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今天——英国王朝的崛起

恺撒，欧洲西北部最早的探险者，于公元前55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占领了英国。此后的将近4个世纪里，英国都始终作为一个海外行省受罗马的管辖。后来罗马受到野蛮的日耳曼人的威胁，于是不得不将驻守在英国的罗马士兵调回罗马，保卫本土。从那以后，不列颠既没有政府的管辖，也没有任何军事防御。

后来这个消息被日耳曼北部的撒克逊部落知晓，饱受饥寒之苦的他们便立刻动身渡过北海，拥入这个小岛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在他们到达这里后，慢慢地建起许多独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因为最早到达这里的人是土著盎格鲁人或英格利人和撒克逊人，王国就因此命名）。这些小国家总是为了利益而互相争吵，在众多统治者中，没有一个国王有足够强的实力将岛上的这些小国统一起来，成为一个联合王国。于是，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像默西亚、诺森伯里、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东盎格利这样的小国，或者是叫其他名字的什么地方，常常受到斯堪的那维亚各种各样的海盗的袭击。到了11世纪，甘纽特大帝统治下的大丹麦帝国将英格兰、挪威和北日耳曼一起兼并。此时，英格兰持续了几百年的独立彻底结束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丹麦人终于被赶了出去。但刚刚重获自由的英格兰不久便第四次被外敌占领。这次的侵略者是挪威人的另外一支后裔，10世纪初期，他们侵占了法国，并且在那里建立起一个诺曼底公国。诺曼底大公威廉早就觊觎这个隔海相望的小岛。1066年10月，威廉率领一支军队横渡海峡。10月14日，在黑斯廷战役中，他大举进攻英格兰岛并一举消灭了不堪一击的威塞克斯军队——盎格鲁—撒克逊最后的王国。之后，威廉宣布自己是英格兰新的主人。然而，这个小岛国无论是在威廉眼里，还是在安如王朝（也称为金雀花王朝）的后裔们看来，都不是他们自己真正的家。他们始终认为这个小岛是他们所继承的大陆上的巨大遗产的附属品——或者说，是一片殖民地，住着一群落后的不开化的蛮族。因此，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强行授予这儿的居民。不过，作为“殖民地”的英格兰得到了发展，甚至略胜于“诺曼底祖国”。而这个时候，法兰西国王王公们也正绞尽脑汁，企图把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诺曼底，这个与英格兰隔海相望的邻居彻底清除。法国人认为诺曼底地区的那些王公们只是表面服从法国国王的命令，但私底下却有着自己的打算。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战争之后，在圣女贞德的领导下，那些“外国人”终于被赶出了家园。至于圣女贞德本人则在1430年的贡比涅战役中被勃艮第人俘虏，之后又被卖给了英国士兵，最后英国人把她当做女巫，绑在柱子上执行火刑。

英国人从没有在大陆上站稳过脚，最终他们的国王能够把他们所有的时间投注在管理好属于自己的不列颠领地。因为海岛上的封建贵族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终日纠缠于那些离奇又可笑的家仇恩怨（这种事在中世纪相当普遍，它的流行程度不亚于天花和麻疹的泛滥），再加上在一场被称做“玫瑰战争”的争斗中，大部分家世悠久的封建领主惨死。这些都使皇室能够轻易地增加他们的权利。到了15世纪末期，英格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都铎王朝亨利七世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室权利高度集中。亨利七世时期著名的正义法院，也称做“星法院”曾经是不少英格兰人的梦魇。一些封建旧贵族曾经试图恢复往昔的地位，以影响政府的统治，“星法院”运用各种严厉的手段对这些旧贵族进行镇压。

1509年，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继承了王位。在他统治的这段时期里，英国完成了从一个中世纪的岛国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这在英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亨利不热衷于宗教。他曾经离过很多次婚，并且乐于借着因某次离婚与教皇产生矛盾的机会，宣布英国独立于罗马教廷。1534年，他发动了一场和平的改革运动，将英格兰教会作为英国的“国教”，而这也是欧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教”。亨利八世本人成为了宗教领袖。在这次改革运动中，都铎王朝受到了很多英国神职人员的支持，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路德派新教徒们的攻击。而且通过将前修道院的财产全数充公，使都铎王朝的皇权大大增加。此外，亨利八世的改革也受到了广大商人和工匠们的热烈欢迎。海岛与欧洲大陆之间隔着一道水流湍急的宽阔海峡，生活在这个海岛上骄傲而富裕的居民们厌恶“外国的”一切东西，也不愿意将自己圣洁清白的英格兰灵魂交给一个意大利主教掌管。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王位由他年仅10岁的幼子继承。这个小国王的监护者们非常认同路德教的教义，因而大肆资助路德教的新教徒们。然而不幸的是，小国王在不到16岁的时候便惨遭夭折，王位则由他的姐姐玛丽来继承。在当时，玛丽还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妻子，她命令将新“国教”的所有主教们都处以火刑。她还严格按照自己西班牙丈夫的行事风格处理其他政务。

幸运的是，1558年玛丽去世，伊丽莎白女王继承王位。亨利八世一共有六个妻子，伊丽莎白是他第2个妻子安娜·博林所生的女儿，后来安娜因为失宠而被亨利斩首。伊丽莎白曾被玛丽关进监狱，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亲自出面恳请玛丽，伊丽莎白才被释放。从那之后，伊丽莎白便仇视关于天主教与西班牙的一切。与她的父亲亨利八世一样，伊丽莎白也对宗教没有兴趣，同时她还继承了她父亲的贤明和敏锐的判断力。在伊丽莎白当政的45年里，英格兰皇权越发集中，国家财政和税收也逐年增加，整个海岛到处都充满欢声笑语。伊丽莎白有这样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那些拜倒在她王座下的大批贤臣的辅佐。在他们的辅佐下，伊丽莎白时代成为英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但是如果想对这一时代做进一步研究的话，你得去读一本专门的书。我会在本卷后的参考书目中告诉你书名。

然而，伊丽莎白的王位并非稳如泰山。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是她王位的最大威胁。玛丽的母亲是一位法国公爵夫人，她的父亲是一名苏格兰贵族。后来，她嫁给了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弗朗西斯去世后，便成了寡妇。她的婆婆是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曾策划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圣巴瑟洛缪之夜大屠杀。之后，玛丽的儿子成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君主。玛丽是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愿意结交所有憎恨仇视伊丽莎白女王的人。但是，她本身没有政治头脑，并且常常使用一些极其残暴血腥的手段在苏格兰境内镇压加尔文教徒，苏格兰人最终在她的强压下发起了暴动，而玛丽只能逃到英国境内躲避暴乱。她在英国居住的这18年里，每一天都绞尽脑汁策划各种阴谋，想要破坏给她庇护场所的伊丽莎白的统治。最后，伊丽莎白不得不接受她那群忠实顾问们的意见，“处死那个苏格兰女王”。

1587年，苏格兰女王被斩首，这件事还引发了一场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然而，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与荷兰的海上联军，击败了菲利普率领的“无敌舰队”。这场飓风不但没有将两个新教国家摧毁，反而扭转了风向，为这两个国家成就伟大的冒险事业推波助澜，给它们带来无尽的财富。

这场战争让踌躇多年的英国人和荷兰人不再犹豫，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有权利将西属殖民地收为己有，侵占印度和美洲更是对西班牙人疯狂迫害本国新教徒同胞们最有力的报复。1496年，在一位名为乔万尼·卡波特的威尼斯领航员的带领下，英国船队第一次发现了北美洲大陆，同时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尽管他们还不能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岛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但是纽芬兰周围的海域却能为英国的渔船带来极其丰富的渔业资源。一年之后，即1497年，还是在这位卡波特的带领下，英国船队发现了北美的佛罗里达海岸，这次发现为英国开拓海外殖民地，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创造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

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开始为了国政而忙碌，而那时国家没有钱可以投入海外探索。不过伊丽莎白即位后，在她的统治下，国家繁盛，社会安定，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这个最大的威胁也被关进了监狱，英国的水手们终于有机会安心地架帆远航了，无须为身后之事担忧。在伊丽莎白还年幼时，英国人威洛比就已经进行了航海冒险，穿越了北角。威洛比手下的一名船长里查德·钱塞勒为了寻找一条能够到达印度群岛的航线，更加深入地向东航行，最终抵达了阿尔汉格尔，通过这个俄国港口和那个遥远的莫斯科帝国的神秘统治者建立起外交和商业关系。后来在伊丽莎白执政的第一年里，又有很多人沿着这条航线向东航行。一些商业投机者热衷于这项事业，他们在“联合股份公司”里没日没夜地工作，为几个世纪后英国庞大的殖民地贸易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人既是半个外交家，又是半个海盗，为了丰厚的回报，他们不惜将自己全部的身家财产都投在一次吉凶未卜的冒险航行上，他们赌的是自己的运气。出于对金钱的追逐，贪婪的走私者们将所有能够装上船的东西全部装船运回本国；商人们以同样的心情做着商品和人口贩运的买卖，除了利润他们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伊丽莎白的水手们将英格兰国旗和他们尊贵的女王陛下的威名，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英国国内，莎士比亚让女王心情愉悦。英格兰最聪明的头脑和最杰出的智慧与女王不懈的努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将亨利八世遗留下来的封建遗产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1603年，70岁高龄的伊丽莎白去世，詹姆斯一世成为新一任英国国王。他是亨利七世的曾孙子，即伊丽莎白的侄子，同时他还是伊丽莎白的死对头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也许是受到上帝的眷顾，詹姆斯欣喜地发现自己居然是唯一一个能够从欧洲大陆的国家战祸中逃脱出来的统治者。当欧洲大陆上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还在互相残杀，摧毁所有宗教竞争对手并建立自家教义的统治时，英格兰却没有选择路德教徒和洛约拉支持者们的极端做法，而是展开了一场没有流血事件的和平的“宗教改革”。这一举措为这个岛国在接下来的一场海外殖民地争夺战中占尽了先机。同时它还确保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绝对领导地位，而这一地位一直延续至今。就连后来的那次为斯图亚特王朝带来灾难的冒险也没能扭转这一必然的局面。

对英格兰来说，继承了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是“外国人”。但他们自己好像并没有意识到或明白这点。都铎王室的成员可以盗走一匹马，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在没有招致异议的情况下，也不能瞄一眼马的缰绳。女王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统治她的子民。但总体来讲，她从始至终都执行的一项政策就是让那些忠诚的（或不忠诚的）英国商人们口袋里有钱。正因如此，人民才全心全意地支持她。有时候，女王会夺走国会的一些权力和职能，这些都被国会成员们自动忽视掉了。毕竟这些人是女王陛下强大且成功的外交政策下最大的获益人之一。

从表面上看，詹姆斯国王执行的是同样的政策，但缺乏伊丽莎白身上那股异常耀眼的个人魅力与热情。海外贸易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天主教徒们也没有因为新国王的继任而得到任何新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当西班牙开始向英国献媚讨好，试图重新恢复以往的关系时，詹姆斯微笑地欣然接受了。绝大部分的英国人并不赞同这样做，但是英国的国王毕竟是詹姆斯，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没过多久又有了新的摩擦。无论是詹姆斯国王还是在1625年继承他王位的查理一世，他们都始终坚信“君权神授”，即自己“至高无上的君权”是受到上帝特别恩许的，因此他们根本无须征求臣民的意愿，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国家。其实他们的这种想法并非他们独创。教皇们作为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或者说，他们继承了罗马单一世界帝国的观念，即罗马将统治整个世界的全部已知领土），他们总是自我标榜为“耶稣基督的代理人”，而他们这一言论还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似乎没有人对上帝用他认为正确恰当的方式来统治整个世界的权利产生置疑。因此，很少有人怀疑神圣“基督代理人”做同样事情或让所有人都听从于他的权力。因为他是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者的直接代表，而他也只对上帝负责。

当路德宗教改革被证明是成功的时，从前那些给予教皇们的特权，现如今便落在许多支持新教的欧洲国家统治者的手中。他们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时还身为“国教领袖”，他们坚持在自己所统治的领土范围内，他们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国王们的权利管辖范围向前迈出了这样的一步，但人们依然没有对此提出丝毫置疑。民众们只是理所当然地接受它，和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一样，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议会制度下的政府是唯一合理和正当的政府模式。如果我们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路德教或加尔文教的信徒们会极力反对詹姆斯国王大肆宣扬的“君权神授”思想，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在这背后，肯定还隐藏着一些其他的因素，会让那些忠诚敦厚的英格兰岛民们对国王的“神圣的君权”产生置疑。

历史上，荷兰的海牙人民第一次对“君权神授”表示出明确的否定。1581年，北尼德兰七省联盟的国民议会作出裁决，决定废除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联盟的国民议会宣布：由于国王没有遵守协议，因此和其他所有对联盟不忠诚的臣民一样，他被全体人民罢免了。”从那之后，这种国王应当对他的子民承担起责任的观念，开始在北海沿岸国家的公众间传播开来。他们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是富裕的。对于中欧地区的穷苦人民来讲，他们长期生活在统治者护卫军的严厉监视下，他们不敢公然讨论这种话题，谁都不想为此到最近的城堡的地牢里待上几年。然而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们十分富有，他们手中握有的资本可以维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而且他们还懂得如何操纵和利用“银行信用”这个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因此他们根本无须担忧。他们十分愿意用自己财产控制下的“神圣君权”，去对付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君权”。他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金币和先令可以击败国王手中唯一的武器——不堪一击的封建军队。他们敢于行动。换作是别人，则要么默默忍受一切苦难，要么就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反抗。

当斯图亚特王朝终于将英格兰人民激怒，宣布国王有绝对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统治并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时，岛国上的中产阶级便将国会作为第一道防线，开始与王室进行对抗，反对国王滥用权力。然而结果却是，国王非但没有屈服，反而将国会解散。查理一世独自统治国家长达11年。他加重赋税，强行征收一些不合法的税收，他随心所欲地管理不列颠，将整个国家当做自己的私家庄园。他还有很多得力的助手帮助他，我们不得不说，在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一点上，查理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然而不幸的是，查理不但没有得到岛上忠诚的苏格兰臣民的支持，反而卷入了一场和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公开争吵之中。为了筹集资金解决眼前的战事，查理只好违背意愿将国会再度召集起来。1640年4月，国会会议重新召开，会上议员们满腔愤怒，纷纷发言抨击国王的作为。短短几周之后，国会就被解散了。同年11月，一个新国会成立了。但是这个新国会比前一个更加让国王头痛。而议员们此时也已经明确必须彻底解决英国是“神圣君权的政府”还是“国民议会的政府”的问题。他们抓住了一次机会将矛头直指国王的顾问团，并将其中的6人处死。并且他们还强行公布了一项法令，即凡未经国会议员的同意，国王无权解散国会。在1641年12月，国会全体议员给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里面详尽地罗列了在国王统治下人民大众所受到的各种苦难与折磨。

1642年1月，查理离开伦敦前往农村地区，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国王和国会双方都各自组建了一支军队，决定在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国会的绝对权力这两大势力间进行一场殊死决战。在战争刚刚打响时，英格兰势力最大的宗教派别清教徒们组成的军队便迅速冲到了战争的最前线（他们属于国教圣公会其中一个派别，宣扬将自己的信念和行为做最大限度的净化）。这支清教徒军队自称为“虔诚兵团”，著名的奥利佛·克伦威尔是他们的总指挥。他们依靠着铁一般的军纪和对神圣目标的坚定信念，很快便成为反对派阵营的领袖，两次重创了查理率领的封建军队。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之后查理逃到了苏格兰。但苏格兰人出卖了他，将他押回了英国。

紧接着，苏格兰长老会与英国清教徒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战争。1648年8月，克伦威尔在普雷斯顿盆地大战三天三夜，最终取得胜利，英国第二场内战宣告结束，他还成功占领了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麾下的将士们早已厌倦了关于宗教的无意义的论战和空谈，于是他们决定按照自己当初的意愿来解决这件事。他们将所有反对清教徒教义的议员统统赶出了国会。留下来的旧议员们组成了“尾闾”议会，他们以叛国罪将国王判处。上议院拒绝接受审判员这一职位。于是清教徒们便任命其他议员组成了一个特别审判团，判处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十分平静地从白厅的一扇窗户走到了断头台前。那天，一位国王因为没有正视自己在一个现代化国家中的地位，被自己国家的人民推上了断头台，被人民推选出来的代表处死。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查理被处死之后的那段时期通常被称为克伦威尔时期。战争结束之初，克伦威尔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独裁者。1653年，他正式被推举成为护国主。在他统治的那5年时间里，他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策继续推行下去。于是，西班牙又一次将英格兰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与西班牙人之间的战争则成为一个引发全国性讨论的严肃议题。

海外贸易和英国商人们的利益被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在宗教上，则将新教教义严格执行。在保持英格兰的国际地位上，克伦威尔很成功。但是在社会改革方面，他却彻彻底底地失败了。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人共同构成的，每个人的想法各不相同。从长远来看，这似乎是个明智的原则。如果一个政府仅仅代表全体社会中一部分成员的利益，受这一部分人的统治，为他们谋取福利，那么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的。在反击滥用皇权的国王时，清教徒是一支伟大的进步的队伍。然而当他们成为英格兰的绝对统治者时，却让人难以忍受。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斯图亚特王朝轻而易举地复辟了。实际上，当他们重新回到英格兰时，被视为“救世主”，受到热烈的欢迎。英国人民发现，清教徒们如枷锁般的绝对虔诚与查理一世的独裁一样让人无法忍受。因此，英国民众还是愿意接受斯图亚特王朝的接班人继续做国家的统治者，只要他忘记他父亲“神圣君权”的理论，承认国会的统治地位，英国人就会重新成为国王的忠实臣民。

两代人都尝试使这一新举措能够成功，但是，斯图亚特王室很明显地没有汲取教训，他们不能改掉自己的坏习惯。1660年，查理二世回到英国继承王位。虽然他看起来性情温和，但他却始终没有什么作为。他天性懒惰，不思进取，畏畏缩缩，做事随便，再加上可以一本正经地对所有人撒谎，这样的性格让他暂时避免了和臣民的正面冲突。1662年，他颁布了《统一法案》，宣布将所有不信奉国教的神职人员从他们各自的教区中清除出去，这一《法案》严重影响了清教徒的势力。1664年，查理二世又颁布了所谓的《秘密宗教集会法令》，用流放西印度群岛这样的重罚来镇压那些不信奉国教的人，阻止他们参加宗教集会。这条《法令》开始将他“君权神授”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英国民众也开始表现出昔日和詹姆斯在位时相似的躁动迹象，同时，国会在为国王提供资金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没有办法从一个对他满是抱怨的国会要到钱，查理二世便暗中向他的近邻，也是他的表兄，法国的路易国王借了钱。他以每年20万英镑的价钱将他的新教盟友们出卖，还嘲笑国会议员都是一群傻瓜。

经济独立使查理国王一夜之间重拾自信。在他流亡时，曾经与自己那些天主教亲戚们度过一段相当长的日子，因此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他认为或许凭他的力量可以让英格兰重新回到罗马教会的身边。于是查理颁布了一项《赦罪宣言》，将那些压制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国教的人的旧法律统统取消。这个《宣言》颁布的时候，刚好有传言说查理的弟弟詹姆斯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人们走在街上，用怀疑的眼光无时无刻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开始担心有什么可怕的天主教的阴谋。民众的不安开始在整个岛上蔓延开来。大部分英国人希望能够阻止另一场内战的爆发。对他们来讲，和新一轮种族同胞间的互相残杀的战乱比起来，他们宁愿接受王室的压迫和他们的国王是天主教徒这个事实，虽然后者意味着“神圣君权”的卷土重来。然而，还有一些人，并没有这么仁慈。他们是不信奉国教的人，在过去的日子里已经经受了足够的恐惧和压迫，但是他们在对待自己的宗教信仰上却有着极大的勇气。几个年轻有为的贵族领导着这群人，他们不想再过以前那种王权至上的日子。

在之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其中一个阵营被称做“辉格”党，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党滑稽的名字还有一个由来，1640年，苏格兰长老会的神职人员率领一大批辉格莫人（马车夫）攻打爱丁堡，向国王抗议。另外一个阵营叫做“托利”党，“托利”这个词原本是用来称呼爱尔兰反对王室的人，现在用来称呼英国国王的支持者们。尽管辉格党和托利党互相争执不下，但它们双方都不想因为意见不合而制造出一场危机。他们可以接受查理二世年老力衰，最终安静地死在床上，他们也容忍了由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继承他哥哥的王位，于1685年成为新一任英国国王。然而，詹姆斯一上台就组建了一支“常备军”（这支军队由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作为总指挥）；他又于1688年颁布了第二个《赦罪宣言》，并下令强迫在所有国教教堂里宣读，此时他的皇权已经大大超过了一个应有的合理范围。通常，只有那些受万民爱戴的统治者在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才被允许偶尔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共有七位主教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这些人便被扣上“煽动性诽谤罪”的罪名，被逮捕接受法庭审判。然而当宣布被告者“无罪”时，陪审团受到了大家的支持。

刚好在这个不幸的时刻，詹姆斯的妻子（他在第二次婚姻中娶的妻子玛丽亚，是摩德纳—伊斯特家族一员，同样信奉天主教）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便意味着，詹姆斯王位的继承人将不是他信奉新教的姐姐玛丽或安娜中的一个，而是他的儿子，一个天主教徒的孩子。人们又开始不断地猜疑。毕竟摩德纳伊斯特家族的玛丽亚已经过了生儿育女的年龄。这一定是巨大阴谋中的一部分！一定是某个耶稣传教士送入皇宫的婴儿，为的就是让英国君主是一位天主教徒。看起来一场内战一触即发。此时，辉格和托利两党中的7位非常著名的人士联合给詹姆斯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去信，邀请他入主英格兰，代替詹姆斯二世成为英国的国王，虽然詹姆斯始终是他们合法的君主，但他并不受民众的欢迎。

1688年11月5日，威廉的船队在英国图尔比登陆。因为不想看到自己的岳父成为皇权争夺的另一个牺牲品，威廉詹姆斯帮助安全逃离英国，回到了法国。1689年1月22日，威廉正式召开首次国会会议。同年2月23日，他宣布和自己的妻子玛丽共同成为新一任英国国王，至此，英国的新教事业终于得到了挽救。

此时的国会已不再仅仅为国王提供统治上的咨询，而是利用新王登基的机会得到更多更大的权利。首先是重新提出了1628年写成的旧版《权利请愿书》，当年它曾被遗忘在档案室里的某个角落里。紧接着国会又通过了第二个更加苛刻严厉的《权利法案》。其中明确要求英格兰的君主必须信奉国教。而且，该《法案》还进一步提出国王无权取消法律，也无权允许一些特权阶级不遵守某项法律。它还特别强调指出，“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擅自进行征税，也不得擅自组建军队”。就这样，在1689年，英格兰获得了其他欧洲国家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过并不是仅仅因为有这些利于国会的自由开明的政策，人们才对威廉的统治印象深刻。威廉在位期间，第一次采用了一种“责任”内阁的政府体制。当然，世上没有一个国王可以独自治理整个国家，他需要一些忠诚的政治顾问。都铎王朝内部就有一支由贵族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大顾问团”。这个顾问团的规模变得过分庞大，后来“枢密院”这个小型的机构将其取代。经过一段时间，枢密院的官员进入到宫殿的一间内室里觐见国王成为一种习惯。因此他们被称为“内阁成员”。没过多久，“内阁”这个名词就被广泛地流传和应用。

和他之前的绝大部分英国君主相同，威廉的顾问也是从各个党派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但是随着国会势力的日渐壮大，威廉发现当国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由辉格党占据时，要想从托利党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帮助推行自己的政策几乎是没法办到的。于是，他将托利党人全部清除出国会，整个内阁全部由辉格党人组成。几年之后，辉格党人在国会中的势力大不如前，出于为执行政策的方便考虑，国王又转向了托利党的领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直到威廉1702年去世为止，他都在和法国国王路易开战这件事上忙碌着，根本无暇顾及本国国内的朝政。事实上，他已经将国内的一切大小事务都交给内阁去处理。1702年，威廉妻子的妹妹安娜继承王位，这种情形仍然在英国继续着。1714年，安娜去世（她总共有七个子女，但他们都十分不幸地在她之前去世），英格兰的王位宝座这次轮到了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身上，他是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苏菲的儿子。

乔治没有学过半句英语，可以说是一位相当粗俗的君主。英国的政治制度和体系如同一座复杂的迷宫，让他茫然无措。于是他便将所有的政务都扔给了自己的内阁，远离内阁会议。由于不会半句英语的缘故，出席内阁会议对他来讲十分无聊。这样内阁便形成自行处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大小事务（1707年，苏格兰国会和英国国会合并）的习惯。他们不去打扰国王陛下的清净。乔治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悠闲地打发时间。

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统治时期，国王的内阁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辉格党人，其中以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为代表，他在内阁主政时间长达21年。因此，辉格党的领袖不仅被世人公认为责任内阁的领袖，同时也是势力较强掌握国会权力的多数党。待乔治三世上台之后，他曾经试图重新获得君主对内阁的控制权力，将国家的实际权力和政务从内阁成员的手中夺回来，但是他的尝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也让他之后的继任者们不敢再有类似的想法。从18世纪初期以后，英国的政治体系中便拥有了一个代议制政府，国家的大小事务都由责任内阁成员全权负责。

事实上，英国的政府并不代表全体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到1/12的人拥有选举权。但是，它为现代的议会制政府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国会通过一种和平而有序的方式，将国王的权利交到一个民众代表团的手中，而这个代表团的人数与日俱增。尽管这样的举措并没有给英国带来一个太平盛世，但它使英国免于遭受一场激烈的政治革命动荡。18、19世纪的欧洲大陆的革命都证明了这些革命动荡有巨大的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