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方单位之间的关系

与官方单位之间的关系

——官方单位代表官方，但自古至今，官方机构的性质与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谷村李氏与官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又存在怎样的变化？

谷村李氏与官方单位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是谷村与官方首脑机关的关系，二是谷村与官方下设机构的关系。

古时候，官府是通过各级官员直接与地方上的宗族势力联系，加强与各个宗族、姓氏之间的联络，笼络他们当中的权势人物，重点是笼络族长，来实现对广大百姓的统治。古代的官府在基层管理机构的设置上，曾经有过诸多变化，但“县”是最稳定的一个级别，然后在“县”之下，还要设置一些不同层级的管理机构，或叫“乡、里、都、社”，或叫“区、乡、保、甲”，名称不同但功能大致相同。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基本上是由当地颇有权势与名望的族长或绅士担任。他们在行使对地方民众的管理权与统治权时，便与当地各个宗族的族长建立起一种特别的关系，使族长成为官方权力在宗族中的延伸。这种权力延伸的结果，便是官方机构与族长体制结成了权力联盟和利益集团，从而建立起统治广大百姓的牢固权力网。在百姓的眼中，这张权力网不仅牢固，而且沉重，不仅宽广，而且阴森。在这张网中，那些真正愿意为群众出力、替百姓办事的人往往会遭到排挤，而那些滥施淫威、胡作非为之徒往往更受到官府的欢迎。这样做的结果，使基层统治者既实现官府统治基层的目的，又达到自己非法敛财的目的。于是，百姓口中就有“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语句，来诅咒这张权力网，诅咒这种统治制度。

谷村李氏历史上与官方的关系十分紧密，这从几个方面得到论证：一是其家规家约中的体现，宗族对族人的管理与统治，都是借助官府的权力，“送官严究”中的“官”字，就是最好的明证。二是谷村李氏的先祖出身于官，被尊为始祖的李晟官封西平忠武王，官家的风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保持着与官方的紧密联系。三是历史上通过科举入仕者众多，从宋朝到清朝历代不乏，本身即是以官宦为荣的宗族，是地方小官小吏们巴结讨好的重点。所以，谷村李氏的族长与官方的联系与结合，是十分便当也十分自然的事，官府通过族长对谷村民众实行管理与统治，也就变得十分便利与容易。(www.guayunfan.com)新中国成立以前，谷村李氏担当族长职责的，多是“饮宾”、“正宾”、“大宾”等。“宾”是古代举行乡饮酒礼的主持人，说白了就是举行盛大仪式时主持宴会、安排宴席的人。

西周时代就设立了乡饮酒礼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乃至民国初年。主持乡饮酒礼的，都是乡里处士、绅士中的贤能者，为首的称“宾”或“正宾”、“大宾”，次为“介宾”，又次为“众宾”。

此时，乡饮宾在地方上的身份逐渐演变成了绅士身份，而绅士身份可以凭借金钱财物捐得。绅士，被百姓尊称为“老爷”。再不济的“老爷”，开口说话也是有分量的。髦芜李泉水的祖父李嘉勋，就是捐来的绅士身份，被人尊称为“老爷”，因而他父亲被人尊称为“少爷”。有了乡饮宾身份或者绅士身份，在村庄上、宗族内就进入了权力阶层，可以参与村庄、宗族的管理事务。因此，谷村内部管理结构就由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演变成了族长领导下的绅士民主制或绅士共和制。对于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来说，官府与农村各宗族之间的关系，就由地方行政长官与族长之间的关系演变为与宗族绅士之间的关系了。

李霓虹能够在1946年春节出面阻止与下黄家的冲突，就缘于“少爷”的身份。当时的李霓虹是村中参与宗族管理的成员之一，否则他也难以邀集其他绅士，一起赶到枫江桥上阻止村民的过激行为。

如今的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劳动人民是它的服务对象。因此，党的各级组织以及相应政府组织，都秉承这一宗旨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谷村李氏与官方的关系，直接地表现为与盘谷镇党委、政府的关系。

盘谷镇党政机关从1949年至2009年，驻扎在谷村旧宅第西南方不远处长达60年。60年来，名称由乡改为公社，由小公社改为大公社，又由公社改为乡，最后改为镇，但党政机关的驻地一直未变，直至2009年搬迁到猪婆垴吉新公路旁边的新址。镇党委、政府投身于谷村人民当中，做百姓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为盘谷境内的全体人民鞠躬尽瘁。谷村李氏民众，对于驻扎在本村的党政机关，抱有怎样的心态？

前后几任在盘谷担任过职务的领导同志，谈及谷村李氏民众对待党政机关及党政工作人员的态度时，话说得都很中肯却又十分委婉。大体是：谷村这么一个上万人口的大村庄，绝大部分群众对待党委、政府都很不错，都会表现出应有的尊敬与热情，特别是村里干部得力的时候，这种情况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愉快，这么大的村庄，总有一两个刁钻耍猾、作鬼作怪、放肆耍泼的人。但这些人也不会明确地把矛头对准党委、政府的某一个人，他们有怨气，却没有明确的发泄目标，就免不了过激的言行。

这话所反映的现象很真实。身处谷村李氏之中，镇党政班子也好，党政工作人员也好，碰到谷村民众过激行为的时候，克制的态度时时占上风，极力避免事态的扩大和激化。从党政工作人员个体而言，面临这样的情形，内心免不了产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受，衰弱的神经恐怕一直都会绷得很紧。

从镇直单位来看，他们的体会与党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体会又有不同。下面的一些现象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盘谷镇司法所所长，由谷村人李长保担任。

盘谷派出所原来坐落在谷村村中，后来迁建到吉新公路上，离谷村约三公里远。

盘谷邮政代办所，原先坐落在谷村村中，开办没几年，继续不下去，撤并到枫江邮政所。

盘谷镇信用社坐落在谷村村中，前后三任主任由谷村人担任，其他地方人士不敢也不愿担任。

盘谷中心小学坐落在谷村西面略偏北约一公里远处的黄土坡上。1950年开办，至今已经历了17任校长，表现较优秀的曾文旭、周博文、罗信来、曾志圣、李中平。集体主义时代的校长都好担任，最近三十多年来的校长越来越难当。前任校长袁秋生，身为谷村人的女婿，很想把学校搞好，但最终因为干不下去而向县教育局提出辞职。县教育局权衡再三，提拔谷村人的李中平担任校长，又让同为谷村人的李顶生担任副校长，盘谷中心小学至今风平浪静。

盘谷中学坐落在谷村西面三公里远的一块坪地上。自开办以来，已历44年、八任校长，其中刘邦达、罗进先、孙顺才、李林立在师生中较有声望。在集体主义思想统治人们头脑的时代，无论李姓他姓，校长都好当，大都说一不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多元化趋势来临，盘谷中学校长就不那么好当了。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是孙顺才，达二十多年。他任内的后期，时常有谷村民众到学校吵闹、纠缠。孙顺才校长做人做事公道正派，深受盘谷镇各姓群众赞誉，因而虽然有些纠葛，却也能够镇得住局面。前面提到的袁秋生也曾在盘谷中学担任校长，干了不到两年干不下去，主动请求调离。县教育局考虑再三，将在外校任职的谷村人李林立调到盘谷中学任校长，并安排同为谷村人的李桃仔担任副校长，这才稳定了局面，基本上没有村民去盘谷中学闹事。

盘谷镇卫生院坐落在谷村，与盘谷镇党委、政府原大院相邻。2007年买下盘谷镇政府原大院，2009年迁入。迁入时，大院内如同遭受洗劫，几位没有及时搬行李的党政工作人员，房间被撬开，电视机等大宗物品失踪，室内混乱不堪。卫生院搬入时，遭到少数村民无端阻拦。搬入后至今的四年时间里，围墙多次被人砸出大洞，或被人强行拆除某一段；西面的旱厕连同土地被迫圈垒到了围墙外面；院内被村民强行堆放各种物件，恍若敞开式公共广场，卫生院领导上前制止均遭呵斥。一直以来，全院干部职工人人要求调离，理由是外界干扰严重，精神压力太大，常常感到恐惧，无法安心工作。院长符卫建，一参加工作就在盘谷，除中途到尚贤卫生院任职八个月外，一直在盘谷卫生院工作，与谷村李氏不少人建立起了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这样的私人关系根本无法防止和解决上述掺杂了各种目的、图谋和理由的事件。他说：好在我在盘谷行得正，不然的话挨了打都不敢吭声。最近，他也申请调离。有人听说了，就说：“要是调个谷村人去担任院长，那就好了。”

看来，镇直单位虽然属于国有公办，是官方设立在最基层为百姓服务的机关，但在谷村地面上，要想顺利开展工作，还得借助谷村李氏的力量。思想大一统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听从上级命令，现在思想已经多元化了，不可能再有思想大一统时代的局面出现。原先国有单位大都开办在谷村土地上，集体主义时代占用的多是谷村李氏的土地，如今随着土地价值的提升，谷村李氏子弟当中难免会产生“国有单位占有了谷村土地”的念头，出于“祖业不可丢”的传统观念和物资利益的驱使，少数谷村李氏子弟对国有单位做出一些越规非法之举便在所难免。

盘谷镇政府有位领导说：正是考虑到镇政府处在谷村村中，很多事情受制于谷村，无法施展手脚，所以尽早搬离，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掣肘。这话代表了大多数镇直单位的意见和心声，也反映出谷村李氏与镇直单位之间关系的微妙和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