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科技创新平台

一、日本科学工业园

在日本，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机构主要有三种类型：研究所、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机构以及民间企业的研究所。日本致力于对科技工业园的建设，科学工业园，又称科学园或科技园区。日本科学工业园区虽以美国为样板，却富有自己的特点。

（一）日本科学工业园的建立与发展

日本对建设科学工业园的决心最大，想得也最远。1963年，日本政府决定将筑波作为科学城的所在地，并成立了“集中科研机构评审委员会”，将各种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集中于此。1968年开始实施建城计划，前后一共花了近20年时间，耗资超过100亿美元，使筑波科学城成为日本的科研中心，它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科学城。1985年，日本通产省首批选定了在18个边远地区兴建技术城，神奈川科技工业园、广岛新技术园、熊本技术城等一批科技工业园便应运而生。至此，以筑波科学城为代表的科学城模式和以“九州硅岛”为代表的技术城模式在日本各地蓬勃发展。从2000年开始，北海道还按照北卡三角园模式，着手在札幌、江别和千岁3个城市之间的三角形地区建设日本模式的三角研究园。2002年，文部科学省出台了“知识群体创业计划”，其目的是培育日本的硅谷，促进尖端技术如光纤、碳纳米管和基因技术等的广泛应用。此外，日本政府还拨款25亿日元，资助札幌、京都等12个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发产品。2001年度政府预算中大学和企业联合科研项目经费为2621亿日元，2002年增加到3384亿日元。

作为日本第一个尝试建立的科技园，筑波科技园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以基础科研为主，属国家级研究中心。园内有国家级研究与教育院所48个，它们分别隶属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比如通产省有10家、科技厅7家、文部省6家（包括筑波大学）等。园内还拥有众多的私人研究机构，聚集了1.5万名多学科的高水平研究人才，其中取得博士学位的高级研究人员就有2500人，由于智力资源密集，人才众多，筑波科技园特别适合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无线电通讯、人工智能、农业科技以及医药卫生等方面研究成果显著。

（二）日本科学工业园的分类

日本的科学工业园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科学城，一类为科技城。这两类共同形成从科技振兴到促进各地传统产业结构提高的体系。

第一，科学城。科学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主体，将科研、教学、生产、管理、社会服务和居住有机结合为一体的新型城市。它既探索基础理论，亦从事应用和开发研究；既进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也为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提供技术储备；既培养人才，也吸引人才，促进科学城内外的交流协作。它环境优美，服务设施完善，交通便利，体育娱乐设施齐备。科学城一般都集中了几十个或上百个科研机构，数所大学或数千个生产厂家，以及若干服务性机构。有些科学城还在外围设置生产厂家。

第二，技术城。技术城是将产（高技术产业群）、学（工科大学、科研机构和设备）、住（环境优美、舒适的居住条件）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以原有的地方城市为母城，按全新的设想建设的、与母城形成城市生活圈建设整体的新型城市，如日本熊本技术城由2市、9镇、12村组成，技术城核心在熊本县^[7]。

技术城的宗旨是加强地方的研究开发建设，吸引并促使大型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大型高技术公司在地方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激励高技术成果向地方转移，发展地方的新兴产业，并带动地方的传统工业向高技术转化，从而振兴整个地区的经济。

（三）日本科学工业园的特点

日本工业园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政府主导。日本的科学工业园区（包括科学城和技术城），一般都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审批成立的。而且在园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也十分明显。筑波科学城就由日本科技局、计划局主管，并设置“筑波研究机构联络协议会”协调各方工作。日本神奈川科技工业园由日本通产省、神奈县、川崎市、企业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社委会）管理。

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使科技人员的交流较少，因此，政府的政策、规划成了促使科技人员流动的主导因素。人才流动主要是通过政策促进方式得以实现。

第二，建立了官、产、学协作的研究开发、生产体制。国立研究机构、大学、民办研究机构、国有及私营企业，在政府的宏观和微观指导与参与下，在园区的通过科研、开发项目的合作与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财、物、信息的作用，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园区成为官、产、学协作的基地。

第三，调动各方面因素，积极为科学工业园筹资。日本目前科学工业园区的资金主要是靠地方公开团体、财团和企业、财团与政府合建的三项资金；运营的主体是股份制的研究开发中心（占园区总数的50%）、财团法人（占46%）和地方政府。这种支撑体系有利于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的财力，发挥民间企业的积极性，减轻政府负担。也有利于用市场机制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

二、韩国大德科技园

（一）总体概况

韩国大德研究开发特区（DaeDeok－valley）是韩国国家级的研究园区，成立于1973年，在经过30多年的持续发展后，已成为韩国最大的产、学、研综合园区，被称为韩国科技摇篮和成为21世纪韩国经济的成长动力，并日益发展成为东北亚研发领域的中心力量。

从地理位置上讲，大德研究开发特区坐落在韩国中部。大德研究开发特区以大德科学城（Daedeok　Science　Town）为中心，其空间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核心圈（Core　area），即大德科学城；二是成长圈（Growthpole），包括大田市北部地区、高科技工业园和第3.第4工业区；三是基础圈（Base　city），为大田广域市；四是影响圈（Influential　area），为韩国中部地区。事实上，大德研究开发特区的影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渗透，包括中国。

大德研究开发特区分布着几十家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几百家高科技企业，包括有韩国科学英才摇篮之美称的韩国科学技术院、韩国电子通讯研究院、韩国原子力技术研究院、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和韩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国立大学——忠南大学、韩国情报通信大学院（ICU）等，集中了高科技领域的近两万名精英人才。

大德研究开发特区内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电信、生命科学、机械动力航空、能源、材料科学、精细化工和基础科学等方面。

（二）大德科技园发展的影响因素

大德研究开发特区风险企业突飞猛进的成长过程里面包含着各方面的积极推进因素。

从外部因素而言，一是国家的宏观空间政策。如韩国政府于2000年9月在当时的金大中总统参与下，正式公布了把科研为中心的大德科学城转化并扩大为科学研究与生产相结合的大德谷的决定，目标就是瞄准成为韩国的“硅谷”，2005年又建立大德研究开发特区。二是相关专项政策。如1998年执行的风险投资政策，意味着风险企业得到政府全方位的支持。三是部门的直接扶持。如韩国专利审查机关对大德研究开发特区内风险企业的高效审核程序，促使了其先进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及时扩散。四是可能与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互动。这方面有两种认识的思路，一是大德与生产半导体、汽车配件兴起的忠清南道天安—牙山精密机械制造圈和以传统制造业为强点的忠清北道清原、清州产业圈组成科研、生产三角点；另一种是与天安—牙山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梧厂—五松的生物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和扶持的产业群。

从内部因素而言，内容主要包括：一，重视创新集群作用，具体表现在大力发展网络支持设施，互享革新成果和企业资源，建立健全企业发展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良好的政府政策支持环境，将保持地区的核心竞争能力作为创新的根本动力。二，各种扶持机构的建立；三，内部政策与规定的调整；四，孵化器的持续作用^[8]。

（三）大德科技园的给我国的启示

我国各种类型开发区的发展历程，大多是在借鉴欧美基础上、结合自身条件的探索。而一衣带水的韩国，由于与我国文化的相似、经济的高度交流和渗透，其发展可能对我们有着格外重要的启示，加之东北亚经济圈的地域特征和发展趋势，合作与交流愈发显得迫切。大德研究开发特区，作为典型的高科技园区，其发展过程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创造优良的环境吸引科技人才。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才的得失优劣，关系到高科技园区的成败兴衰。对智力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为了吸引国内外的大院、大所、大企业和高技术人才进入园区，关键在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企业应为研发人员提供尽可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以最佳的状态进行工作。大德科技园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当首批院所迁入后，特别强调为科研人员提供优厚待遇和配套服务。此外，在引进人才方面，他们也注重从旅外本民族科技人员中吸收人才的引进战略，这些成功的措施也可供我国的科技园借鉴。

2.加强园区的整合和规划，分阶段逐步发展园区规模。高科技园的建设是一项投资额巨大的复杂社会工程，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较大的投入，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为此，在建立高技术园时，应遵循有计划、分阶段发展的规律，采取全面规划、分期实施、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针，高技术园区的技术层次要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进行调整，这是由于高技术工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传统工业的水平，人员的素质和经验也要有一个适应高技术的过程。大德科技园紧密配合韩国骨干产业的发展，从重化工的技术开发，逐渐转向电子通信等高技术工业，带有较明显的阶段性，而且在园区规模和产学研联系方面，也是先由小区起步，然后根据需要向周围地区扩展，逐渐发展成为目前规模的科学城。

3.建立完善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寻求一种三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协同作用机制，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新体系，是在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建立起以企业为主的研究开发体制的根本所在，对调整科技成果的供求关系及结构，以及形成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大德科技园为使科研、教育、生产部门都能够进行信息交流，保持密切的协助联系，构建了信息交流平台。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尖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目前正在筹建4个运营组织服务部门。除此之外，大德科技园为使产品更快地进入海外市场，还努力加强与国外的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联系和协作，开设科技市场，进行科技成果的展示和营销^[9]。

三、新加坡科技园

（一）新加坡科技园概况

新加坡政府于1984年1月投资建立了新加坡科技园，由新加坡科学理事会管理。新加坡科技园第一发展阶段占地30公顷，现在已全部完成。园区内拥有54个从事研究与开发的公司（40家为私人公司，仅5家政府机构），受聘的科技人员1500名（几乎有一半持有大学文凭，其中有25%是研究生）。第二发展阶段，园区面积已扩大到151公顷，园区内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全国51%。以科技园为中心的新加坡西部一带，已成为新加坡的“科技走廊”。新加坡科学理事会、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学院、新加坡工艺学院、义安工艺学院、德国一新加坡工艺学院、法国一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科学馆、国家电脑局、新加坡规格与工业研究所、惠普公司、埃克森公司、裕廊工业管理局等单位都在“科技走廊”内。新加坡科技园的主要目的是发展新高科技，培养研究与开发的专门人才。1988年4月，新加坡科技园加入国际科技园协会，其目的是加强新加坡与国外的国际合作，利用国外智力和研究成果发展新加坡工业，同时便于新加坡中小型高科技公司与国外的合作。

（二）新加坡科技园的特点——以肯特岗为例

新加坡肯特岗科学技术园区，简称为科技园，位于新加坡本岛西南部的科技走廊地带，邻近国立新加坡大学，它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开始筹建，1984年1月正式创立，是继台湾省新竹科学园区之后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较早创建和营运较为成功的科技园之一。

1984年1月，挪威海事公司率先进入科技园，标志着肯特岗科技园开始正式投入营运。该公司在园区内投资1200万新元，建立了它在远东地区的第一个海事科研中心，专门从事有关海上探油台结构、海事燃料、软件开发等的研究。随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属下的国际电脑局也投资1600万新元，兴建一座软件科技中心，新加坡规格与工业研究所也搬进科技园办公，并建立了材料科技应用中心。此外，科技园内兴建的独立式建筑物也吸引了一些租户，如罗敏电子投资私人有限公司、科技—国际贸易自动化私人有限公司和万年春鲜菇私人有限公司。由于这些首批进入园区的机构和公司顺利地开展研发活动，因而在至1988年为止的创始阶段里，科技园已吸引了45家公司和机构，科技从业人员已达1500名，开展了包括海洋科技、电脑信息、生物工程、生物医学、石油化工等几个重点领域的研发活动，从而为科技园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肯特岗科技园自从创办以来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这是与新加坡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创办具有自身特色的科技园分不开的。从几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肯特岗科技园已呈现出了如下一些发展特点：

首先，着重吸引跨国公司建立研发中心。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创办科技园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吸引跨国公司在园区内开展研发活动以促使其技术转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台湾省的新竹科技园，直到目前为止，进入园区的公司仍然是以本地企业为主，属于外国公司、尤其是外国跨国公司的并不多。而在新加坡的科技园，情况恰好相反，进入园区的单位除了5家是属于政府机构和科研单位外，其余的绝大多数是属于独资和合资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大部分又以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反映了新加坡的科技园是以吸引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如同它的制造业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一样。

其次，充分发挥科技园内政府机构和研究单位的作用。与发达国家自发地创设科技园不同，一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设立的科技园都是在政府直接干预下进行的，因而被称为“政府主导型”的科技园。就这一点来说，新加坡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园没有什么区别，它同样是在政府筹划下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在政府严格管理下运转的。所不同的是新加坡更善于运用进入园区内的政府机构和研究单位，使它们发挥促进园区内研发活动的开展的作用。

其三，突出鼓励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政策。新加坡是个自由港，其境内的生产企业均可享受进出口方面的有关免税待遇，因此，新加坡的科技园不必像新竹科技园那样运用出口加工区的政策给予生产企业提供优待，也不用对产品规定内外销的比例，而是把优惠政策的重点放在鼓励园区内的研发活动。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对投资于高科技和开发新产品等活动提供税务资助和优惠贷款，新加坡所提供的优惠，一直被认为是对研发活动最全面的鼓励，这是其它科技园所无法比拟的。

（三）新加坡科技园给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科技园的建设与发展是成功的，我们也可以从新加坡科技园的发展中总结出一些经验。

第一，政府的干预与产业政策。新加坡政府几乎集中所有可用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固然不可以抹杀，但若要在设定的期间内取得如此成果，缺少政府强而有力的干预是无法如期实现的。

第二，创业精神的培养。新加坡人形成了勇于开拓的精神，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不计成败的创业精神。创业精神的培养，有赖于教育的强化与社会制度的改革，让年轻人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并具有勇于面对失败的精神。

第三，科技知识与信息的获得。新加坡采取通过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机构间、大专院校间或科技中介等各种办法和途径，获取最新的科技知识与信息。不论在财力、影响力或谈判条件上，比单个企业行为更具优势。同时，也更能配合国家与企业的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