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宁夏国宝

丝绸之路上的宁夏国宝

李　彤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因为凭借这条线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中国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现在人们所说的丝路大都是指“西北绿洲丝绸之路”，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该线路基本可分为三段，每一段又都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是由汉代开辟的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一线；中段也是汉代开辟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一线；西段是唐代开辟的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的线路。其中东段线路从长安至玉门关、阳关。该段路程长达1800公里，一般称为河陇道。出长安后又分为三线，到武威或张掖会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三条路线总汇于敦煌继而向西延伸。敦煌是丝绸之路东段的终点，同时也是中段的起点。其中东段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此路线最短。而宁夏正处于丝路东段北线之要冲。

宁夏地处黄河上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西北要塞，素有“关中屏障，河陇咽喉”之称。戎、羌、匈奴、鲜卑、突厥、柔然、党项等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先后在这里生息繁衍、开发耕耘；横亘于中亚的丝绸之路经宁夏地区，将古代希腊文化和欧亚草原文明、中原文化和古波斯文明贯穿于此；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筑坛称帝，近二百年的辉煌沧桑，造就了神秘的西夏文化，从而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存。

1996年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一行13人抵达宁夏银川市，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以及相关各市县文管所的文物藏品进行鉴定。鉴定确认的数百件一级文物，集中反映了宁夏自远古至明清约三万年间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畜牧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而其中6件国宝级文物中的4件——北魏漆棺画、北周鎏金银瓶、北周凸钉玻璃碗、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更是丝路文化在宁夏诸多文化遗存中的突出体现和精髓所在，是丝路文明浸润宁夏腹地的稀珍的实物佐证，其蕴含的丝路遗韵愈久弥浓，正在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折射出宁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曾有的辉煌和重要地位。

（一）北周鎏金银瓶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能看到把一种带柄银瓶称作“胡瓶”的记载。“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一般泛指汉族以外的周边民族。而“胡瓶”的“胡”字内涵没有那么广泛，具体指西域，包括今中亚和西亚的地区，甚至包含更遥远的欧洲大陆。在当时中国人的概念中，它是一种从西方传过来的瓶，而这种珍贵的金银器在西方传入中国的整个奢侈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3年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中就出土了这样一件鎏金银瓶，现为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该瓶通高37.5厘米，最大腹径12.8厘米，重1.5公斤。鸭嘴细颈，上腹细长下腹圆鼓，喇叭形高圈足座，单把，瓶把上铸一深目高鼻、头戴贴发软冠的人头像。颈腹相连处、高座束腹处和底座边缘各饰联珠纹一周，壶腹下部用细线雕一周涡波纹，涡波中有两只似虎的怪兽相向追逐一条翻身跃起的鱼。瓶腹打押出的三组六人图像，每组各有一对男女。据考证，表现题材内容是古希腊神话故事，艺术风格受希腊化影响，细细研读，如一组希腊连环故事画。鎏金银瓶是波斯王朝的酒具，萨珊时代在中亚的巴克特利亚地区制造，是一件具有萨珊风格的中亚制品，是萨珊工匠模拟希腊图像的产物。瓶的形制完全沿用萨珊王朝金银器风格，但瓶把上的胡人形象与萨珊波斯人形象不同，属中亚巴克特利亚人。工匠在鎏金时充分考虑了银瓶的器形特征，并不是通体鎏金，而是颇有选择性。腹部人物采用银的本色而背景部分鎏金，这样就将银白色的故事人物凸现于金色的背景之上，非常醒目，色泽深浅有别，雕刻精细到位，独具匠心，实为萨珊金银器中的上品。

伴随丝绸之路的开通，十六国以后，东西方奢侈品贸易逐渐加大，中亚、西亚的金银器即成为这种贸易活动的主要代表。在相互的争战中，西域珍品宝物包括这类“胡”瓶也一再成为掠夺的对象。隋唐时期，作为一种珍贵的物品，它又成为朝廷赏赐各类有功人员的物品。萨珊系统金属器作为舶来的奢侈品，在当时贵族阶层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拥有这种金属器皿成为一种时尚。根据同墓出土的李贤墓志和相关史料记载，这件出土器物的墓主人李贤，曾担任河州(今甘肃临夏)总管、洮州(今甘肃临潭)总管，统领三州七防诸军军事，是北周政权西陲的守护神，谥封柱国大将军，长期控制敦煌一线“丝绸之路”要塞的大权，被周武帝宇文邕当作北周的“皇亲国戚”看待。他既可以通过赏赐、亦不难通过商人获得鎏金银瓶这样珍贵的萨珊系统金银器。鎏金银瓶的出土，绝不是偶然，与当时崇尚萨珊系统金银器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面世不仅为中西文化交流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实证材料，其在全世界现存的萨珊系统的金银器中，无论其工艺水准，还是表现内容都是独一无二的。

（二）凸钉玻璃碗

与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同墓出土，由淡绿色透明的玻璃制成，口径9.5厘米、器高8厘米、腹深6.8厘米、腹部最大径9.8厘米，重245.6克。现为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碧绿色，透明，内含小气泡，分布均匀。直口，矮圈足，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共14个，上下错位排列，从一个圆圈内可透视对面三个圆圈。其工艺特征是使用烧吹技术制造，然后利用雕花技术进行腹部、底部凸饰及口缘的整形。内壁光洁，外壁有薄层的金黄色分化物，主要分布在下腹和底部，经科学检验属钙钠玻璃，与波斯玻璃成分一致，属波斯萨珊王朝玻璃制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伊朗高原西北部吉兰省古墓中出土了大量这类碗及残片。中国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以及宁夏固原发掘的北周田弘墓、日本冲之岛祭祀遗址、京都上贺茂神设遗址中亦有残片出土。伊朗吉兰省等处出土的凸钉玻璃碗或残片由于土壤腐蚀的关系，表面有一层厚厚的风化层，使玻璃失去原有的光泽。而李贤墓出土的这件玻璃碗则呈碧绿色，分化层很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玻璃的色泽和亮度。

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玻璃碗、鎏金银瓶均为西方系文物，是了解当时东西方贸易路线以及实态的重要出土实例。凸钉装饰玻璃碗是典型的萨珊朝制品，出土纪年明确，对确定此类玻璃制品的年代具有标尺作用。

（三）北魏漆棺画

北魏漆棺画是1981年于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东郊乡雷祖庙村北魏墓出土的。漆棺形制为前高宽、后低窄。出土时漆棺已腐朽，漆皮脱落破碎，棺上的漆画内容已很难完全辨识。经拼对确认后的漆棺画可分为盖板漆画、棺前挡漆画、棺侧板漆画三部分。尽管如此，这几块立意巧妙、构图别致、内容丰富的残存精美漆画仍举世罕见，实属北朝画迹的重要发现，堪称国之瑰宝。

棺盖板漆画：残长180厘米、宽87～105厘米。棺盖为两面坡式，有140度交角，前端为圭形，前宽后窄。上端对称绘有两座房屋，檐下悬垂帷幔。左侧屋内榻上坐一男子，两侧有女侍。其左侧有黄地黑字榜题“东王父”。右边屋内为一妇人，屋外立一侍从。两房屋顶各立一金翅鸟，作展翅欲飞状。其两侧对称绘有红色的太阳及白色的月亮。屋宇之间绘有金色长河，呈波曲状，由上至下贯穿整个画面。长河两侧布满有缠枝卷草纹图案，中有珍禽异兽和人面鸟身的仙人等形象。棺盖边缘饰忍冬纹带，宽约7.6厘米，纹饰间有飞鸟。漆画中有“东王父”等榜题的男女，很可能寓意为墓主人夫妇。屋顶之上的鸟形，也可能受汉代凤鸟装饰的影响。棺盖中经日月间穿行而直抵棺尾的天河，象征天上与地下的沟通，与墓主人的飞升有关。将天河安排在棺盖正中折线上，避免了在转折处细致描绘图案的困难。而漆画中的仙人表现了统治者“生时长生，死后升仙”的神仙思想。东王父、三足鸟及大量奇禽异兽与金色的天河配合起来，烘托出祭奠墓主人亡灵的完整画面。

棺前档漆画：残长52厘米、宽66厘米。画面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屋内一男子端坐于榻上，头戴高冠，身着窄袖圆领长袍及窄口裤，腰束带，足蹬尖头乌靴，为鲜卑族装束。其左手握拂尘尾，右手执耳杯。屋外两侧立有男女侍从。画面下方对称绘有人物、皆有项光，项配璎珞，手臂戴钏。人物虽有大小之别，但均以写实为主，精神面貌表现自然。墓主人呈这种姿态，在国内同期绘画中少见。漆画中出现的长颈瓶，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

棺左档漆画：长175～195厘米，宽27～61厘米，画面为横卷轴式，所描绘的每个故事内容以黄色三角形火焰纹图案相间，皆有榜题，构成了以舜的孝子故事为主的8幅连环画，每幅构成完全独立的画幅。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主要人物行动方向均是自棺前向后，画幅高约8厘米，其中的人物均为鲜卑人装束，男戴高冠，女梳高髻，着夹领窄袖长袍，足蹬乌靴。这些连续画面，已经构成了后世连环画故事的雏形，在我国连环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棺右档漆画：长175～195厘米，宽27～61厘米，画面中部为一个长方形的直棂窗，棂窗里绘有两高冠和夹领衣的男女，棂窗边缘饰水波纹。画面其他部分由联珠龟背纹构成图样:一为两个人物呈裸体状，圆脸，眉清目秀，肩臂上缠绕飘带；另一中为对称的双翼长尾之怪兽和飞禽，其下为狩猎图，残存高度约7厘米。画中山峦起伏，猛兽狂驰，武士策马狩猎。鲜卑民族虽然以射猎为业，但是像漆画中的野猪等并不是传统的狩猎对象。其与萨珊银盘中的野猪非常相似。漆画中的狩猎场面所描绘的形象、动作方面的风格，与波斯王朝帝王猎狩图的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与共同之处，表明了波斯猎狩活动对鲜卑上层贵族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

北魏漆棺画这一发现，证实了当时我国边远地区在漆器工艺和绘画技法上，不亚于中原汉族的史实。漆棺彩画中所描绘的人物脚掌相对而坐的坐姿、以联珠纹为边框的图案、三角形火焰纹饰、宴饮图等内容风格，明显受到萨珊风格的强烈影响，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而“东王公”“西王母”像与孝子故事连环图画，说明中原的道教神祇和孝道观念已被鲜卑族墓主人接受。这是丝路开通，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和中亚、西亚的贡使、商客、僧团的频繁往来的结果。漆画所反映出的中原传统佛道思想和西方文化风格相糅合的内容，揭示出途经固原的丝绸之路上，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史实，从而证实了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

（四）石刻胡旋舞墓门

位于宁夏北部地区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民淳土沃，为西陲巨屏”，自古便是“天下粮仓、军事重镇、交通枢要、民族乐园、塞北江南”。公元756年，唐肃宗李亨在此登基，平定内乱，实现唐代的中兴。因此，它在国防、政治、商贸活动中的地位便更加显赫。吐蕃“陷河陇”、阻断丝绸之路后，灵州向西的灵甘道，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西交通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灵甘大道分为两条：一条是由灵州出发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后达甘州（今甘肃张掖）；另一条是由灵州出发绕过凉州直抵甘州。绕道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开盘踞在凉州一线的吐蕃人，直接与甘州回鹘人取得联系。唐末宋初的200余年间，灵州成为这一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上的重要城镇。

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出土了两扇雕刻有“胡旋舞”图案的石刻墓门。每扇门均呈长方形，长88厘米、宽42.5厘米、厚5.4厘米，上下有圆柱状榫，两门闭合处各有一孔，出土时有铁锁锁扣。每扇石门正中浅雕一“胡旋舞”男伎。所刻男伎为典型的胡人形象：虬髯卷发，深目高鼻，肩宽腰细，体魄健壮。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紧腿裙，脚穿长筒皮靴，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双人对舞。舞姿造型略有不同，左边舞伎侧身回首，左脚站立圆毯上，右腿后屈，左手正微微上举，右臂屈至头顶；右侧男伎右脚立毯上，左腿前伸，双臂上屈，至头顶上方合拢。两人均手举长巾，熟练挥旋。四周剔地浅浮雕卷云纹，似舞伎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流动如飞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构思精妙，主题突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欢乐生活气息。

以“胡旋舞”为题材的图案，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陕西西安碑林唐代碑刻、旧藏唐代一玉带饰上以及河北安阳北魏范粹墓出土的一件黄釉陶瓶上都有所发现。宁夏盐池窨子梁唐墓石墓门以“胡旋舞”为题材的雕刻图案的发现，在唐代墓葬中出现尚属首次。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融日益密切。经由丝绸之路的西域乐舞传播到中原，至唐时，风靡一时。其中“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最为著称。

据史料记载，“胡旋舞”主要来自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这几个西域方国都属隋唐时期的粟特人。公元568年，康国乐（从《旧唐书·音乐志二》中可知，康国乐和胡旋舞是一种乐舞）随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女为皇后，始传长安。唐开元、天宝年间，昭武诸国将“胡旋舞女”和其他中亚珍宝一起作为贡品献给唐王朝。“胡旋舞”一经风行，首先得到宫廷的倡导和皇帝官宦的赞赏。它深得唐玄宗李隆基、贵妃杨玉环及其官僚的喜爱，成为唐代主要的乐舞。此外，它同样得到唐朝黎民百姓的喜爱，在民间广为流行，以至于史书中留下了许多对“胡旋舞”的记载。唐代杜佑《通典》云：舞者一般二人，通穿绯袄，锦领，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袴。双舞急转如风，俗云“胡旋”。“胡旋舞”的表演非常具有特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胡旋女》诗中有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诗中活画出胡旋女子表演时随着鲜明激昂、扣人心弦的鼓点翩翩起舞的优美舞姿和容态。著名诗人元稹也写有《胡旋女》一诗，诗人对“胡旋舞”的伴奏音乐和舞容舞态也作有相当精彩的描写：“蓬断双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笪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一句句生动的诗文，仿佛令人们穿越时空，又看到“逐星掣电、回风狂舞”“轻快旋转”的“胡旋舞”。“胡旋舞”最基本的、同其他乐舞有显著区别的是其舞蹈动作中的主要技巧。舞者无论怎样纵横腾跳，长时间快速左旋右转，终不离毯子上。服饰则为艳丽的舞衣和高筒皮靴。乐器以鼓、钹、笛为主。舞时大约以鼓为节，随着急骤的鼓点旋转腾踏。“胡旋舞”风靡一时，不仅可以从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胡服的盛行这一史实得到验证，而且还可以从敦煌、西安、盐池三地所出土的刻有胡旋舞图案的文物中得以实证。敦煌、西安、盐池相距千里之遥，在唐代，这三地分属沙洲、京城、盐州管辖，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相去甚远，居住民族也略有不同。但迄今三地都发现有记录胡旋舞形象的遗物，从内容到形式上又是如此一致，可见这种乐舞在唐代舞坛上流传盛广、长久不衰的盛况了。同时，它的发现，也反映出中、西亚乐舞对宁夏地区文化艺术的深刻影响，是中西文化交流十分珍贵重要的遗存。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通道，它是连接和传承人类四大历史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明的纽带，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丝绸贸易的范围，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巨大影响，是跨越国界、跨越历史的人类共同文化遗产。迄今它的历史依然昭示着一个颠簸不破的道理——人类创造的文化是共享的，人类的文明是共同的。人类文明的传承，从来不因人种、语言、肤色上的差别而孤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