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泰戈尔今天来华

张汝伦：如果泰戈尔今天来华

我觉得今天查特吉教授演讲的价值并不在于重新打开我们对86年前这个文化世界的回忆，而在于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一事件的现实相关性。我的问题是：泰戈尔如果今天访华的话会怎样？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能够理解泰戈尔思想的意义？泰戈尔如果今天访华的话，我个人的看法，很可能会有86年前一样的遭遇，一边是一帮无限仰慕却并不理解他的粉丝，另一边，一定是一大批痛斥他误导国人的批评者。但现在的批评可能会比86年前更激烈，而理解、同情，或引他为同道的人恐怕几乎找不到。为什么会这样？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在当时，泰戈尔在中国至少有两个跟他的思想异曲同工的人——一个是梁启超。就在他来华之前的1923年，梁启超写了一本书叫作《先秦政治思想史》。这本书的结构非常奇怪，前边的部分是他在南京教书时写的教课稿，跟一般的这类书没有什么两样——一个人、一个流派讲下来，最后全部讲完以后，结论部分不谈了，而谈他对现代性的看法。他说，现代人面临着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调和的问题。他说现代人除了物质问题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是科学勃兴的结果——物质越来越畸形地发展。而物质的权威也日益猖獗。当然，梁启超也指出，他说这不能够仅仅归因于科学和物质，而且也是由于人心。为了便于翻译，我把他的文言文稍稍改了一下。他说：近代的、欧美的各种学说，不管是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在鼓励人从物质界讨生活，所谓的以水济水，以火济火，结果是大家只求多多益善，但是，由于追求物质，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在现代科学猖獗的物质状态下，如何运用儒家的“均安主义”，使我们人人在现代的环境当中，过着一种小康有余的生活就够了。另外一点，他说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思考，如何能够让中国人免蹈近百年来欧美生活的覆辙，不至于让物质生活问题上的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1]

第二个问题，他认为现代人面临的问题是个性和社会性的调和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在现代也变得特别尖锐，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古代的社会简单而规模也比较小，现代的社会复杂而庞大。复杂而庞大的社会的威力一定足以压迫个人，因此在恶社会下，一个好的个性就无法自存。议会也、学校也、工厂也，凡是这类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把个人纳入其间，渺如太仓一粟。他说，这样的话，使得大家用客观的物准来整齐而划一之。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机械性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流行于现代。他说，我们绝不能够承认机械的社会组织是善美，是perfect，是一种好的东西，但是今后的社会一定会日趋扩大，日趋复杂，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使日趋扩大、日趋复杂之社会不变成机械的，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够不变成机械的社会，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2]

我们看到，在梁启超的这些话中，他最感到焦虑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就是泰戈尔所谓的machinery （机械），他把它叫做生计组织，也就是经济组织，或者说机械的社会组织，不单包括了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也包括了现代性的社会制度。我感到比较纳闷的就是，凭梁启超的这些话可以看出他是当时中国最能够理解泰戈尔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欢迎泰戈尔的演说只谈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丝毫不及泰戈尔在华演讲的内容，否则泰戈尔也许不会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中国。我后来看了他当时写给女儿的书信。他晚年真的有点累了，一方面，社会认为这个人根本不需要考虑，他完全outdate（过气），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了。所以他在信里对女儿说，我不能来接你，我24号要去接待泰戈尔，好像是24号到北京，我要去迎接他。你从他晚年给他女儿的书信里面会觉得，他真的是有点疲惫了，但是梁启超当时被舆论看作是过时的人物，主要的原因恰恰在他对现代性坚决批评的态度上，这种态度在他以后的中国思想界渐成绝响，即便是他的私淑弟子张君劢，也在这个问题上和他有明显的距离。此后的中国思想界，可以说，对现代西方文明有许多的批评，惟独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machinery——情有独钟。西化派就不用说了，即便是被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人，也是如此。新儒家追求的“新外王”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即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之所以这个machinery具有无可置疑的地位，是因为人们把它理解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图腾般的符号，而对现代民主和科学背后的工具理性和虚无主义的实质，基本上没有认识。

泰戈尔在中国还可以找到一个同道，这就是梁漱溟，虽然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泰戈尔的处理似乎有点一笔带过，并没有正面地过多地讨论他的思想。可以看出，他对泰戈尔思想的了解实在是很不够的。当然，我猜想，当时能够传到中国、中国知识分子能够看到的泰戈尔的著作可能主要是他的文学作品，这个也难怪。但是他在泰戈尔访华十年以后发表的《乡村建设理论》当中表达了与泰戈尔相近的，尤其是对于现代社会组织的设想。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因而缺乏政治和民主，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政治，用他的话讲，就是“中国要走向民主，全在从散漫转进于组织，全在国人学习组织团体来生活，在政治上就是组成地方自治体，在经济上，就是组成互助合作社……”。表面上听上去和泰戈尔还有一点距离，因为他强调的是组织，要用现代方法组织起来，但他这个组织并不是我们讲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是要找到传统的本土的一种community的形式。他心目中的团体组织也是以乡村为单位，“这个社会组织乃是以伦理情谊为本源，以人生向上为目的，可名之为情谊化的组织或教育化的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我的理解，其实就是泰戈尔建立的那种地方共同体，它不是国家的替代物，而是国家的原型。它的制度不是现成的，无论是西洋的法制，还是中国的礼俗，都不能够套用，而需要创新。很可惜，梁漱溟的思想也快要被人遗忘了，今天的人们会把他理解为这是最后一个保守主义的乌托邦。

查特吉教授说，泰戈尔的立场是一个对现代国家的伦理批判，梁漱溟的立场同样如此，他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就包含着对西方现代社会制度和结构的批判，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组织制度无法解决团体权利与个人自由的问题，也就是梁启超说的个性和社会性的调和问题，社会不能以工具理性的机械法则来组织，而要以伦理来组织，前者的分际关系是硬性的，越明确越好，所以要走向法律，只要事实确定就行了，后者的分际关系是软性的，着重的无非是彼此之间的情和义，所以走向礼俗，我觉得这个词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英文表述，最好是用德文：Gemeinschaft 。然而与泰戈尔不同的是，梁漱溟也没有否认现代国家，相反他认为，西方的国家是一种进步，这一点上的确和泰戈尔不太一样。

在民族问题上，梁启超和梁漱溟也与泰戈尔截然不同，他们基本肯定民族的概念，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讨论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更多地大概是汪晖教授谈到章太炎的时候，说因为中国人认为：世界已经是国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下，你说我不是一个民族济得何事？尽管我们可以承认这个概念是荒唐的，可是它在起作用。我们怎么办？我觉得章太炎那句话最好，比较灵活，而且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哲学。他讲得好——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强国不可有，弱国不可无^[3]——就是针对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提出的策略性的主张。我觉得“二梁”他们对民族的概念的立场恐怕也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和泰戈尔一样，有一个更高的对人类本身命运的关切。它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关于怎么走出这样的困境的一个更高的思考。

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看到，他们对现代性的那种伦理批判的态度和泰戈尔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他们之后的中国很难见到了。

所以今天如果泰戈尔来华的话，一定会遭到更激烈的批判。对于泰戈尔来说，“巨量的物品的出产，巨大的工商业组织，巨大的帝国政治，阻碍着生活大道”，可是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泰戈尔说：“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他人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而我们可能会像彼拉多问基督“真理是什么”那样，问泰戈尔“灵魂是什么？”泰戈尔把上海、天津、纽约、伦敦、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叫做“奇丑的鬼怪”，“只要他们的手一碰着，有生命的就变死，柔润的就变僵，上帝的慈恩就变成了魔鬼的拨弄”；可在我们看来，城市使生活更美好，城市化是人类的福音和希望。我们对城市有无限的兴趣。究竟是泰戈尔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如果泰戈尔今天来，我想，人们反对他的理由不会超过上午查特吉教授列举的那份传单的五条理由，可是想想真的很奇怪：泰戈尔说得很清楚，他不反对物质文明，但他关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人生并不限于用智力体力征服世界，那样的征服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而在体力和智力（工具理性）之外，人还有精神，泰戈尔把它称为“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的生命”。我们现在是否承认有这样的生命？对于不承认有这样生命的人来说，对现代性的审美的或者是伦理的批判根本是不可能的。

【注释】

[1]此处梁启超的原文是：“近代欧美学说，无论资本主义者流，社会主义者流，皆奖励人心以专从物质界讨生活，所谓以水济水，以火济火，名之曰益多，是故虽百变其途，而世之不宁且滋甚也。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编者注

[2]此处梁启超的原文是：“吾侪当知古代社会简而小，今世社会复而庞。复而庞之社会，其威力之足以压迫个性者至伟大，在恶社会之下，则良的个性殆不能以自存。议会也，学校也，工厂也，凡此之类皆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以个人纳其间，眇若太仓之一粟。吾侪既不能绝对的主张性善说，当然不能认个人集合体之群众可以无所待而止于至善。然则以客观的物准整齐而划一之，安得不谓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彼含有机械性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所以大流行于现代，固其所也。吾侪断不肯承认机械的社会组织为善美，然今后社会日趋扩大，日趋复杂，又为不可逃避之事实。如何而能使此日扩日复之社会，不变为机械的，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骈进而时时实现？”——编者注

[3]语出章太炎《国家论》：“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