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宗教改革的历史

当然，你们肯定听说过宗教改革。听到这个字眼，你一定联想到了勇气可嘉的一小群清教徒们。为了“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甘愿漂洋过海寻找新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信奉新教的国家），宗教改革慢慢演变成了“争取思想自由”的代名词。马丁·路德就是这场进步运动中的先锋和领袖。不过，历史对我们祖先的评价，并不都是溢美之词。用德国历史学家朗克的话来说，我们应当努力去探究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本着这种态度去看待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那些似乎天经地义的事，现在我们却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人类生活中，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与坏，世界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位诚实的编年史家的任务，就是要真实地记述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正反两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所以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应当尽量做到公正合理，不因个人的偏见而影响了自身的判断力。

拿我自己为例吧。我在一个新教国家的新教中心长大，在那里新教氛围非常浓厚。直到我12岁那年，我才第一次遇见天主教徒，因此我和表现得很不自在，还有点恐惧。我听说过那个关于新教徒的悲惨故事，当时的阿尔巴大公，为惩罚信仰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荷兰异端们，令西班牙宗教法庭将成千上万名新教徒绞死、烧死，甚至五马分尸。这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是那么地真真切切！惨剧似乎就要再度爆发一样：又是一个圣巴瑟洛缪之夜，瘦小而可怜的我还穿着睡衣，就被残忍地杀害了。他们把我的尸体扔出窗外，就像对待高尚的柯利尼将军那样。

多年以后，我在天主教国家生活了好几年。我发现，比起家乡的人来，这里的人们更温和、更宽容，而且也丝毫不比我的新教同胞愚钝。更令我吃惊的是，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天主教徒也有他们的道理，并且和新教徒一样，他们的理由也相当充分。

然而，那些善良的人们生活在16、17世纪宗教改革的动荡年代，他们无法像我们这样冷静地看待问题。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敌人则永远是错的。当时的问题是，要么你绞死别人，要么别人就把你绞死，而没有人会愿意被人绞死。这不过是人的本性罢了，没有必要去怪罪哪一方。

当我们回顾公元1500年的世界——这个日子很好记，我们会看到查理五世在这一年降生了。当时，在几个高度中央集权王国的发号施令之下，中世纪的封建割据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虽然当时查理大帝还只是个摇篮中的婴儿，但他是众多君主中最有权势的一位。他不光是西班牙的费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外孙，还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中世纪骑士马克西米安和勇敢者查理的女儿玛丽的孙子。勇敢者查理，也就是野心勃勃的勃艮第大公。他在成功地击败法国后，被独立的瑞士农民杀死。就这样，查理在童年时代就继承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版图。这么辽阔的一大片土地，来自查理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及姑妈们，再加上他们在亚洲、非洲、美洲拥有的全部殖民地。或许是命运的嘲弄，查理出生在根特的弗兰德斯城堡，而正是这座城堡，德国人在前不久入侵比利时的时候曾将它用作监狱。并且，查理虽然身为德意志和西班牙的皇帝，接受的却是佛兰芒人的教育。

由于查理的父亲去世得早（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一点），母亲又发疯了（她带着装殓丈夫遗体的棺材，在自己的领土内到处流浪），小查理受到姑妈玛格丽特的严厉管教。渐渐地，查理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佛兰芒人，一个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他被迫统治着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奇怪民族，对宗教间的互不宽容很是不满。查理向来懒惰散漫，不管是在童年时代还是成人以后。可是，命运偏偏要捉弄他，让他统治一个处于宗教狂热与喧嚣中的世界。他总是马不停蹄地从马德里赶往因斯布鲁克，又从布鲁日奔赴维也纳。他虽热爱和平宁静，却一生都在打仗。终于，看遍了人类的仇恨与愚昧，他在55岁那年，在对人类的极度厌恶之下，抛开了他们。3年之后，他去世了，筋疲力尽、失望无助。

关于查理大帝的故事，就先在此说这些。而当时拥有世界第二大势力的教会，情况又是如何呢？自从中世纪早期，教会致力于征服异教徒，教给他们虔诚与正直生活的可取之处起，教会便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教会变得过于富有。教皇住在宽大豪华的宫殿里，被一大群艺术家、音乐家和著名文人所围绕，而不再是一群卑微的基督徒的牧羊人。大大小小的教堂里，挂满了崭新的圣像，看上去更像希腊的神祇，其实一点也没有必要。教皇既工作又赏玩艺术品，但在两者的时间分配上，比例极不平均。他花在教廷事务上的时间大概只占总数的10％，而其余90％的时间，他都在欣赏古罗马雕塑或新出土的古希腊花瓶、设计新的夏宫或是出席某出新剧的首演。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们，个个以教皇为榜样，竞相模仿，而主教们又尽力效仿大主教的样子。不过，乡村地区的教士倒是依然忠于职守，远离世俗的邪恶以及异教徒们对美与享乐的追求。不少修道院已腐化堕落，僧侣们似乎忘记自己要谨守淳朴与贫穷的古老誓言，他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只要在不招致公众丑闻的限度内，怎么快活就怎么过日子。对于这些，乡村的教士们都敬而远之。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当时的普通老百姓身上。他们的生活状况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可以说这种进步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变得富裕了，住进了比以前宽敞舒适的房子，孩子们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城市变得更加漂亮整洁。而他们手中的火枪，给了他们与老对手——强盗般的诸侯相抗衡的力量。从此，强盗们别想像从前一样，轻易地对老百姓的小本生意苛捐杂税。关于宗教改革的主角们，我们就讲到这里。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文艺复兴对欧洲造成的影响，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新一轮的宗教热忱，会紧接着学术与文艺的复兴而兴起。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然后延伸到了法国。可是，由于西班牙有着抗击摩尔人500年的历史，战争使得当地的人们心胸狭隘并且对宗教十分狂热，所以文艺复兴在西班牙受到了冷落。虽然文艺复兴在世界上越来越广地蔓延开来，可是当它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就发生了变化。

北欧的气候与南方截然不同，因此，当地人的生活态度也与南方人有许多区别。意大利人喜欢住在阳光灿烂、天空晴朗的大自然中。他们高声大笑，放歌纵酒，尽情享受人生的美好。而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则通常待在室内，门窗紧闭，静听雨水拍打着窗玻璃的声音。他们不苟言笑，对待事情一丝不苟、谨慎严肃。他们非常在意自己不朽的灵魂，他们认为圣洁而神圣的事情，从不拿来开玩笑。他们只对文艺复兴中“人文”部分感兴趣，比如书籍、关于古代作者的研究、语法以及教材等。然而，他们却对回归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异教文明心生恐惧，尽管它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主要成就之一。

然而教皇和红衣主教几乎全部是意大利人。他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舒适的俱乐部，人们在一起优雅地谈论艺术、音乐和戏剧，却很少提到宗教问题。因此，北欧和南欧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北方人忧郁严肃，而南方人高雅文明却对宗教信仰有些冷淡。不过，这种裂痕可能给教会带来的巨大威胁，在当时似乎还没有人意识到。

另外，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在德国而非荷兰与英国，是存在一些细小的历史原因的。自古以来，德国人与罗马教会就有很深的积怨。日耳曼皇帝与教皇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给双方都带去了痛苦。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国王牢牢地掌握一国的政权，统治者通常都能保护子民不受到教士的迫害。可是，在德国皇帝的宝座本来就摇摇欲坠时，却还要统治一大帮蠢蠢欲动的小封建主。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善良的臣民就更易受主教和教士们的摆布。文艺复兴时期，高僧们想方设法聚敛钱财，为满足教皇们喜好宏伟大教堂的嗜好。德国人觉得自己受了骗，被人搜刮了钱财，自然心里很是不满。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人们很少提及，那就是德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北欧，图书很便宜，《圣经》已不再是曾经的神秘手抄本，只有教士们可以拥有并给人讲解。只要父亲与孩子能读懂拉丁文，《圣经》便成了那家的案头读物。以前，普通人自己阅读《圣经》是违反教会法律的，可现在全家人都开始读了起来。他们慢慢发现，《圣经》原文与教士们所传授的，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入。于是，人们便对此产生了怀疑，开始提出一些问题。一旦问题被提出来了，若是得不到合理解答的话，那麻烦就更大了。

战争的第一炮，是北方人文主义者向僧侣们开的火。他们对教皇多少还有点心存敬畏，不敢将矛头直接对准这位神圣人物。而那些懒惰无知的僧侣们，整天舒舒服服地躲在富得流油的修道院内，是人们再好不过的攻击对象了。

有意思的是，领导这场战争的是基督教会的忠实信徒——杰拉德·杰拉德佐，人称“渴望的”埃拉斯穆斯。他生于荷兰罗特丹姆的一个贫寒人家，在德文特的一家拉丁语学校受教育，和好兄弟托马斯念的是同一所学校。长大后，埃拉斯穆斯成为了一名教士，并在一家修道院生活过一阵子。他游历了欧洲各地，将自己的旅途见闻写成一本书。当埃拉斯穆斯开始畅销小手册的写作生涯（如今人们所说的社论作者）时，《一个无名小辈的来信》中一系列诙谐幽默的匿名书信把全世界的人都逗乐了。这些书信用一种古怪的德语混合拉丁语写作而成，并以打油诗的形式呈现出来（有点类似于我们现代的五行打油诗），将中世纪晚期僧侣中普遍存在的愚蠢与自负暴露于天下。埃拉斯穆斯本人是一名学识渊博而办事严谨的学者。他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先修订了《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再将其译为拉丁文，为世人提供了第一本可靠的拉丁文版《新约圣经》。不过，埃拉斯穆斯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相信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我们“唇边带着微笑来阐明真理”。

1500年，在埃拉斯穆斯去英国拜访托马斯·摩尔爵士期间，他抽空在英国逗留了几个星期，完成了一本名为《愚人的赞美》的趣味小册子。在书中，他充分运用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幽默，抨击了僧侣们及其荒唐的追随者。在16世纪，这本小册子非常畅销，几乎被译成了各国语言，并且它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埃拉斯穆斯缩写的其他宣传宗教改革的书丛中来。他呼吁禁止教会滥用职权，并号召其他人文主义者一起加入复兴基督信仰的行列中来。

然而，这些美好的计划并没有带来什么进展。埃拉斯穆斯过于理性和宽容了，他无法迎合多数教会敌人的心意。他们期盼的是一位更加强悍果断的领袖。

这位领导者出现了，他就是马丁·路德！

路德生于北日耳曼的一个农民家庭，才智出众、勇气过人。他曾当过奥古斯丁宗教团的修士，后来成为萨克森地区奥古斯丁宗教团的核心人物。然后，他进入维滕堡神学院，担任起大学教授一职，把《圣经》讲解给对此漠不关心的农家子弟听。路德有不少空余时间，他用来研究《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原文。没过多久，他便发现基督本人的训示与教皇和主教们所传教的，有着很大的差异。

1511年，路德出差来到了罗马。当时，大量敛财以利其子女的教皇——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已经去世，由教皇朱利叶斯二世接任其职位。新任教皇的人品无可挑剔，可他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打仗和建房。严肃的日耳曼神学家路德，没有对教皇的这种虔诚作为留下什么好印象。他失望地回到了维滕堡。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圣彼得大教堂的宏伟建筑计划，是朱利叶斯教皇托付给下任教皇的遗愿。可是，大教堂的建造工作刚开始不久，就需要进行维修了。1513年，亚历山大六世继任，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在修筑大教堂上，以致教廷处于破产的边缘。情急之下，他不得不恢复一种古时筹备应急现金的做法——出售“赎罪券”。“赎罪券”其实就是一张羊皮纸，它能为罪人缩短其本应在炼狱中赎罪的时间。人们要想购买这种“赎罪券”必须支付现金。依据中世纪晚期的教义，这种做法是既合乎法律，也在情理之中的。既然有人在临死之前真心忏悔，教会便能宽恕其罪行，那么他们自然有权代替人们向圣人求情，让其缩短灵魂在阴暗的炼狱中洗涤罪恶的时间。

不幸的是，人们必须用现金来购买这些赎罪券。不过，这确是一个轻易增加收入的方式，再说，那些穷得实在买不起的人，也能免费领到自己的赎罪券。

然而，在1517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一位名叫约翰·特兹尔的多明我会僧侣，垄断了萨克森地区的赎罪券销售权。约翰兄弟是一位擅长强买强卖的推销员。说实话，他有点太性急了。他的商业手段激怒了这个公爵领地的虔诚信徒们。而路德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愤怒之余，他做了件莽撞的事情。他事先写下抨击销售赎罪券的95条宣言（或论点），于1517年10月31日来到萨克森宫廷教堂，将其贴在教堂的大门上。这些宣言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路德并不是革命家，也无意挑起暴动。他不过是反对赎罪券这一做法，并希望能向神职同事们传达自己的心声。这本是神职人员与专职人士间的家务事，路德并没有打算煽动起老百姓们对教会的偏见。

不幸的是，当时的世界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大家都开始对宗教事务感兴趣，几乎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宗教问题，或不引起强烈的思想波动。在不到短短的两个月间，全欧洲都讨论起这个萨克森僧侣的95条宣言来。不管是谁都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即使是个默默无闻的神学人员，也得表达自己的观点，要么支持路德，要么就反对他。教廷开始有了危机感，他们急令这位维滕堡神职人员——路德前去罗马，对自己的言行作出解释。路德非常明智，他记得胡斯被处火刑的教训，便拒不前往，留在了德国。罗马教会随后就开除了他的教籍。路德便在大批支持者面前，焚毁了教皇的敕令。从那时起，他和教皇之间便不共戴天了。

尽管这不是路德的本意，但是他已成为了领袖人物，带领着一帮对罗马教会心怀不满的基督徒们。许多德意志爱国者都赶去保护路德，如乌利奇·冯·胡顿。维滕堡、厄尔福特、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也为路德提供庇护，一旦当局试图拘禁路德，他们一定会誓死保护他。萨克森选帝侯也很支持激奋的青年们。因此，只要路德待在萨克森这片领地，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这些事都发生在1520年。当时，查理五世已经20岁了。为了统治好半个世界，他必须与教皇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他令人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宗教大会，也让路德到场出席，对他奇怪的举止作出解释。那时，路德已是日耳曼的民族英雄。在会议上，他拒绝收回任何一句写过或说过的话。只有上帝一人支配着路德的良知，是死是活，他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经过深思熟虑，沃尔姆斯会议宣布：无论是在上帝面前还是在人民面前，路德都是个罪人，德国人不可以收留他，供给他吃喝，并且禁止人们阅读这个怯懦异端所写的一切书籍，一个字也不行。但这并没有对伟大的改革者——路德造成危险。在多数德国北方人眼里，沃尔姆斯敕令很不公正、令人愤慨，它应当受到众人的唾弃。为保护路德的安全，人们将他藏匿到一座位于维滕堡的萨克森选帝侯的城堡里。在那里，他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译成德语，让所有人都能自己阅读并理解上帝的话，这显示了其对教廷的进一步反抗。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宗教改革已不仅仅是关于信仰和宗教的问题了。有些人厌恶豪华的现代大教堂，可是就因为他们的不理解，便一心想利用这个动荡时期，攻击并毁坏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为弥补过去的损失，穷困的骑士们强占了原本属于修道院的土地。王公贵族们本已心怀不满，正好趁着皇帝不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而长期挨饿的农民们，在近乎疯狂的煽动家的领导下，趁着局势混乱，袭击领主的城堡，像当初的十字军那样狂热地进行劫掠、谋杀与纵火。

一场真正的动乱，在国内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些王公改信新教（新教徒取义于路德所说的“抗议者”），残害其所在辖区内的天主教徒。而仍是天主教徒的王公，则奋起将新教徒们吊死。1526年，斯贝雅会议召开了。会议期间颁布了一条法令，称“所有臣民必须信奉其领主所属的教派”，旨在解决臣民的宗教信仰问题。随着这条法令的颁布，德国变成了一盘散沙。成百上千个小公国、小侯国，本着不同的信仰成为敌对势力，这影响了德国数百年的政治发展态势。

路德于1546年2月逝世，遗体被安葬在一间教堂里。29年前，正是在这间教堂，他发出了著名的反对赎罪券销售的呼吁声。短短30年内，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淡漠宗教、追求幽默与欢笑，变为宗教改革时期讨论、争吵、谩骂、辩论声中的宗教狂热。教皇统治多年的精神世界，眨眼间分崩离析。整个西欧再度陷入了征战，充满着杀戮与血腥。为了将各自的神学教义发扬光大，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展开了大厮杀，其情景让人难以想象。而如今，在我们看来，这些神学教义就像伊特拉斯坎人留下的神秘碑文一样晦涩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