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化的内涵分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化的内涵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是能够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并且能够被人们感知的客观存在。具体的载体和所承载、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特定元素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社会性的指代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在客观上让大众易于接受，在主观上让大众乐于接受，在结果上让大众最终接受，大众愿意通过接触它们来感知它们所承载、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化的内涵分析

《辞海》（第六版彩图本）这样解释大众化:“亦称‘群众化’。文艺的大众化要求文艺作品表现出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和理想，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便于群众接受、掌握和流传。”⁽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化，在内涵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客观上大众易于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接受它所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大众易于接受，就是要克服、降低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认知门槛，拉近文化载体和大众之间的认知距离。主要包括克服亚文化差异门槛、社会阶层差异门槛、知识差异门槛等，降低了文化载体和受众之间的这些门槛，也就使大众易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

其次，在主观上大众乐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乐于接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而言，就是在内涵上符合大众的价值诉求，在形式上符合大众的审美诉求。在内涵上符合大众的价值诉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承载、传递的观念内涵方面符合大众的价值诉求，这主要属于内涵建设的任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而言，主要是在形式上符合大众的审美诉求，不能仅仅是被小众所欣赏、所喜好，局限在小众的范围内。在主观上大众乐于接受就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能够达到大众对文化载体“真、善、美”的要求。

再次，在结果上大众最终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最终接受，就是大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能够通过它们清晰、准确地感受、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被大众接受，是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最终结果，是三者的统一。大众最终接受，它的检验标准不在文化载体本身，而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所承载、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能够被大众内化于心，而后外化于行。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大众化的原因分析

如前面所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³⁾，明确了人民大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建设主体。由人民大众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似乎天然就应该是大众化的，再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大众化似乎是画蛇添足。但是，当我们不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整体出发，而是具体分析每一个个体存在或集群存在的文化载体的时候，却发现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必须实现由人民大众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大众化:

第一，创造者是小众，受众是大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建设主体之一是人民大众，但是这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整体而言的。在人民大众的创造实践中，每一个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都是由小众（甚至具体的个人）创造出来并被大众认可、接受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就文化而言，东西南北各有不同，地域亚文化成百上千；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东部、中部、西部极不均衡，地区差异巨大。小众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必然受到小众自身亚文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出个体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受众是中国地域内的人民大众，甚至还应当扩充到境外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各种不同群体。仅就境内对象是人民大众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就必须实现由小众创造向大众接受的顺利转化，克服这其中个体与群体、区域与全国的矛盾，更不要说更大范围的对外传播了。⁽⁴⁾

第二，提炼者是“精英”，受众是大众。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都是由小众创造，然后直接传播给大众的。更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创造过程是小众发现了或创造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有一一对应的联系的客观存在，社会精英分子（这里多是文化工作者）又对这一过程和产生联系的双方进行提炼、塑造，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准确化、美观化、深刻化”等“雅化”的再创作，然后这一被“雅化”的客观存在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进入传播的媒介和渠道。这一过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最初的、主要的创造者是大众中的小众，但是最终的完成者、实现者却是社会精英分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必须实现由小众创造、精英分子提炼向大众接受的转化，克服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之间的认知差异和相关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