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抗战时期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

记抗战时期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

王　怡

1937年北京卢沟桥爆发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国民党当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很快就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寇的血腥屠杀与践躏。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纷纷拿起刀枪奋起抗日。但是在马鸿逵统治下的宁夏政府当局却似一潭死水，看不到一点抗战的气氛，这是因为马鸿逵企图保住他这个土皇帝的宝座，继续鱼肉宁夏人民，他一面讨好蒋介石，一面向日寇暗送秋波，根本不准百姓谈论国事。所谓的“抗敌后援会”只是一块装模作样骗人的招牌而已。

1937年冬，宁夏党的地下组织在银川建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简称宁夏工委，在宁夏地区广泛地展开了抗日的爱国宣传活动。最初是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全校师生抗日爱国的积极情绪，为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宁夏实验小学教导主任侯亦人（即杨文海同志），应宁夏知识界和广大劳动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要求，并取得校长贺子正的同意大力开展了爱国思想宣传。“七七”事变之后，他们不仅在学校，而且向社会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教育。这些行动，把宁夏的所谓“教育界”，关在学校大门内死啃书本的“循规蹈矩”的传统教育打破了，使宁夏教育史上，在参与国家大事的政治运动方面，展开了新的一页。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上建立起来的。从1937年夏到1938年的冬天，在塞外江南的宁夏，在黄河两岸，从朔南到朔北，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团歌。

当年秋天，马鸿逵为了扩充他的军事势力，竟向宁夏全省各中等学校伸出了魔爪，把所有年满十六岁的宁夏籍学生一律编入他的军事教导团，并且宣布关闭学校，妄图把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扑灭。为了唤醒群众抗日救国觉悟，阻止马鸿逵对日妥协投降，在宁夏地下党组织帮助下，由侯亦人（即杨文海）、薛蒿山（即薛云亭）等同志组织的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成立，提出“唤起民众，一致抗日”的口号，少战团除宗旨口号外，还讨论制订了团章、团歌、团员守则。还有告西北同胞书，在组织系统上设有团长、副团长。那时的团长是宋谦，副团长是李志纯，下分设组织宣传、生活等部门，由团员们分别担任。少战团还经常邀请老师进行各种专题讲话（题由少战团提出），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激发了老师们的爱国抗战热忱，也使少战团的组织工作，得到校内各位老师的支持。

当时少战团骨干团员有二十来人，平均年龄是十五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他们集体向马鸿逵请愿，要求宣传抗日，到抗日前线去服务。马鸿逵面对这一爱国正义的行动无法拒绝，只好敷衍地说：“你们年龄小，不宜离家远出。”当时少战团副团长李志纯慷慨昂扬地讲述爱国抗日的道理，说得声泪俱下，马鸿逵一看也很赏识李志纯的才华，当即说：“抗战时期，你们走远门，家人也不放心，就在省境内进行抗日宣传吧！”马鸿逵还把胸前的一支派克金笔摘下，直接插入李志纯的上衣口袋，表示了支持少战团的活动。宁夏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坚持下去也无济于事，只得整队回校，积极投入抗日宣传的准备工作。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从开始秘密组织到公开活动，以致遭到统治者的破坏之后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由秘密筹组活动到取得合法公开地位。主要有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等同志领导，经过酝酿研究，编写团章，于1937年12月间在实验小学内组成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组织成员是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内推选功课优秀、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参加。组织活动最初是秘密的，一切行动集合相互之间的联系，都编有一套暗语，如召集开会时，见到团员便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少战团的宗旨是“爱护中华、赶走强盗”“火线就是操场，战地就是课堂”，少战团的领导核心是由杨文海、薛云亭和涂春林等同志共同负责。最初的基本团员有李志纯、宋谦、马春原、钱铖、李有祯、饶毓奎、邱景禄、杨茂兰、刘兴、徐振华、杜子英等数十人，这些成员大都是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后来在五年级、四年级中相继发展有冒海天、菊光青、匡玉莲以及王介文等。这些也都是公开活动后发展的。

少战团员们在平罗黄渠桥宣传抗日。

少战团组成后，首先，给团员宣传团的目的、宗旨。其次，争取得到当时反动统治当局的许可以求得公开合法化。杨文海同志曾率领团员们以为宁夏政府和百姓争光为借口，向伪省府主席马鸿逵和他的五姨太邹德一数次请愿，要求准许前往战地服务。经过一个多月的争取，终于批准。但少战团的名称和活动范围，受到更改和限制。名称由“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改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实际当时宁夏并没有战地），活动范围，只准在宁夏省辖境内活动，不得越境他处，以使少战团活动处于马鸿逵的监视之下。

当时少战团成立主要目的是通过反动统治者的批准，取得合法地位后，第一步，赴战地服务之名离宁奔赴战场。第二步，把队伍带到延安进行学习、武装，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第三步，经过延安短期学习后，取得党组织许可，前往第二战区战地服务，告一段落后，再返回宁夏，从事党的革命工作。但是这个计划被敌人破坏了，按当时反动统治者是不愿意批准成立的，怕这些小家伙把宁夏的黑暗情况带出去传播，但迫于宁夏舆论界的影响和这一群小家伙们的坚决要求，不得不表示同意。所以更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活动范围只限在宁夏省政府辖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可以做到反动统治者们有力地监视和支配。

这时由党的宁夏特委李仰南同志（当时名为杨学文）通过社会关系介绍到实验小学担任教师。和杨文海、薛云亭等同志建立了组织关系，从此，少战团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宁夏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宣传骨干力量。

第二个时期：发展组织，在团内培养革命骨干。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少战团公开成立后，积极地展开了抗战宣传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宣传。首先在团内进行时事政策和一般浅显易懂的政治读物的学习，认识了党对抗战的正确领导，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真面目。同时组织团员上街展开抗日宣传活动，在街头进行集会讲演，作时事报告，并结合漫画、歌咏等形式，揭露日寇的侵略野心和残暴行为，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每月也刊出壁报，坚持每月在街头给群众讲解。其次，从1938年春时，学校已正式开课，于是从少战团中选出一部分团员（主要是六年级）组成宣传队，分赴宁夏南北全省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前后出发两次，历时共三个多月。第一次由杨文海、涂春林等同志率领，由银川南下到永宁，金积、灵武、中宁、中卫等县；第二次是1938年暑假的七八月份，由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和薛云亭二人率领，由银川出发向北，到平罗、夏县、惠农、石嘴山等地。通过这两次宣讲，走遍宁夏各县的主要市镇，从而也在群众中揭露了日寇和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及其侵略罪行，告诉群众说不定那天敌人就会打到自己的门前。在宣传队所去过的地方，调查了解了群众及各阶层人士对抗日所持的态度，全面看到了宁夏广大群众所遭受反动统治者压榨下的疾苦生活，同时和当地开明绅士，知识分子（主要在各小学校）教师们，初步建立了具有抗日共同信念的同志关系，给今后少战团组织及其他进步组织和党的地下组织发展打下了基础。

少战团员在宁夏实验小学讨论节目。

由于少战团的壮大，对各阶层人士和各中、小学校的影响很深，促进很大，如各地一些上层人士中的先生们，觉得少战团这群小家伙是少年可为，后生前途无量。宁夏中学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宁中抗战宣传服务团的组成，并到平罗一带的宣传活动，以及学生们前往陕北边区学习的实际行动，都是直接受少战团的影响，其他如郎家巷小学全校集体参加少战团组织，金贵乡等小学和实验小学关系的密切，共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1938年4月初，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的全体团员在侯亦人等同志的率领下向银北出发，他们先后在平罗和黄渠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宣传的形式丰富多样，如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王芳救国》，讲解日寇暴行连环画，出壁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开路先锋》等抗日歌。团员们虽然年龄不大，有的在家里生活还需要父母照顾，但在党的教育下，变得坚强起来，在抗日救国的思想激励下，他们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住到哪里，就在哪里举行时事座谈会，直到深夜。他们从银北回来以后，只休息了几天，便又出发到银南，在宁朔、灵武、吴忠、金积、中宁、中卫等地进行宣传。一到宿地就和当地学校的师生举行座谈。在他们的爱国行动的影响下，银川南北各地的学校都纷纷组织起宣传队，广泛地开展起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其次，宁夏地方反动统治者们和那些常来宁夏视察各阶层的中央组织专员们，和少战团接触后也另眼看待，如国民党中央组成的“西北访问团”（由回教上层分子参加）团长是王月波，他们到宁夏后，曾去实验小学少战团访问，并和少战团员们分别进行交谈，当谈到的一些时事常识和政治问题，使他们很惊讶，觉得偏僻的宁夏还有这样好的学校、学生和少年的团体组织，确是万万没有想到。

但是少战团的活动引起了反动统治者们的怀疑、监视和破坏，认为少战团的领导是受共产党的支持，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开始了破坏活动。同时共产党人也认为情况有变，提高了警惕。有一次敌人的宪兵队突然来到实验小学，敌人打开大门直接要找侯振斋，杨文海同志马上隐入厕所内，校长和教师们答复说没有回来。敌人又问：“哪里去了？”大家都说不知道。于是，宪兵追问他经常与外界有哪些人接触，大家有意地告诉了那时杨文海同志和反动统治者上层有关系的几个人的家，如已故的老冯厅长家、程福岗家、徐县长家等让他们去找，敌人听后便走了，当敌人出了大门后，在校的同志马上把门锁上，紧急商议，认为杨文海同志今天晚上绝对不能留校，必须火速离开，免遭敌人包围。于是，由高立天带杨文海由后门走，在出后门不到50公尺远的道上，做饭的老刘开后门送学生李有祯（也是少战团团员）回家，这时，敌人如狼似虎地包围上来，用枪捅着李有祯问：“干什么的？”做饭的老刘刚回答：“他是学生！”敌人乒乒两下打到老刘的脸上，并叫他不准说话，经过盘问后，敌人把李有祯堵回学校不准回家。这时，足有十个宪兵从校外四周围拢上来，在全院的每个角落，都进行了搜查，结果扑空。于是又表面退出，命令不准关学校大门，实际上宪兵们都在院内隐藏起来。这一夜整整出现了三四次的追问和搜查，直到天亮才撤走。

少战团员在银川实验小学排练节目《放下你的鞭子》。

就在当天夜里，宁夏城内闹得鸡犬不宁。警察宪兵全体出动，挨门挨户搜查，第二天天明，四个城门警哨林立，凡出城者必须受检查，杨文海也在这天早晨机警地在宪兵反复盘问下混出城去，幸免敌人的搜捕。逃出后到乡下杨茂林先生家隐住了三日后，夜里又由杨茂林先生把杨文海同志送过黄河，经三边前往延安。

敌人逮捕杨文海未遂，于是又连续对地方上和杨文海有来往的人传讯审问，使全城人员处于惊恐状态。这时少战团的薛云亭、涂春林等同志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会晤交谈，以免引起敌人的跟踪。后来得知杨文海同志安全离开宁夏，少战团员互相传讯，人心逐渐安定，敌人用尽各种办法想逮住杨文海，但没能实现，只好把视线转移到薛云亭身上。

少战团团员李志纯。

大约在1938年11月，宁夏各个中小学复课，宁夏中学也决定迁入城南的杨和堡和纳家户，借住该地小学复课，薛云亭也住在杨和堡，敌人的便衣随即追踪而来，当时经常在校门外遇到不三不四的人，打问薛云亭（那时的名字叫薛嵩山）在校内的行动和社会上的来往关系，少战团成员李有祯（那时在宁夏中学上学，也住在杨和堡）就碰到过两三次，由于党的领导人杨学文同志到边区后还没有回到宁夏，而少战团活动得不到党的明确指示，薛云亭也在1939年元旦的早晨，带上李志纯由冰面越过黄河，经惠安堡到盐池进入边区。两天后，李有祯也到了边区，还有从黄渠桥来的杨一木，李东辅都在三边会合。

1938年春天，马鸿逵迫于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压力和群众的不满，不得不恢复银川、中卫的中等学校。并委派实验小学校长贺子正任宁中校长，重新开放的学校有了很大变化。读书会、歌咏队都组织起来了，同学们踊跃参加，有的阅读书报，热烈讨论时事；有的学唱抗战歌曲，十分活跃。薛嵩山同志担任的是音乐课，除了在课堂上和课外活动时教同志们唱抗日歌曲外，还指导读书会的活动。他介绍大家阅读进步报刊和书籍，当时有《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新华日报》等，当时正是平型关大战之后，还给一些进步学生讲述了平型关大战的意义，使他们初步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主力军。

不久，共产党员张方山同志也来到宁中，他教的是历史课，第一天上课，他便向同学提出：“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学习古代史、西洋史，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不如改学中国现代史，首先应该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同学们一致表示同意，于是他就从鸦片战争讲起，用血淋淋的事实讲述西方帝国主义先后向中国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清政府如何丧权辱国，签订一系列条约，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近百年来的国耻，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热忱。

当保卫大武汉的战役开始以后，地下党组织在宁中礼堂组织了一次报告会，由张方山同志主讲，他详尽地讲述了保卫大武汉的意义与作用。听讲的人有银川文教界及其他各界的爱国人士数百人，礼堂内挤得水泄不通，连门窗和礼堂台阶上也都站满了人。会场一片寂静，大家凝神倾听。这次报告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张方山同志因被特务发现，只得迅速离开了宁夏。

1938年暑假期间，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宁夏实验小学少战团和宁中宣传队通过合法手续，所到之处均与当地的学校配合活动。初到平罗时，曾与平罗一小联合在街头进行宣传，队员们向群众详细地讲解日寇暴行连环画，在街中演出《逃难到宁夏》，给群众教唱抗日歌曲，人民群众对宣传队员的爱国行动很欢迎和支持，纷纷表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团结起来，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当时在平罗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苏文、杨寿亭（杨一木）同志都参加指导了这次的活动。以后在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等地宣传时，都有地下党的同志做指导。两个学校的宣传队员，自始至终情绪都很高，白天边赶路边宣传，夜间排练节目、印传单，还和当地学校开座谈会或举行联欢，直到深夜。最后在黄渠桥会合时，宁中的队员主动把实验小学的小队员带上赶路。这次宣传，历时半个多月，才返回银川。宁中宣传队接着又到银南的杨和、叶盛、李俊、瞿靖进行了宣传。

从1937年的冬天到1938年的秋天，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银川南北等地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马鸿逵反动统治的迫害，1938年冬天，随着几个地下党员的被迫离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遂转入低潮，从此，宁夏少战团的组织和工作也就停止。可是，中国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种子，却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宁夏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