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体系与研究方法

三、学术体系与研究方法

学术体系不等于研究方法，但离不开研究方法。个人学术体系内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吸收和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还可能创造出新的方法或范式。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合力论”也堪称是系统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6]这里，恩格斯采用的便是“多合为一”的系统思维，也可以称之为“多因一果”的研究方法。中日关系也是在总的合力作用下向前发展的。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是系统与结构的分析方法。从20世纪中期以来，系统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决策方面都被证明是有效的。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提供了一种思维和逻辑能力。它告诉人们研究复杂问题时，可以把主题“一分为多”，分若干层次去描述、求证，形成论点和使用论据。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系统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研究行为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被称为“还原主义”(reductionist)的分析方法，重点分析民族国家；二是在系统结构框架内研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被称为“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分析方法，重点分析国际体系。^[17]这两种方法都适用于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研究。另外，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前者主要通过事实搞清楚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后者则重点研究应该是怎样的或应该怎么办，两者也可以结合。对中日关系的内部结构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任何领域系统的研究，首先需要了解基本情况和事物的来龙去脉，尽量把立论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并注意事物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

恩格斯指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18]因此，历史学的方法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是基本方法之一。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泛指一切事物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19]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是研究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20]通过历史发展过程作出纵向比较，发现变化规律，也是本课题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恩格斯就这种研究方法说得很透彻：“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21]

毛泽东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所谓“古今中外法”。毛泽东提出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22]。

根据上述要领和研究方法，本书在论述某一方面问题时注意三点：一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从历史过程的比较看变化；二是在对古今中外的研究中厚今薄古，抓住关键历史事实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重点论述与现实有关的关键问题。三是重视长期数据统计分析，以事实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为切入点，发现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