这场长达50年之久的世界范围两大力量对抗的主要形式。在这里，大国文化战略的制定和运用具有为军事战略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往往“把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视为一种危机，一种对其基本价值观可怕的和根本的威胁”。因此，冷战的发生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在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就认为苏联的存在构成了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美国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尽其所能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即使苏联在战后初期不与美国为敌，美国政府也会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挑战苏联的地位，美国人自己就曾经说过，“就是苏联的威胁从不存在，我们也必须杜撰出这种威胁，以造成一种使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的紧迫感”^[29]。对此，克拉布曾经指出，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符合美国特性和精神气质的某些特征，与根深蒂固的美国传统中的一系列因素相一致”^[30]。美国在战后对共产党国家的“遏制战略”并不仅仅针对苏联一个国家，而且也针对中国。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美国人甚至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因此，早在1948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建议胡适在中国领导一场“新思想运动”，以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当美国把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看作是它实现全球霸权利益的巨大障碍的时候，而苏联也同样把美国看作是它实现在全球扩张的最大障碍的时候，同时双方又想避免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样以争夺世界势力范围、争霸世界为核心内容的冷战的发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里，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不可调和性，这种不可调和性背后所蕴含的“生存还是灭亡”的选择，成为冷战发生的必然的历史文化逻辑。对此，因反对斯大林而曾经被驱逐出境的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季诺维也夫，关于冷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的一段话是相当深刻的。他说：“如果仅仅将西方和共产主义世界相互关系归结为社会体制之间的对抗，那就错了。在1917年前的很长时间里，俄国就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区域，而革命意味着西方丧失了这一区域。甚至对于希特勒来说，反对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也并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夺取‘生存空间’、并将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变成新型奴隶的一个借口。苏联对德国的胜利、其在世界上的势力范围的扩大，就极大地减少了西方将全世界殖民化的可能。……而这就等于西方的失败、甚至是历史性灭亡。”“在这种形势下，对正在到来的共产主义发动特种战争的想法的产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31]诚如英国冷战研究学者理查德·克罗卡特所说：“在战后世界格局中，影响美苏政策的关键因素不只是他们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也不只是两极格局的形成，而是两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类型有别和优先目标不同。”“两国奉行的都是会导致在全球确立它们之间差异的政策，结果便催生了冷战。”^[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