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西方科技的引进

第三节　“洋务运动”与西方科技的引进

尽管林则徐早在1839年前就提出向西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主张，清廷内的顽固势力却视之如洪水猛兽，一味责难、抵制、攻讦乃至扼杀。直至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后，才迫使清廷的高层决策者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力量，决定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巩固自身的统治。19世纪60—90年代，清廷的“洋务派”官员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一、西方军事工业的创办

洋务运动最早将注意力集中在军事技术的引进之上。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开始购进美国轮船，将其改造成练习舰，在安庆办起军械所，筹建新式军火工业。曾国藩客观地看到，西方技术远胜中国，而造船、练兵的基础是舆图、算法、测海、步天、制造、机器等学科。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淮军领袖李鸿章迅速将自己的军队扩充到拥有一万支洋枪的规模，以便能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居于有利地位。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购买外国机器，用以修造大小轮船、开花炮、洋枪各件。同治五年(1866)沈葆桢在福建创设福建船政局，次年天津制造局正式开工，和金陵机器局一起，构成清廷新式机器工业的四大台柱。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所出的轮船、炮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式铁甲船，制造的枪炮也是最早成批生产的、够上规模的军工产品。与造船业最发达的英国相比，英国所造最早铁壳木船“太平号”，在1863年下水，引起世界造船界的震动，中国的起步虽然比较晚，但尚不算太迟。

自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成立之后，各省督抚都鉴于购买洋枪洋炮价格昂贵、采购不便、缓不济急的状况，相继在全国各重要城市开设军工企业。到光绪十年(1884)所建局(厂)已遍及18个省份，大小共计32家。在此后十年中，仅有两家军工企业成立。一并计之如下表所示：

1865—1894年官办军用工业简况表

续　表

续　表

说明：此表依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第92—94页提供数据编制。

这些新式军工企业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军事工业进入到萌发和尝试阶段，为此后完全机器大生产的大型现代军事工业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有三点：

一是开风气之先，打破了守旧的心理和思想上的障碍，证明了中国可以自行制造新式武器。尤其是李鸿章所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可以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得到了清廷的嘉奖，称其“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击锐执坚，业已著有成效”^[31]。总理衙门还曾派专人前往上海学习制作炸弹、炸炮及各种军火机器的使用方法，学成后将技术推广到各地。

二是产生了进一步改进制造新式武器的思路。与此前被动接受西方科技不同，“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官员对西方技术的学习主动性颇强，并能随时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李鸿章就意识到单纯的模仿西方的制作方法有诸多不便，认为要制造高质量的新式武器，必须进一步引进和学习外国的机器和技术，独立自主开办真正的新式军事工业。他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32]

第三，开启了新式军工业的先河。这些新创办的兵工厂，虽然以手工生产为主，设备落后，生产的技术和能力低下，产品质量较差，但它们进行了创办新式军事工业的尝试，并为后来者继承和发展。

二、近代科技的引进

该时期为了引进西方近代科技，清廷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翻译西书的活动。近代中国最早成立文化机构从事翻译西书的活动开始于同文馆。同文馆以“译书为要务”，少数受聘担任教习的西方人士在“训课之余，兼能翻译各项书籍”，以充教材之需。从同治十三年四月(1874年5月)在丁韪良的建议下，开始了同文馆有组织的翻译西书的工作。不仅洋教习从事译书者进一步增加，也有一些同文馆的学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翻译的工作，如汪凤藻、汪凤仪、联芳、庆常、杨枢、承霖、王钟祥等等。

在同文馆师生的努力下，到光绪十四年(1888)之前，师生翻译出版的书籍共计26种，包括：法学著作，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会通》、《法国律例》、《新嘉坡刑律》；经济学著作，如《富国策》；历史学著作，如《俄国历史》、《各国史略》；物理学著作，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电理测微》；化学著作，如《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算学著作，如《算学课艺》；天文学著作，如《星学发轫》；医学著作，如《全体通考》；外交学著作，如《星轺指掌》；外语著作，如《英文举隅》、《汉法字汇》等等。

这些翻译出版的西书大多是当时较为权威的法学著作。如《万国公法》一书乃美国著名律师惠顿所著，1836年出版，被认为是当时最权威的法学著作，在欧美享誉一时，特别是在英国被列为外交官候选人的考试教科书。该书由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译出后不久，恰好发生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而引起争执之事，总理衙门援引书中相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截获的船只移交中国。该事件使奕认识到外国律例颇有可取之处，下令刊发三百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其他书籍也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和应用价值。这些所译西书多被用作教材，对同文馆的教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

继同文馆之后从事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机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所设立的翻译馆。同治七年(1868)4月，江南制造局根据徐寿、华蘅芳等人的建议成立了翻译馆，及时翻译先进的科技书籍，同时兼顾技术和学理研究，促进了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传播。尤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倡导者已经认识到学科建设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因而致力于各类自然科学学术著作系统的翻译和介绍，声、光、电、化尤受重视。

翻译西书采取中西人士合作的方式，由精通中文的英美传教士担任翻译，中方科学家协助笔述。在当时尚无专业英语辞书的情况下，翻译科技著作，不但涉及许多专门知识，而且还有一个订立专业术语的创始工作，这项工作若非由中方专业人士参与，便难以进行。所以翻译西书，不但出于中国最早一批了解西方科学进展的科学家的倡议，而且也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才能取得成就的一项工作。

对于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最早是由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在上海和伟烈亚力(Ale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合译西方科学著作开始的。他们继利玛窦、徐光启之后完成《续几何原本》，该书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问世。李善兰在同治四年(1865)应聘京师同文馆教习后，由徐寿(1818—1884)和华蘅芳(1833—1902)继起，在江南制造局与伟烈亚力、傅兰雅和玛高温(Daniel J. Mac Gowan)开译西书。

从1868年初开译的书稿共有5种，到1868年10月译成4种，分别是：《汽机发轫》(英国美以纳、白劳那同撰，伟烈亚力译，徐寿述)，《汽机问答》(英国蒲尔奈撰，傅兰雅译，徐建寅述)，《运规约指》(英国白起德撰，傅兰雅译，徐建寅述)、《泰西采煤说》(英国司密德辑，傅兰雅译，王德均述)。这些书在1871年正式用木刻线装刊印成书，翻译馆学馆曾计划依靠这些书籍设学开课，选少年入馆学习。后因上海开办广方言馆，已无必要而作罢。而译书的工作一旦起步就如奔腾的战马一发而不可歇息了。

徐寿译成《汽机发轫》后，专门与傅兰雅合作译书，先后翻译成化学、工艺、矿冶、法医学专书25种，尤以化学书5种流传最广。同治十年(1871)他翻译出版的美国教科书韦尔司(David Ames Welles，1829—1898)的《化学鉴原》原本到1868年已印刷十多版，此书中译本译出，风行了三四十年。这时广州博济医院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G. Keer，1824—1901)和何瞭然也正合作翻译韦尔司的著作，取名《化学初阶》，分四卷出版，到1875年出齐。两书在化学元素订名和化学术语翻译上各有建树，而徐寿编制的64种化学元素表，比《化学初阶》及北京京师同文馆法国教习毕利的《化学阐源》具有更多优点，被社会各界广泛采用而通行于世。后来徐寿又翻译成《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将最新化学知识一一介绍给中国新兴的科学界。

徐寿的次子徐建寅，先后和傅兰雅合作译书达12种，有《汽机必以》、《化学分原》、《水师操练》、《汽机新制》等技术、军事著作。在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的工作中，徐建寅可谓独具慧眼，他主动催促傅兰雅利用业余时间把经典的著作翻译出来。徐建寅在1871年译出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试验化学教授包门(John E. Bowman，1819—1854)的《化学分原》，此书是最早讲授化学和定量化学的名著，较之徐寿所译《化学分原》早了10多年。他翻译的《声学》是英国声学名家丁铎尔(JohnTyndall，1820—1893)的名著Sound，1869年第2版，五年之后就有中译本问世。1879年，徐建寅又译出《电学》。

王德均，是精通新式船炮的工程技术专家，连在制造局任职的外国专家也十分佩服。他最初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开煤要法》，后来与金楷理合作译出《航海简法》，接着又翻译了英国金约翰(J.W.King)等编著的《海道图说》15卷。他本人还著有《长江图说》、《日本海道图说》、《朝鲜海道图说》等书。

数学家华蘅芳，最初参与江南制造局的筹建，后来与玛高温合译《金石识别》与《地学浅释》两本地质学名著。《金石识别》原名Manual of Mineralogy，是曾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美国地质学会主席代那(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的著作。《地学浅释》译自英国地质学奠基人赖尔(Charles Lyell，1795—1875)的名著《地质学原理》，书中探究了地球形成与演进，初次向中国引入生物进化学说。在1873—1888年间，华蘅芳先后出版了他与傅兰雅合译的数理与海防著作6种，1897年更出版了《决疑数学》10卷，第一次将概率论介绍到中国。继李善兰之后，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又有了新的进展。

翻译馆在1869年、1871年相继聘请美国浸礼会德裔传教士金楷理(CarlT. Kreyer)和林乐知为译员。金楷理在王德均、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襄助下，出版19部著作，业绩仅次于傅兰雅。林乐知与赵元益、郑昌棪等合作译书10种，内容侧重历史和国际关系。

翻译馆此后将译书的范围逐渐从海防、水师、矿冶、天文、数学、化学、电学、光学引向兵制、工艺制造、军事工程、医学、公法、财经、农学涉及门类之广，在当时中国出版界、科学界均处于领先地位。纵观整个19世纪，西学书籍的引进仍以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为主，两者占据了译书总数的65％，而经由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书籍占有当时科技书籍总数的66％。可见，洋务派所创设的翻译馆在引进西方科技上面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的翻译西书，既开了中国自己组织翻译西书的先河，将西学主要学科的基本知识引进中国，为培养中国第一代工程技术人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锻炼和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自己的翻译人员，为日后更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科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

洋务派官员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在造船、造炮的同时，逐步把培养人才、传授技术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进行相关人才的培训。他们在开办洋务的同时也开始创办各种培养洋务人才和介绍洋务知识的文化教育机构。

图44　同文馆旧址

同文馆是洋务派设立的第一个新式文化教育机构。该馆最初从事的是单一的英语教育，然后发展为包括语言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综合性教育机构。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年6月11日)，同文馆正式开馆，起初教师只有英文、汉文各1人，学生仅有10人。此后，同文馆陆续增设各种课程，扩大规模。到同治五年(1866)年底，同文馆的教学课程突破语言一科，转向多学科教学。在这年12月11日奕上奏折建议增设天文算学：“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实用。”^[33]获得清廷的批准。到光绪三年(1877)，同文馆在馆学生已增加到120名。从此，同文馆站住了脚跟。

同文馆的教师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主要采取西式教学方式。其中最具影响者是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他于1863年受聘为英文教习，从1868年起讲授国际公法，1869年被任命为总教习，直至1894年。在他任职期间引入了不少西方的教学方法，并于1876年制订了较为系统的八年学制和五年学制的课程表。课程表规定：“由洋文而及诸学共须八年。馆中肄习洋文四种，即英、法、德、俄四国文字也”。“首年，讲解词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讲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如果不学外语，“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首年，数量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二年：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三年：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量；四年：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五年：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上海广方言馆是洋务派设立的第二个教育结构。该馆始称“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也叫“同文学馆”，由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3月奏准设立。同治三年(1864)正式开馆，分设英文、法文、算学三馆；由苏松太道应宝时任监督，陈兰彬任总办，冯桂芬任监院。主要是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以供“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添设翻译馆承办洋务”时选用。学生所学课程虽以学习外语为主，但也须学习或选学其他课程，因为“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通西文亦难施之实用”，所以“凡肄业者算学与西文并须逐日讲习，其余经史各类，随其资禀所近分习之。专学算学者，听从其便”。^[34]

广方言馆于同治八年(1869)并入新设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并改订教学课程，扩大教学内容，中西并课。学生须学习的课程为：在中学方面有经学、史学、时艺。西学则分上下两班，“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代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事，皆用初学浅书教习；若作翻译者，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书”。上班分七门：“一、辨察地产，分炼各金，以备制造之材料；二、选用各金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三、制造各种木、铁产品；四、拟定各汽机图样或司机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陆攻战；七、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35]同时还设学习“厂船机器”和“行船接仗”的半工半读型的分馆两所，其学员主要从“厂中工匠及现在各号轮船领江水手、司机各项人等”中选择“略识字义，而学习已经入手者”；“厂内工匠于散工之后，船上领江人等于出洋回局之日，每日傍晚五点半钟始(冬日自六点钟始)至九点钟止，在馆听西教习讲解”。^[36]从课程设置来看，上海的广方言馆要比北京的同文馆先进，在广方言馆所用教师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英文教师由美国人林乐知担任，法文教师由英国人傅兰雅担任，算学教师由江苏兴化附生刘彝程担任。

此后，这类语言文字学校和综合性学校逐渐推广，相继成立的还有毛鸿宾设立的广州同文馆、刘秉璋设立的新疆俄文馆、刘铭传设立的台湾西学馆、张之洞设立的湖北自强学堂等等。到同治末年，随着电报开始在军事上被采用，以及李鸿章创建的中国电报局的成立，以培养电报操作人员和工程人员为主的各地电报专科学校开始出现。如丁日昌借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力量设福州电气学塾，为船政局和将来的电报局培养电报人才。李鸿章在光绪六年(1880)设天津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中国电报局设上海电报学堂。此外，至光绪十八年(1892)，还出现了中国第一家矿务专门学校，即湖北矿务局在武昌设立的湖北采务工程学堂。

四、留学生的派遣

办各种形式学校的同时，清廷为了培养更好、更高级的人才，还采取了派留学生的办法，开创了中国的出国留学教育体制。派学生出国留学之事从总理衙门成立后就开始酝酿。早在同治二年(1863)，奕就开始考虑派学生出国留学之事，他说：“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37]同治四年(1865)，他又向李鸿章提出派人前往外国学习制造机器之术，未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同年，薛福成也向曾国藩提议派敏惠之人前往外国学习语言文字及机械之事。^[38]同治七年(1868)，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向丁日昌提交了派学生出国留学的条陈，但未有下文。直到同治九年(1870)，派遣留学生之事才有了转机。一是清廷派使臣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订立《蒲安臣条约》，其中规定“俟后中国人欲入国立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39]一条，为留学生派遣国的选定提供了条件，遂确定美国为派遣国。二是在这年发生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译员，随从曾国藩、丁日昌前往天津处理教案，趁机再次提议派遣留学生，获得曾国藩的允准。10月，曾国藩经过精心酝酿，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并建议由陈兰彬和容闳“携带子弟前赴外国”^[40]学习。次年3月，曾国藩又在关于海防的奏折中再次提出选派留学生之事，并将之做为筹议海防江防讲求实际的三大要端之一。同时，曾国藩还和李鸿章商定，先做好“议定条款，预备经费”等筹备事项，待事情有了眉目，再联衔会奏。到同治十年五月初九(1871年6月26日)，筹备事项基本就绪，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拟就《论幼童出洋肄业》，与总理衙门函商，获得允准。8月18日，曾、李二人联衔上走《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指出此事是关系到清廷自强之举。然后，经由总理衙门复议，经曾、李二人另外拟一个应办事宜六条，于同治十一年一月十九日(1872年2月27)补奏《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再由总理衙门于四月十一日(5月17日)议覆而得以批准。

至此，经过历时十年的反复筹议，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事才算成功。其艰难之处，主要在于出国留学毕竟比在国内设立学堂聘请洋人来中国任教要复杂得多，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守旧思想的束缚和守旧派的阻挠，也有待于具体事项的逐一落实，同时也离不开一定的外交条件。因此，筹议时间之长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一步的迈出，较之翻译西书和开办新式学堂又前进了一大步。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清廷批准后，立即付诸实施，分批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按照计划：从同治十一年(1872)起分四年派遣，每年30名，留学期限15年，共计120名学生；由候补刑部主事、曾任上海广方言馆总办的陈兰彬任正委员，容闳任副委员，负责管理学生。所选学生的地区分布为：广东83人、江苏22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绝大多数为东南沿海比较开放地区的汉人子弟，无一满人；文化基础均为曾经读中国书多年，稍通中国文理，年10—16岁的聪慧幼童；家庭出身，除少数为买办商人的子弟外，大多数为普通人民的子弟。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主要是为了学习各种西学。学生们到美国后，便陆续考入各种专业学习。就可查知的90人而言，其专业分布状况是：学法政的12人，学工科的17人，学矿学的6人，入中学者36人，入小学的19人；入中学而后又学法政的9人，入中小学而后又学工科者5人，学矿学者2人，学化学者1人。^[41]在学习西学的同时，按照曾国藩和李鸿章所订立的章程，留学生们依然要学习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以保证学生的思想意识不被西化，保持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不忘效忠朝廷。这一做法也体现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

然而，清廷内部针对留美幼童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负责留学生管理的正委员陈兰彬首先发难，反对学生“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至光绪元年(1875)，改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与新任留学生监督区谔良、吴子登联络一气，攻击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说留学生忘本，要求清廷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奕受这些言论的影响，也主张撤回。后来尽管李鸿章欲挽回危局，但未见成效。至光绪七年(1881)，奕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于是，除26人因事故先期撤回，或在美病故和告假不归者26人之外，所有94人分三批全部撤回。

如此经过10年酝酿筹备，原计划留学15年的留美学生，仅经最长9年、最短6年的学习，正在学识大有长进之际被迫中途折回，实在可惜。这些留美学生中途被撤回，虽仅有詹天佑、欧阳赓大学毕业，但都已有一定的西学基础。他们在回国之初并未得到合理的使用和安排，或被送到电报局发送电报，或被拨归福建船政局学习驾驶，或分拨于天津水师学堂、机器局、鱼雷局厂、医馆等处当差。

这一时期，除了总理衙门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之外，还有沈葆桢选派福州求是堂艺局学生分赴法国和英国留学之举。沈葆桢于同治十一年(1872)提出在船政局聘用洋匠期满后，以聘用洋匠的费用作为派学生留学之经费，仿照总理衙门的做法，选派学生出国深造。同治十二年(1876)底，沈葆桢提出具体实施的方案，先选派学习法语的优秀学生赴法国学习造船之法，再选学习英语的天资优异者赴英学习造船练兵之术。待这批人学成归国后，再派后进学堂者出国。

福州求是学堂最先派出者是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名学生，乘随同日意格赴欧洲购买新式舰船机器之际，在英国有关院校作为期一至二年的考察和学习。光绪三年(1877)，又派学习制造的18名学生赴法国、学习驾驶的12名学生赴英国，中途又增派厂徒5名赴法国学习，由李凤苞、日意格分别担任华洋监督。这批学生命运较留美学生为好，全部学成归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其中后来成为海军和福建船政局骨干人物的有严宗光、刘步蟾、林太曾、方伯谦、萨镇冰、魏瀚等。光绪八年，船政学堂又派10名学生分赴英国、法国、德国留学。

同时，李鸿章还派9名员弁和学生，以及李凤苞指派6名将官赴欧观摩学习。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章又选派了第三批留学生，学生的来源从船政学堂扩大到北洋舰队现役军官、天津水师学堂的教习和毕业生。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本欲派遣第四批留学生，后因英国政府以琅威理辞去北洋舰队总查办之职为由，拒绝接受中国留学生而终止。

洋务派官员主持和领导下的洋务运动，虽然最终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为标志落下帷幕，但是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若干新的因素。在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科技文化及其传授形式的实用性和先进性给传统的中国人文社会注入了异质的西方人文社会的模式和因素。随着西方科技功效的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有识之士视之为模仿的样板，使得中国逐渐出现了新式学校、新式报刊和新式科教机构。随着来华外国人及中国人所办新式文化传播机构的增加和西方文化传播规模的不断扩大，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一个新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则提高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教育的水平，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中国科技人员，增加了一般学生的科技知识，引发了一些官员和绅商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变化，使他们进而成为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先导者和核心力量。从鸦片战争后到戊戌维新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各种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这些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仅限于引进西方器物之学的洋务运动推进到改变制度的更高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