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规划和政策的制定

1.科学规划和政策的制定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下，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第一个科学规划的制订。

这次规划，有政府总理的亲自过问和三位副总理的直接领导，并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人组成十人领导小组（后来改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通过几百名科学家的集中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及四个附件，即《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一九五六紧急措施和一九五七年计划要点》，规划共提出13个方面、57个项目、616个中心问题，全部文件约600万字。

这次规划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

第一，它是我国第一次全面体现国家意志的一个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它的首要特点是紧密结合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

“规划”多处强调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基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等。这种需要包括：必须首先建立的重要的和急需的空白和薄弱学科；在经济建设和科技方面需要研究的关键性的或综合性的重大问题；各生产部门在当前和不久将来的生产与基本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的科技问题。为了首先摸清我国的资源情况，以便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在57个项目中，前10项都是关于我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调查与考察。

第二，根据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和我国科学技术力量的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速度，并参考世界各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和我国工业初期发展技术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坚持“以任务带学科”的规划原则并执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

关于规划的原则，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任务来规划；一种是按学科来规划，中科院院长顾问、苏联人拉扎连科介绍苏联制订规划的办法即是如此。当时经过研究，认为中国宜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作为主要的规划方法。但是，一部分老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研究的老科学家不赞成，他们担心这样可能造出不重视基础科学的后果。然而，从整个国家来讲，当时向科学进军，许多建设工程都开工了，科学要为经济服务，必须解决这些建设忠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为了照顾基础科学的发展，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在原来规划的56项重大科技任务后加上了第57项，即“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将其列入重点任务之中，由此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因此，“以任务带学科”成了当时科学规划制定也是科学发展的原则。⁽²³⁾

规划明确指出：“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方向，确定国家的重要科学技术任务，把各个科学部门的力量汇合在统一的目标下。在所确定的各项重要任务中应挑出更重要的和更急需的任务作为重点，在这些重点上，集中必要的力量，大力开展研究，并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尽量避免重复研究国外早已解决了的问题。”⁽²⁴⁾因此，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主要方针。据薄一波回忆：中央调集了600多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并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规划编制，他们一面消化国家计委制定的国民经济长期计划草案及各部门已拟订的生产和科学技术长远规划，以弄清整个国民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具体要求；一面接受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苏联顾问拉扎连科的建议，邀请了16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来华短期讲学，使我国科学家及时了解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向。⁽²⁵⁾因此，规划贯穿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方针。

第三，根据“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规划”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进行了重要的部署。

针对我国今后十年左右经济建设事业各个重要方面的需要，规划提出了57项任务，这些任务是“国家的、重要的、综合的、长期的”，“需要各个科学部门配合起来解决，需要有关的各个部门和科学家们把它们放在优先地位上用共同力量来完成。”但是，规划又指出：“在目前人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想求得全面发展，必须抓住若干更带有关键意义的问题，着重加以解决。”于是，规划确立了12年内的12项重点，这就是：

（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指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仪器和遥远控制）；（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²⁶⁾

上述这12个重点都包含着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技术基础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规划特别指出，“第一、二、三、四个重点是当前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召开竞赛中的注意焦点。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会促进生产技术的根本革新，同时也会带动很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发展。”“第五、六、七、八重点都是关系我国重工业建设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第九、十、十一、12个重点分别强调“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保障”问题、“五亿人口生产和全国人民生活的问题”、“防治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问题以及“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不容忽视的”重大理论问题。规划力图通过这12个重点来带动科学发展全局，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符合实际而切实可行的宏伟计划。

第四，规划不仅提出了任务和课题，而且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科研干部以及科研机构等问题，做了重要的探索。

关于科研工作体制，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成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以及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应否存在两个问题上。关于高级协调机构问题，经过争论，大多数同志主张设立，因为科学规划是全国规模的，而执行时必须分为三个系统，即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另外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至于由什么机构来负责这一协调任务，大家曾考虑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或国家经济委员会、或国家技术委员会、或科学院来负担这一任务，但都觉得不适当。因为计委只能最后综合平衡科学研究的长期计划，不能负责年度计划和协调等繁重任务；经委只能最后综合平衡科学研究的年度计划，不能管长期计划，也很难处理勘测研究的许多协调计划工作；技术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技术政策和技术改革等，由它把科学院、高等学校、原子能和平利用和航空工业委员会的科学研究工作全部管起来也不恰当；科学院也不宜担负过多发展科学计划行政的任务，也没有这个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规划决定将全国科学家很重视的“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并设立一个精干的办公机构担负上述任务，成了大家一致的意见。至于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问题，大家认为仍然必须保留，以更多地负责理论性的研究，因为这对发展技术科学关系重大，但应该主动注意加强和产业部门的联系，适当分工协作。

关于科学研究干部，规划对十二年需要大学毕业的科学研究干部有一个初步估计，即十四万六千人。规划还对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提出了五项原则，这就是：

（1）必须有明确的任务；（2）必须注意各方面的配合和协作，避免重复；（3）必须有周密的准备和必要的人力物力条件；（4）应适应研究工作的特点，一般不宜过大，层次不宜过多；（5）设置地点应接近研究对象和生产基地，并尽可能与高等学校的设置相配合。⁽²⁷⁾

第五，对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规划将基础理论和基础研究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规划中特别强调：“必须及时地积极地积累自己的科学储备。”并进而做了如下论述：

科学储备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理论的储备，既包括基础科学理论，也包括技术科学和其他应用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泉源是生产实践，但理论既经形成就对生产实践的发展有重大指导作用。根据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技术上带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必须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因此，要想在今后逐步做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建设中不断出现的科学技术问题，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依赖地位，就必须建立起我国自己的科学理论储备，大力加强和充实理论研究的力量，克服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的倾向。⁽²⁸⁾

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孰轻孰重的问题，自从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论，这种争论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科学化运动时期尤为激烈，我们在本文的绪论中已有论述。通观历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认为1956年“规划”中的以上这段对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问题的论述是最全面也是最深刻的。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关系上的认识水平。规划不仅对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在理论上给予阐述和重视，而且在规划的57项任务中还专门列出一项“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而还专门编制了基础科学的学科发展规划。这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这个由几百个中国科学家和近百个苏联专家倾心力完成的科学规划，尽可能地参考了世界科学最新水平和发展趋势；充分考虑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保证了科学规划密切结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正如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在《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的：“通过规划工作，全国科学家都实际看到了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重视，几百个直接参加规划工作的科学界骨干体会更深，这对党团结科学家和组织科学队伍是有巨大作用的。”这个规划“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画出了轮廓，并作出了初步安排，”它“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创举。”⁽²⁹⁾

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后，全国科技战线出现了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8年“大跃进”又干了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党中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也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经中央政治局于1961年7月6日讨论通过。这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1）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2）采取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的方法，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3）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4）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计划，以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周密性；（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的时间；（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9）勤俭办科学，力求最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做出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10）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1）继续贯彻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坚持调查研究；（14）健全和改进研究机构的领导制度。⁽³⁰⁾

《科研工作十四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对科技界“左”的思想的一次有力的纠正，成为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基本政策。经中央批准下发后，在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科技研究机构应该遵守的“科技宪法”。

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通过全国科技人员和广大干部的共同努力，提前五年于1961年在主要方面已基本完成。1963年，国家曾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绝大多数科研项目都已完成，并且运用到生产中，从科技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上看，全国科研机构（不包括国防系统，下同）由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962年的1296个，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从1956年的6.2万多人增加到1962年的近20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的有5.5万人，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达到2800多人；从科研成果看，规划任务的实现，解决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填补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空白，加强了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为以后科学技术和国家各项事业急需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³¹⁾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上，又部署了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工作。具体由中国科学院会同教育部组织有关科学家，编制基础学科10年发展远景规划，各生产部门结合本身的任务编制专业规划，最后由国家科委编制重点课题规划。其后，又确定编制技术科学若干学科的规划。这次规划历时5个月，集中参加编制工作的科学家共有900多人。规划包括基础科学7个学科、41个重点课题、380个中心问题；技术科学13个学科、32个重点课题、145个中心问题；专业规划39个方面、301个重点课题，共计有374个重点课题。这次规划特别对农业以及技术科学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但是，由于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次规划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1964、1965年中国科学技术的繁荣景象，不能不说是同这次规划有关的。

两次科技发展规划的顺利制定，不仅是大科学体制的表现，也是大科学体制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