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湘桂局势初探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湘桂局势初探

广西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首义地区，湖南转战则是太平军由兴起转入积极发展的重要阶段。起义队伍中的核心力量多系广西与湖南的将士，他们坚定勇敢，浴血奋战，为这场反清革命运动建树了巨大功勋。清王朝最畏惧和仇恨两广与湖南籍的将士，列为杀而不赦的对象。这也表明，湘、桂人民在革命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看来，要深入探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除了全面分析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与动荡外，还必须认真地对湘桂两省局势展开一番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本文拟对此展开初步探索，不妥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争相侵入，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迅速激化，“……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1]不过，在这场起义的酝酿时期，全国各地阶级力量对比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广西、湖南即是马克思所说的延绵了10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地区。

众所周知，封建的清王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后，至乾隆后期开始转趋衰微。首先是土地兼并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2]皇室、政府、官绅、商人、高利贷者使用种种手法，甚至以暴力剥夺自耕农的土地。湖南桂阳州不过是一个偏远贫瘠的山区，“稻田于山地十不及一”，一户邓氏地主，“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田不犯人禾”。[3]衡阳县刘氏地主，“田至万亩”，浮财万金。[4]嘉庆时，长沙李象鹍不过是收租600担的土财主，后在河南做官，道光时产业增加了六七倍。[5]其兼并速度之快，堪称典型。广西东南各县地主占田为耕地的80%—90%，金田附近的蔡村，共有田370亩，一户地主就霸占100多亩，全村60%劳力是佃农。地主的地租征收率与兼并趋势相平行，也在不断提高。湘、桂两省大多推行实物地租，据《浏阳县志》记载，乾隆之前，地租率约为三分之一，其他地区当亦相似。道光时，巴陵即增至“主佃各得其半”。广西的剥削率与此相当。桂平县：“山间佃众田稀，供不应求，课耕急切，则租约必重……租或短供，则易佃之声立至……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6]这番场景正是封建剥削残酷的实录。可见，地主阶级沿着两个方向扩大剥削量：一是疯狂兼并土地，控制更多佃农，以增加地租的绝对值；二是强化剥削强度，增加地租率，提高地租相对值，把佃农更多的必要劳动转化为地租。这样，“农民……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都受到严重威胁，以致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地主）并压迫直接生产者，使他们只能得到最小限量的维持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7]正是地主日益增长的剥削贪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只能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循环徘徊，一遇灾荒或其他变故则打破循环，生产力立即陷入萎缩或倒退状态。鸦片战争后，军费、赔款耗银近1亿两，超过国家两年的财政收入。[8]湖南、广西等省接近前线，官吏们“加派勒捐”，使“民之贫者愈窘，民之富者亦贫”，[9]而且兵勇过境，骚扰掳掠，人民被迫承受战争重担。战后，连年灾荒，农民流离失所。太平天国革命前，清朝的社会经济陷入凋敝，连税收也难以完额，1847年，积欠税银达900万两。[10]广西“完纳不过十之五、六，愈形不足”。[11]清王朝经济结构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地丁的完纳情况集中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好坏，看来，鸦片战争后，农业经济日渐萎缩，广西的情形尤为严重。(www.guayunfan.com)湖南的农民也没有任何物质与经济手段去扩大再生产，有人算了一笔细账：

乡民佃耕多于自耕。约费枯饼、灰粪、人工钱文一千，可得谷一石。佃耕计每石田须押规银三十两内外，岁租十石内外。资本不足家，贷银偿谷，谓之水租……故佃耕农民，多形拮据。此乡间作苦情形，不患不勤而患不富，终岁勤动有不得养其父母者。[12]

一遇灾荒变故，湖南农民也与广西佃农一样，沦落到卖儿卖女的地步。显然，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残酷的封建剥削，已经使生产力陷入绝境，清王朝自身缺乏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的能力，不但不愿减轻剥削强度，而且穷凶极恶地把鸦片战争的赔款分省摊派，严旨追缴以前逋欠的钱粮，结果是：“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捐税。”[13]地主们更借此增租胁佃，农民们无路可走，只有起而反抗，求生存，争活路。

其次，生产力发展迟滞，生活资料增长缓慢，与人口的迅速膨胀产生严重矛盾。以单一农业经济立国的清王朝无力安置日渐增多的相对过剩的人口，导致游民问题日趋严重，潜伏着爆炸性的危险。乾嘉时著名学者洪亮吉曾经考察并尖锐地提出了清朝中期明显暴露的人口问题。他估算，就当时农业生产水平而言，“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得生计矣”。[14]据官方统计，1720年，全国人口1.8亿，人均土地4.22亩，按照洪氏估算，尚在温饱线之上。但在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之后，显然缺乏物质财富投入扩大再生产，一个世纪后，全国人口剧增到4.3亿，人均土地降为1.78亩。[15]期间，农业生产力没有发生大的变革和突破，单位面积产量亦无显著提高，社会经济结构基本如前，只是年复一年地维持着社会的简单再生产。如果说，直到乾隆年间，社会物质财富还可以养活全国人口，国家在剥削农民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的基础上，财政还略有积余，社会也显得相对安定，阶级斗争就全国范围说来，呈缓和状态，但在局部地区开始激化。那么，太平大国革命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物质财富难以维持4亿人口的生计，加之地主与封建国家开支增大，剥削加重，留给农民的生活资料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更不可能有经济实力投向扩大再生产。人多田少，又激化了土地兼并的势头，于是，大批相对过剩的人口从农村中游离出来，成为游民。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在各处流动。这些人斗争性较强，但破坏性也大，往往厕身江湖，是秘密会社的重要阶级基础。如北方省区的白莲教，南方诸省的天地会等，都成为游民谋生立足之处。为了生存，他们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清朝初年，湘桂就是南明永历朝廷的抗清基地。康熙时，又爆发三藩叛乱，几经兵火，人口锐减。接着，两省居民发生了大规模迁徙。乾嘉时期，广西与湘南完成了“改土归流”，大量招徕外省劳力入境开垦，于是广东、福建、洞庭湖地区的相对过剩人口纷纷迁居广西、湘南。同时，清政府实施了湖广填四川的迁徙政策后，又号召江西、江南劳力移居湖广。于是，两省人口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和突出。

现将全国和湘桂的人口、土地的基本数据列表比较：[16]

表1　全国和湘桂人口、土地比较

数据清楚表明，乾隆年间，广西人均土地已经接近全国水平，湖南则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数字。之后100年间，情况发生剧变，全国人口增长了1.3倍，广西竟增加2.96倍，湖南为3.76倍，而两省的土地面积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于是，两省人均土地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当然更与人均4亩的温饱线相距更远，而广西的人口问题尤其尖锐。

广西是全国比较贫瘠的省区，境内山峦起伏，丘陵绵延，石灰岩地层构造较为普遍，石田甚多，森林竹丛布满山区。据姚莹、严正基估计：广西土著居民仅占总人口十之三四，其余皆是由广东、湖南、福建迁徙入桂的客家人。[17]根据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广西粮食亩产，两季约为200斤，地租率一般为产量一半以上，佃农实际所获，每亩不过200余斤。按照人均土地标准，一家2口，耕田6亩，仅获1 200斤粮食，根本难以温饱卒岁。有人指出：“广西山多田少，地皆硗确，物产甚稀。居民谋生无计，十室九空，冻馁难堪，盗心易动。”[18]生活逼使贫苦农民走上反抗道路。

早在1748年（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就考察了该省的人口、地价与土地兼并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疏陈皇帝说：

盖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收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19]

其实，这时湖南人口并不算多，人均土地7亩有奇，杨锡绂已经敏锐察觉到某种恶性循环的发展趋势：人口渐多，土地紧张，地价昂贵，自耕农为了养活家口，被迫售出土地，地主乘势大肆兼并，土地愈益集中。这位巡抚把人口增长作为产生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因素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他不愿也不可能揭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真正根源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贪欲。不过，人口膨胀也确是土地兼并和集中的一大刺激剂。如果说，乾隆前期湖南还可以容纳和养活本省人口，那么道光年间，湖南人口已严重相对过剩，游民日渐增多。这些游民向三个方向移动，南向两广，特别是广西；西北进入川楚陕交界之南山、巴山老林，沦为棚民。[20]更多游民流向贵州苗族居住地。1834年，有人奏曰：

贵州兴义等府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溷迹。此种流民闻系湖广土著因近岁水患，觅食维艰……上年秋冬，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21]

此疏简明勾勒了一幅无比凄惨的流民图。据罗绕典统计，1821—1820年，竟有62 388户湖南游民进入贵州，以每户2口计算，即达30万人！[22]

游民的数量往往是检测一个王朝稳定程度的晴雨表，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由游民的打家劫舍而发轫，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朝中期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都使后续起义者记忆犹新。历代朝廷非常恐惧流民的聚集，总是严谕禁止流动，企图把游民驱回原籍，重新固定在土地上，但又拿不出土地给游民耕作，只好督饬地方官严密监视游民动向，随时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骚动。

鸦片战争后，广西游民问题较湖南更为严重，原因有三：

（1）《南京条约》订立后，清政府在两广撤防裁勇，“遣散之勇，半系无业游民，流入广西，剽掠为生，从此盗风愈炽”。这些壮勇本是游民，在兵营里经受军事训练，沾染兵痞习气。裁撤后，别无生理，只好铤而走险，打家劫舍，以求生存。乌兰泰身任广州副都统，又在广西军营帮办军务，熟悉两广局势，他从另一个侧面分析鸦片战争与广西动荡局势之间的关系，说：

皆由于办理夷务时，官兵之形踪俱被匪徒看破，从前畏兵如虎，近来视兵如羊……更兼抚夷局定，遣散壮勇数万之众，间有带械自便。此等无赖之徒，归根谋业者少，相聚为盗者甚多，此两广之地盗贼充斥之所由来也。[23]

这些流落江湖的壮勇成为游民队伍中的突击力量，他们看透了清军的腐败孱弱，“视兵如羊”，而且掌握了一般军事技艺，对后来的天地会武装起义的迅速发展关系甚大。

（2）广西财政状况困窘，缺钱少粮。据布政使严正基估算：

粤西征额钱粮，通计四十万有零，本省绿营军饷，岁需四十二万余两，既属不敷。其关税不及十万余两，支给文武官员廉俸及祭祀、书役、工食等，亦多短缺。常年征收足额，尚须外拨接济。近来……完纳不过十之五、六，愈形不足。[24]

可见，广西当局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对灾荒无力救赈，又不敢向道光帝据实疏陈，因为军机大臣潘世恩函告巡抚，“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25]这样，众多灾民纷纷加入游民行列，“饿殍载途”，死亡枕藉，被迫参与起事反抗。湖南财政状况比广西宽裕，每年地丁收入约为120万两，是广西的三倍，漕粮28万石，是广西的九倍多，关税收入与广西差不多。军饷支出略多于广西，不超过20万两，因此颇有财政积余。湖南除了湘南、湘西比较偏僻萧条之外，湘江中下游、洞庭湖畔各州县，为全国著名粮仓，“湖广熟，天下足”中的“湖广”就包括这一地区。这样，湖南有一定的财力赈济灾民，亦可雇募壮勇去镇压群众的反抗斗争。

（3）广西财力不足，总是求助两广总督，常由广东财政拨款资助。可是，1848年，徐广缙总督两广，竟然敷衍塞责，不愿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属于管辖范围的广西摆脱困境。相反，却以邻为壑，出动军队，将广东游民与天地会众驱入广西，致使广西游民危机更形恶化。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湘桂两省社会经济与全国一样，危机空前严重，经济发展停滞，而地主阶级与封建国家却疯狂加强兼并剥削。并且，这两省突出的人口问题和庞大的游民队伍，大大加剧了局势的动荡，使危机受到强烈刺激，愈益接近爆发点。其中，广西当局缺乏财力物力去挽救和消弥即将爆炸的游民危机，为反清武装起义提供了比湖南更加有利的客观环境。

与社会经济的停滞相平行，乾隆后期开始，奸相和珅擅权，贪赃枉法，吏治迅速败坏，“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26]嘉道年间，鸦片走私盛行，“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清朝国家机器的各个部分遭到严重腐蚀。[27]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乃至弁兵差役，都从鸦片走私中牟取贿赂。战后，道光帝筹款赔偿，1843年谕令清査户部银库，竟亏短白银922万多两，成为有清一代官场的重大丑闻。曾国藩总结说：“自庚子以至甲辰（1840—1844）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28]有人统计，“1840—1849年清朝政府的正款收入不过三亿九千多万两，而财政支出即达四亿六千四百多万两”。赤字高达7 000余万两。[29]道光帝百计罗掘，大开捐输之门，卖官鬻爵获银2 000多万两，还是不能摆脱困境。1820年，户部银库仅存银900万两，只及乾隆时的八分之一。而捐输为官者必然要人民加倍偿还买官的本钱，致使吏治每况愈下。

广西吏治被周天爵称为“稀见罕闻至此已极者”，1821年夏，擢任的巡抚邹鸣鹤在密疏中统计：

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借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更迭，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积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废弛尤甚……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集甚久。[30]

这位巡抚从司法积案之多，交代更迭手续不办与驿站迁延公文传递速度等次要方面去揭露广西吏治的败坏，却刻意隐瞒了官吏的贪赃枉法这一主要罪恶。罗惇衍即毫不客气劾揭：广西局势恶化的根源，“皆由提镇卖缺肥己，参护游都守扣饷虐兵，府厅州县纵盗殃民”。[31]道光帝大搞捐输行之于上，大员卖缺肥己仿效于下，小官克扣贪污横行不法的丑闻充斥全省，自然无人过问案牍、驿站等行政事务。至于仓库交代、正署更迭等敏感议题，涉及各方利益：原任中饱亏欠，新任不愿接收烂摊子，而省中大员明知究里，但已经得到好处，于是，不闻不问成了各方的合理选择。

赛尚阿受命钦差大臣后，一路南行，途至湖南、广西，发现两省吏治严重败坏，乃疏言咸丰帝说：

楚南、粤西……武官久受州县轻侮，遇事退缩，英气俱消，因而兵弁无不气馁。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奴才日接呈词数十张，多系控告书差、家丁舞弊者。详看两省习裕，楚南民情浮动而谲，粤西人尚淳朴胆小……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至湖南……若不急加整顿，恐三、五年后，粤西之祸可立待也。[32]

钦差大臣总算说了点老实话，“官逼民反”是广西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他每天竟能接到呈词数十张，可见所过州县府道，几乎无官不贪。虽然，被指控者多系家丁书差，其实他们正是官员的代理人。所以，赛尚阿承认，“州县各官胆大贪婪”，百姓在贪官欺凌勒索下，“终无了期”，被逼铤而走险。在钦差笔下，湘桂吏治之败坏，实为全国之最。他更感受到湖南的矛盾突出，民情浮动，只是引而未发，等待时机。因而钦臣惊呼：三五年后，湖南将成为第二个广西！

看来，鸦片战争后，湖南、广西都出现了有利于反清革命的客观形势，无论从经济、政治领域考察，这两个省都是全国阶级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区，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可能成为反清革命的风暴地区。秘密会社则在两省反清革命进程中扮演了武装起义先行者的角色。

由于游民增多，秘密会社在湖南、广西找到了滋生发展的肥壤沃土。

随着广东、福建客民迁徙入桂，天地会组织逐渐在广西得到发展。1807年（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匪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直到鸦片战争前，广西査获多起天地会案件，捕获会众1 200余名。[33]从迭次案情分析，天地会尚处在秘密组建阶段，并未发生大的武装起义行动，广西当局的统治较为巩固，还有力量及时扑灭各地发现的天地会。

战后，裁撤的壮勇纷纷加入天地会，为这个反清秘密会社增添了大批具有军人经历的生力军，天地会活动自此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1）由秘密的地下活动阶段升级为公开拜会、大规模发展组织的阶段。原来吸收成员，“极守秘密，每于深山僻寂处，深夜为之。及贼风既盛，则在各圩镇白昼为之矣”。[34]（2）由一般的拜会立堂活动，升级为武装起义。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疏称：天地会起义队伍，“其中凶顽……多为广匪（系广东天地会武装，多出身被撤壮勇——笔者）。大都每股不过数十人，甚至百余人而已。其余众皆土匪（系广西天地会信徒——笔者），以张其势”。[35]这批裁撤壮勇成了广东天地会的武装骨干，流动广西后，则成为广西天地会起义的突击队，不少人担任著名的首领。

1842年，邓立奇、钟敏和在藤县赤水圩“各竖旗聚党”，卢三哲、乃富本也在隆安县举事，揭起了武装斗争大旗。“以后贼风日甚一日，官兵不能擒制，土匪因之蜂起。”[36]杜受田对广西天地会起义的发展过程作了一番考察，写道：

粤西贼匪为患，自道光初年，各府州县已有结盟联会，匪徒隐成党与，私逞强梁。逮自道光二十五、六年间（1842—1846年），左右江及各江接境广东等处盗风滋炽……（至道光末年），贼匪多至数十股，每股各有渠魁。[37]

广西巡抚周天爵认为，广西“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者众，加以广东高、廉、惠、潮、番禺遣散之乡勇，鹤山、清远、英德包送洋烟之悍棍，来而为之领袖”。[38]

天地会起义蓬勃发展，逐步蔓延广西全省，形成了四个较大的武装斗争中心：湘桂边境的雷再浩，以及其后的李沅发军；西江流域的艇军；左右江地区的张嘉祥军；还有稍后继起、活跃在广西中部与北部的陈亚贵军。

1844年，正是天地会起义爆发前一年，冯云山深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工作重点是向农民传教和建立拜上帝教基地。1847年，正值艇军活跃于浔、黔江面，冯云山已经在紫荆—金田地区发展拜上帝信徒3 000余人。1820年，广西天地会进入高潮，拜上帝教乘此踰出紫荆一隅，分别在平南、贵县、象州、武宣、藤县，甚至边远的陆川、博白、广东信宜、清远等地，开辟了多个新的基地，信徒猛增至二三万人，形成一股新兴和独立的政治势力。可见，拜上帝教在广西立足与发展，正与天地会起义的迅速发展同步进行。史实表明，天地会兴起的武装斗争掩护和孕育了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天地会起义，打乱和破坏了清朝在广西的统治秩序，吸引了清政府的镇压力量，有力促成广西民众的革命化，使广西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重大变化，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机遇，开辟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湖南的秘密会社也渐趋活跃，其活动中心在湘南，与广西比较，湖南秘密会社具有自身的特点。

湖南是中国两大秘密会社的交汇地区，北方的白莲教、南方的天地会在湖南交叉活动，并衍生出名目诸多的会社。

白莲教原来活动在北方各省，随着游民的流动，逐渐向南方扩散，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震撼全国，影响深巨，湖南也受波及。再说，元末农民战争时，湖南曾是红巾军徐寿辉、陈友谅的势力范围，不过，历经明清两朝的镇压摧残，白莲教在这一地区已经难觅踪迹。可是，三省白莲教起义时，新宁即发生教徒起事响应。《新宁县志》载称：

嘉庆元年（1796年），达州贼徐天德传习白莲邪教，造言惑众……愚民多信从之……遂于九月十五日（10月12日），与其党王学礼等作乱于亭子铺，裹胁约数千人，皆以白布缠头。[39]

徐天德是川东北白莲教重要头目，长途辗转至新宁传教，并点燃起义烈火。可是，由于缺乏长期扎实的工作基础，起义失败了。三省起义镇压后，白莲教遭到空前的反攻倒算，只好改换名目，在各地展开地下活动。

道光年间，四川成都人王又名潜入湖南，“以青莲教诱愚民”，“其党遍武冈、新宁境，士大夫皆目为斋教”。[40]虽经湖南当局严加取缔，斋教继续在两湖蔓延。湖广总督程矞采在1821年9月10日复奏斋教名目时指称：

会教各名询属不少，除现奉圣谕指明外（指御史黄兆麟所奏之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笔者），尚另有茶会及铁板、十行、草鞋、亚七等项名目情形。既轻重情形不同，人数亦多寡各异，然半系游民痞匪，借此惑众敛钱，所立会教之名，不过随意编造。即如草鞋一教，查系乞丐所为，积习相沿。然必尽行恃众倚强，借端抢掠……闻书役兵丁亦多入教，如倚为缉捕，转致先泄风声，且值粤匪披猖之时，尤恐张皇滋扰。[41]

斋教的信徒游民颇多，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其目的并不一定锁定反清。还有些会社则与斋教无关，乃为头目“随意编造”。甚至“书役兵丁亦多入教”，可见一些会社确实不过为了“恃众倚强，借端抢掠”。对咸丰帝点名的，“惟査温良恭俭让等号，前次北南两省査办教匪陈依精等一案，即以此五字为号”。至于“该匪等是否以四川峨眉山之万云龙为首”，程矞采茫无把握，复查中缺乏事实根据，不能肯定黄兆麟所奏属实。[42]

我们再来解剖程矞采承审的一起典型的斋教案例，据奏：

又常宁人阳棂世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间，清泉县人阳方银于三十年（1820年）三月间，听从……吴克修劝吃长斋习教，各出六、七百文拜吴克修为师。吴克修传以坐地运气，默叩无生老母，并拜给三皈五戒等经，携同讽诵……又有耒阳人伍先洪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亦拜从吴克修为师，学习大乘教。吴克修代取法名普介，传以一步至九步经语，拜授慈航、顶航、大然、大乘等经卷，携回讽诵，伍先洪当给吴克修钱一千文。

嗣后，阳方银、伍先洪又依样转授，发展信徒多人。[43]在程矞采的笔下，这些斋教信徒不过是吃斋诵经的大乘门徒，看不出有什么政治意图，也没有任何反清的言行。

在同一个奏折里，程矞采又奏陈了一起典型的天地会案例称：

刘国节……等籍隶新田、衡山、东安、衡阳等县……咸丰元年（1821年）六月间，刘国节来衡阳地方与封桃山相遇。封桃山告知广东旧有添地会，现改名尚弟会。凡入会者，相互帮助，并可恃众抢劫。有左家发纠人结拜，邀令刘国节入会。刘国节应允，出与一千文交与封桃山，转左家发收用。传授歌诀八句等语，并告以会中人相见，只以发辫由左盘右，将线垂下，便可认识。又会中有单章详等各先从入会。单章详并述及，伊前在广东曾遇冯姓，给有添弟会金兰结义歌词……内有……真命天子，复回明朝……等语句……刘国节嘱令纠人定期结拜……十七人在五八庙盟誓结拜，均拜刘国节为师，传授歌诀及盘辫记认，各给门牌而散。[44]

显然，天地会具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政治内容，并由广东进入湖南传播。著名头目左家发被捕后供认，“听从广东人李丹入会，旗帜等件系李丹由广东寄来。现接李丹自广西来信，嘱其纠人入伙，派伊为衡州总管……以广东老万山即狗头山之朱九涛为会首，朱九涛自称太平王，李丹称平地王，张添佐称徐光王，令旗用印写有‘老万山’三字”。[45]看来，左家发是衡州地区天地会重要首领，他接受李丹领导和指挥，李丹是广东天地会头领之一，又属朱九涛领导，山堂名曰“老万山”。太平天国起义后，李丹由广东前赴广西，并令左家发在衡州发展组织，准备起事。

郴桂地区则有重要首领焦亮积极活动。此人两试不中，不满现实，加入天地会，更名焦洪，继之以名为姓，再易名洪大全。他的弟弟焦三、妻子许月桂、弟妇许香桂同是郴桂首领。这个天地会家族与两广天地会联系紧密。1846年，首领胡有禄由广西入境，9月12日，聚集会众数千人在宁远北乡柏家坪，据谢兴尧考证，洪大全在1849年还去应试。[46]据此可知，胡有禄入宁远时，洪大全尚未决心投身会党，从事反清活动。不过，可以看出，天地会在湘南郴、桂、道一带势力颇大。胡有禄曾率队袭攻县城未遂，会众逸散，在湘南影响极大。[47]后来，洪大全在北京被戮，妻、弟等与胡有禄、朱洪英联合，称公义堂，在郴桂转战，为洪大全报仇，声势较大。这表明，洪大全家族与两广天地会首领过从较密，相互支持，联合从事反清武装活动。

骆秉章承审天地会女首领王萧氏案件也证实了湘南天地会源自广东的判断。王萧氏是王宏开之妻，宜章县人，求乞度日。“道光十七年（1837年），王萧氏夫妇在广东省……与广东人蓝世恩即颜中林等先后结拜添弟会。”1841年，丈夫病故，王萧氏即利用广东乞丐组织沙包会名义，招集信徒140余人，她成了首领。“名曰添弟、沙包两会，其实声势相通……咸丰元年（1821年）七月内，王萧氏闻知粤省有土匪滋事，遂……在（广东）曲江、阳山一带乘便抢掠，时聚时散……共约三百人合为一股……于八月初六日（9月1日）……欲扑宜章县边界思仁坳卡……守备赵鸿宾等阵亡。”后被镇压。[48]

尽管斋教不公开宣传反清，但一些首领还是利用这个会社发动武装起义。1836年，新宁县发生了蓝正樽起义，就是斋教组织信徒发动的。[49]失败后，斋教遭到查禁。1843年，武冈州有曾如炷、曾以得等领导的阻米出境斗争，毙知州徐光弼。斋教信徒纷纷逃避，归附于雷再浩、李世德，以棒棒会名义继续活动。“每招徒至三、四十人，辄白昼野会累台，洒鸡血酒中，班饮设誓约，谓之拜台。”显然，这是天地会的入会仪式，与斋教不同。可能雷再浩等与广西天地会有联系，或者参加了天地会，因此在吸收斋教信徒时，采用了天地会仪式。1847年，雷再浩、李世德在新宁黄背峒起事，转战全州境内，湘桂边境燃起了武装斗争烈火。桂北局势空前动荡，“桂林府属之临桂、阳朔、永福，平乐府属之荔浦、修仁、永安，浔州府属之平南，各有土匪啸聚，声息相通，至是乃大肄”。[50]平乐天地会首领范连得等，“勾约雷逆攻袭郡城”，因事泄未遂。[51]看来，雷再浩与斋教联系不大密切，他并未向斋教活动地区的衡州府进军，而是与桂北各属天地会联络，首先与平乐范连得等相谋攻袭府城。

雷再浩起义被江忠源等团练镇压后，1849年11月，部属李沅发又在新宁起义，袭据县城，李沅发“向来在外游荡，并无田业”，“兴立把子会，结拜兄弟”，口号是劫富济贫。[52]他继承了雷再浩的事业，转战在桂北各地。1820年6月被湖南提督向荣镇压。从李沅发的进军趋向及他与广西灵川等地天地会联络策应分析，这支起义军基本属天地会系统，虽然其中有一些斋教群众，具有斋教的若干影响。

上述史实还表明，湖南与广西不同，秘密会社的势力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在湘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等富庶地区，秘密会社还处在地下状态，或者没有开展活动。就全省而言，武装起义形势并未成熟，只是在湘南爆发了若干会社起义，或者发生了起事的密谋，但大多与两广天地会有联系，有的是从两广进入湖南举事，有的是在湘桂、湘粤边境转战，都是以两广为依归，而不是向湖南腹地发展，因而人们往往把湖南与两广天地会起义放在一起考察，将它们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当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事态更加迅速向这一趋势发展，1824年后，陈金刚、何禄、胡有禄、朱洪英、焦三、许氏姐妹等起义军都是在三省转战的。

如果说，广西天地会掀起了全省范围的武装斗争高潮，掩护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准备，使太平军度过了最艰巨的初兴时期。那么，湖南天地会聚集了颇大的革命潜力，郴州首领洪大全、李严通等相继进入广西，对太平军进军湖南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太平军转战湖南，天地会、斋教信徒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成了太平天国运动胜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进军，促成全省革命形势的成熟，催生了各种会社发动武装起义的新局面。

导致湘桂革命形势发展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除了两省经济和物质的差距，还与两省当局实施的政策颇有关系。

广西有绿营兵2.3万人、土兵1.4万人，共有常备军3.7万人。主力集中在柳州、桂林和左、右江二镇，承担一定边防任务，余下额兵驻屯各州县，一般仅几百人，零散分布在各自汛地，维持各城治安。这种部署对小股的秘密会社尚有威慑力，能够及时镇压、取缔起事。如果多支起义军蜂起，或大股天地会军冲击，清军就会“顾此失彼，辄不相及，即及之而兵力不足”。[53]而且，各地防军只顾全自己防区安靖，不愿主动支援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因为广西清军缺乏机动能力，很难组成一支集中的打击力量，去对付大股起义军。如果广西财力充裕，则可雇募壮勇，添置军械，组建机动力量。但赤字累累，无款可筹，巡抚郑祖琛束手无策。当“粤东水陆撤勇，逸盗……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时，[54]他既不敢疏陈道光帝，又遭到徐广缙的掣肘，“左右两难，乞身未敢”，只好采取敷衍放任政策。广西提督闵正凤不务正业，“工于趋跄应对，颇通文墨，以儒将自居”。[55]根本不过问军队训练与战备，造成广西绿营“兵力怯弱，不能御贼，军械不复适用”。[56]天地会起义爆发后，他坐守斋衙，复多畏葸，不敢督师出击。于是，当局“大吏皆讳言兵，不发大军往剿……仍令本郡各役下乡缉捕，惟滋扰良民，而不敢追贼，巧于趋避……因循玩忽，贼势蔓延，土寇愈众……一闻贼至，官避民逃”。[57]周天爵愤懑参劾广西当局的放任政策称：

广西历任抚臣则不然。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冤号泣之声，各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护民，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靡然而从贼。是盗贼亦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盖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以至今，守备、千把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惧裂，民心日摇。[58]

究其缘由，则是上行下效，导致全省敷衍放任。“州县欲绳之以法，则恐生他变；欲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干时忌。逮酿成大患，则破败决裂，不可复治。”[59]

广西当局的放任政策是在特殊情势下产生的，但它充分表明，广西阶级力量对比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郑祖琛等人缺乏力量镇压遍及全省的天地会。正如龙启瑞形容，广西局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拾之一日。现在封疆大吏……但苦经费别无筹措，复因目前无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请调大兵为辞……大吏昼夜筹划，兵多则饷绌，分守则力单。始欲节费而少出师，则力不足以相御；继因添兵而多糜饷，则费已不可胜言”。[60]可见，敷衍政策不仅不能挽救广西的危机，相反，给天地会的活跃和发动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湖南的情况与广西有一定差别，全省兵力4.26万人，其中土兵1.2万人，集中驻扎湘西苗、汉杂居区域，这是嘉庆年间，清政府推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政策的产物。就在三省白莲教起义同时，苗族人展开了长达12年之久的反清武装斗争，迫使清政府在湘西屯田驻兵。绿营分别集结长沙、永州、宝庆、衡州等军政要镇。1831年，新田、江华瑶族人赵金龙起义，次年，在宁远设伏，击毙湖南提督海陵阿、宝庆协副将马韬，声势大振。道光帝惊恐，命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驰援，又被击败。“改调镇筸苗疆之兵”，赵金龙失败牺牲。余部进入广东连山，大败粤兵，又移镇筸兵入广东，采用剿抚两手，镇压了起义。[61]于是，镇筸兵名噪一时，遂成绿营劲旅，长期驻守湘南隘卡，对秘密会社的武装斗争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威胁。

湖南自北宋周敦颐“讲学濂溪”，理学兴起，嘉道年间，“学者著书，稍稍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于是魁林杰士，接踵骧起”。[62]这里成了汉族地主阶级经世派荟萃的地区。著名经世派疆臣陶澍籍隶安化，曾荐举林则徐巡抚江苏，其女婿为湖南经世派骨干胡林翼，魏源是湖南邵阳人、林则徐的密友。林、魏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英军侵略，编写了《四洲志》、《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开了经世之学的新风气。李星沅出身贫寒，成进士后，历任封圻，在理财、盐漕等政务上颇多建树，在湖南有一定影响。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兄弟、左宗棠兄弟、郭嵩焘兄弟、罗泽南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林、魏影响。况且，1837年，林则徐就任湖广总督，雷厉风行禁烟，与经世派分子相互过从，使湖南经世派受到鼓舞。这批人大多出身汉族中小地主，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跻身于官场。不少人入仕前社会地位不高，在乡是经营田庄的地主分子，直接参与封建剥削。有些人长期就任地方官，相对清廉公正，作过若干兴利除弊的变革。他们对日趋激化的阶级冲突和封建社会的危机有较多的感性认识，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有限改革，抵制日益迫近的革命。因此，他们与腐败贪庸的权贵派稍形区别，并在某种程度上作过揭露与抨击。曾国藩在座师穆彰阿失宠罢官后，立即上疏备陈民间疾苦，明确指出，“银钱太昂，钱粮堆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三大原因，[63]警告咸丰帝必须立即革除弊病，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局面无法收拾。曾国藩希望清王朝通过若干变革和调整，实现比较清廉的吏治，遏制权贵势力和大地主的兼并势头，使中小地主得到某些稳定的剥削利益和安定的生活条件，以换取这个阶层的支持，从而使地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得到缓和，俾可扩大清王朝统治基础，整合和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还可能争取自耕农的某种支持或中立，以对付方兴未艾的反清革命。看来，经世派分子在湖南具有一定的社会和阶级甚础，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潜在势力。曾国藩、郭嵩焘等在中央遥控，李星沅、何绍基、胡林翼等在外省呼应，一大群尚未步入仕途的绅士在籍活动，对该省政治施加种种影响，以对付农民反抗。这股新兴政治势力野心勃勃，“互相规劝，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根据封建理学，“自立准绳，不对互相奖饰，互相包荒”。[64]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他们得到了浑水泛起的大好机会，提倡“不要钱，不怕死”的坚韧精神，起而与农民起义对抗，捍卫清朝统治和封建制度，并可乱中渔利，博取官爵，提升家族地位。江忠源首先组建新宁团练，参与镇压雷再浩起义，而后，又积极配合向荣，击溃李沅发起义军，恢复了湘南封建统治。太平军途经湖南，会社纷起响应，经世派分子与中小地主群起仿效江忠源，聚集在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旗下，猛烈向起义者反扑，终于肃清了湖南各股起义军，使湖南成为湘军的巢穴和战略基地。这支勃兴的地主武装迅即投入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对革命进程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可见，由于向荣所率镇筸兵坐镇湖南，加之经世派分子的组织和活动，湖南的镇压力量比广西更为强大。同时，该省又具有较充裕的财力物力，使该地的反清力量遭到沉重压制，零星的起义在湖南难以存身立足，多向广西转移和发展，求得支援和合作，但仍被团练和镇筸兵所镇压。所以，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湖南未能像广西一样，出现会党武装起义的高潮。该省民众不堪压迫，慑于清军和地主团练，只能把斗争和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是湘桂局势的重要区别之一。

（原载《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1989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页。

[2]旷敏本：《山向楼删余文草》，《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9页。

[3]《桂阳直隶州志》（同治七年）卷20。

[4]《衡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

[5]李象鹍：《棣怀堂随笔》（道光元年）卷首。

[6]《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29。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31页。

[8]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9]《吕文节公奏议》卷1。

[10]清朝钞档，潘世恩奏，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11]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6页。

[12]《善化县志》（光绪三年）卷16。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14]《洪江北诗文集·施阁文甲集》。

[15]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16]资料来源：《大清会典》、《户部则例》、《清实录》、《湖南通志》、《广西通志》等。

[17]姚莹：《中复堂遗稿》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页。

[18]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1961年，第3页。

[19]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

[20]《清宣宗实录》卷10。

[21]《道光上谕》，《皇朝续文献通考》卷13。

[22]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12。

[23]《乌兰泰片》，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190—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4]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6页。

[25]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

[26]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28]曾国藩：《议汰兵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29]周育民：《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30]《邹鸣鹤密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2—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罗惇衍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

[32]《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3]《清宣宗实录》卷12。

[34]《邕宁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卷34。

[35]《杜受田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2—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6]《藤县志》（同治七年）卷21。

[37]《杜受田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2—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8]《周天爵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0—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9]《新宁县志》（光绪十九年）卷2。

[40]《武冈州志》（同治十二年）卷1。

[41]《程矞采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8—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2]《程矞采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8—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3]《程矞采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8—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4]《程矞采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0—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5]《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44—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6]谢兴尧：《论洪大全、赛尚阿、丁守存》，《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244页。

[47]《宁远县志》（光绪元年）卷6。

[48]《骆秉章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8—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9]《宝庆府志》卷7。

[50]《股匪总录》（光绪十五年）卷2。

[51]《平乐县志》（民国二十九年）卷8。

[52]《李沅发供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3]龙启瑞：《与梅伯言书》，《经德堂文集》卷3。

[54]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页。

[55]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7页。

[56]《李星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3—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7]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第2页。

[58]《周天爵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20—8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9]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

[60]龙启瑞：《上某公书》，《经德堂文集》卷6。

[61]《怀集县志》（同治十二年）卷8。

[62]王定安：《湘军记》卷1。

[63]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6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