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高

三、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代主题的变化意味着我们赢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时代和国际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大课题。与之同时，在国内，“四人帮”的粉碎，结束了国内多年的混乱，百业待兴，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与日俱增，对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势不可挡。

面对国际国内严峻的形势和富有挑战性的战略机遇，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能够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准确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未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大胆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在科学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带领全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带全局性的根本问题，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敢于带头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大胆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除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修养和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而外，在他的心中，积淀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决反对“两个凡是”，就是一种民族的创新求变的思想的反映。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中国的实情而提出的。他明确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性质，又兼顾了中国现实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特点，这种定性显然是“执两用中”的中和观的体现。他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对姓“社”姓“资”问题的巧妙回应，亦是一种“中和”的智慧观。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这两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的深刻领会，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智慧，是儒家“中和”思想的成功运用。此外，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才是硬道理”、“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及新时期外交思想等无不是运用“中和”、“创新”民族智慧的结果。因为这些理论都是他在处理“左”与“右”、稳定与发展、战争与和平等诸多关系时寻找到的一种最佳的平衡点，是一种追求“保合大和”的理想境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被全世界瞩目实属必然。他的“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更是这种“中和”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影响不凡。而成功的现实实践也证明了这种民族智慧的科学性、可行性和普遍适用性。因为“一国两制”已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新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是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又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国际上，伴随着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在经济的跑道上，逐渐演变成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等科技实力为基础，经济国防实力为核心，民族凝聚力为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与之同时，世界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多年之后丧失了政权，并顷刻瓦解，苏东一大片社会主义江山不战而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其他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也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利益在重新进行调整，矛盾增多，特别是新时期，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还存在不少不符合甚至违背党的先进性和人民利益的问题，党的建设面临新的历史考验。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高度，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除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外，还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创新精神和“中和”智慧。

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十六大报告称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显然，不能忽视上述新兴的社会阶层。对此，十六大对党章作了修改，重新界定了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基于对党的性质的新认识，党章对申请入党对象的规定也相应作了调整，除了原有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外，增加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一对象。这种增加显然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而提高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使我们党真正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一点无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应该具有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同时，亦显露出我们党既有宽广的胸襟，敢于容纳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加入自己的队伍（亦即一种“和”的开放心态），同时又强调必须是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以保持自己队伍的先进性，这乃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智慧，其核心在于凸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目的在于“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13]这是一种“太和”的理想境界。这种敢于突破，敢于自我扬弃的精神，在全世界都是一种不小的震动。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勇气和民族智慧。

又比如，按照邓小平同志“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了，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策导向、经济基础、人文素质等多方面原因，与东部地区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中国共产党要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离开西部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维护和促进西部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显然是不行的。基于此，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与时俱进，及时提出并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平衡发展。应该看到，这种协调平衡的观点，不也就是儒家“中和”观的时代写照吗？

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三个代表”，离不开自身的建设，对此，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连续谈了四个“既善于……，又善于……”和三个“坚持……和……相结合”，极富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无不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矛盾中发现一致，在两个极端中找到平衡点。它显示了江泽民同志严谨的哲学思维风范，同时亦是民族“中和”智慧的集中体现。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又说：“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话，既谈创新，又言“中和”（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谱写新的理论篇章结合）。在中和中创新，在创新中体现中和。这些指导思想和理论成果，无疑是我们民族智慧的时代结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历史将会作出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是中华文化几千年薪火相传的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录，它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孕育的时代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