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工程创新

第一节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工程创新

在进入本节主题前，需要先谈谈“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语的使用问题。

现代汉语中，“创新”原非常用词汇。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innovation常被译为“革新”而不是“创新”。后来，随着观念和形势的变化，出现了大量的以“创新”为中心词的词组——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工程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创新”遂逐渐成为目前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虽然人人都在谈创新，可是，对于“创新”这个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仍然存在着意见纷纭、概念模糊的现象。

与“创新”到20世纪末才成为常用词不同，“工程”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成为一个比较常用的词语。可是，与“哲学”、“科学”、“技术”等常用词汇不同之处是：哲学界高度关注“哲学”的含义问题并对之进行了很多讨论，科学界和技术界高度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含义问题并对之进行了很多讨论，而学术界和工程界对“工程”的含义却少有专题研究和探讨。^[6]这个“三多一少”现象引人注目，耐人寻味。

有鉴于此，这里有必要先对创新、工程、工程创新这几个概念的含义进行澄清，以使本书的讨论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晰的概念基础。

一　创新理论的历史回顾

创新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初版^[7]，1926年修订再版)中首先提出来的。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建立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实现新的生产职能，以获得企业家利润或潜在的超额利润。熊彼特认为，创新包括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引者按：请读者注意这个观点)。(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8]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原来都不关心技术进步的作用，可是，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技术创新却被赋予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熊彼特独具慧眼，注意到了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联，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认为二者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他说：“经济上的最佳和技术上的完善二者不一定要背道而驰，然而却常常是背道而驰的。”^[9]

在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的五种具体表现形式中，前两种主要属于技术领域，后三种主要属于经济领域。虽然，无论就关注重点来看还是就其学说的理论性质来看，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从而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在本质上也无疑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可是，在创新理论随后的发展历程中，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关于经济发展的技术推动模型却倍受青睐，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技术推动的创新论”一枝独秀的局面。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施穆克勒在《发明与经济增长》中提出了与技术推动说相反的市场拉动说，强调了创新活动中市场维度的重要性。其后，技术推动说与市场拉动说长期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链环—回路模型，指出在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忽略，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创新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创新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后，创新概念不胫而走，对创新问题的实证研究、案例研究、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蔚为大观。不夸张地说，创新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专题研究领域。

二　国家创新系统：创新理论的重大发展

1987年，英国学者弗里曼在《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10]中首先提出国家创新系统这个概念。1988年，纳尔逊等人也专题论述了国家创新系统。^[11]很快地，国家创新系统不但成为一个焦点性理论主题，而且成为“正式的”政策概念。

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提出是创新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进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和有关部门也高度关注了对国家创新系统问题的研究。目前，关于构建国家创新系统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我国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理论研究课题，而且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政策原则。

对于国家创新系统和创新型国家，本书想着重阐述如下一个重要观点：在国家创新系统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在考察和评价一个国家的国家创新系统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的成败得失时，最关键之点就是要看这个国家在工程创新这个主战场上的战况和成败得失如何。

为什么工程创新是创新的主战场？什么是工程创新？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对工程这个概念进行一些简要分析和阐述。

三　从“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看工程活动的性质与特征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工程都是重要的活动方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程是直接生产力。作为直接生产力，工程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工程活动停止了，社会就会崩溃、瓦解。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科学、技术、工程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它们虽然有密切联系，但却不能混为一谈。^[12]科学、技术、工程的主要区别是：

(1)活动内容和性质不同：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

(2)三种活动的“成果”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科学活动成果的主要形式是科学理论，它们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公有的知识”；技术活动成果的主要形式是发明、专利、技术诀窍等，它们往往在一定时间内是“私有的知识”；工程活动成果的主要形式是物质产品、物质设施，一般来说，它们就是直接的物质财富本身。

(3)活动主角不同：科学活动的主角(社会学意义的“角色”)是科学家；技术活动(此处主要指技术发明)的主角是发明家；工程活动的主角是工程师、管理者、投资者和工人。

(4)“科学共同体”、“技术共同体”和“工程共同体”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

(5)制度安排不同：从制度方面来看，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制度运行方式和活动规范，有不同的管理原则、发展模式和目标取向，有不同的演化路径。

(6)评价标准不同：科学、技术和工程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总而言之，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方式，不能混为一谈。但这又绝不意味着可以割裂它们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相反，正是由于肯定了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方式，这才更加突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无论从理论方面看还是从现实方面看，在认识和处理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相互关系时，这个“转化”关系才是关键之所在，而那种把科学、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的观点反而是在理论上“取消”了三者之间的转化关系。

四　工程与技术的关系和工程活动的阶段性

工程活动的本性和基本特征是一个特别重要而复杂的问题，除了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工程三元对比”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之外，还需要从其他角度来认识和阐述这个问题。

在分析和认识工程本性的众多角度和进路中，以下两个分析角度是值得特别重视的——研究“技术与工程的相互关系”和分析“工程的阶段性”。从前一个分析角度来看，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以下两组“对待性命题”及其理论内蕴。

第一组对待命题：在技术与工程的相互关系上，一方面，没有无技术的工程；另一方面，又没有纯技术的工程。承认“没有无技术的工程”，意味着承认任何工程都必须有其技术前提、技术条件、技术基础、技术路线、技术手段，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和技术基础，任何工程都将只能是某种空中楼阁。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技术是工程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或要素，绝不可轻视技术在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另一方面，“没有纯技术的工程”意味着在工程活动的构成要素中，除技术要素外，还有一些其他要素也是绝不可缺少的，如果仅仅有技术要素而没有其他必需的要素(例如资本要素)，任何工程也将同样仅仅是某种空中楼阁。由此，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工程中必然还包括许多“非技术要素”(如资金要素、劳动力要素、政治要素等)，绝不可仅仅重视技术要素的作用而轻视“非技术要素”在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13]

任何具体的工程都必然是技术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资源要素、管理要素、社会要素、制度要素、伦理要素、心理要素等多元要素的系统集成。从技术与工程关系的观点看问题，也可以把工程看做是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的集成。对于不同的工程来说，由于环境、条件、目标的不同，有时技术要素是工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要素，但也常常出现“某个非技术要素”——如政治要素或安全要素——成为工程中最重要、最关键要素的情况。

从对上述“第一组对待命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轻视技术的观点”和“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二组对待命题：在技术与工程的相互关系上，一方面，技术“引导”和“限定”工程；另一方面，工程又“选择”和“集成”技术。先谈引导和限定的关系。技术对工程的引导作用在“技术革命”时期和“高技术”工程中得到了特别突出的表现；由于任何技术都不是万能的，于是，技术能力和技术条件也必然“限定”了工程的“技术可能性空间”的边界和范围，由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道理“显而易见”，这里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许多人往往仅仅关注了技术对工程的“引导”和“限定”关系而忽视了工程对技术的“选择”和“集成”关系。其实，技术可以对工程发挥“引导”和“限定”作用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对工程发挥“单方向”的决定作用，因为，工程活动还必然要对技术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选择”和“集成”。这一问题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反复谈及。

在以上对技术与工程相互关系的分析中，工程活动的“多要素性”和“多要素的集成性”被凸显出来；以下再谈工程活动的“多阶段性”和“多阶段的延续性”。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在对工程活动进行具体的阶段划分时，由于环境、条件、分析角度、认识目的和观察范围的不同，人们不但可能划分出不同的“阶段数目”，而且在“阶段划分尺度”(例如，宏观技术经济尺度或微观技术经济尺度)和“全过程”的“时空范围”的界定上也可能有很大不同。这里关注的中心问题不是应该如何具体划分工程活动的阶段，而是强调这些认识上的差别不会影响到对工程活动的“多阶段性”和“多阶段的延续性”的一致承认。

从微观技术经济尺度来看，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应该包括哪些步骤或内容呢？美国学者马丁和辛津格认为，工程活动过程从任务倡议和设计开始，中间经过生产制造、建造、质量控制和检验、广告、销售、安装、产品使用、维修、监控社会和环境效果等环节，一直到最后还要完成包括废品循环利用和废料废品处理等“最后任务”，这才算完成了工程活动的整个过程。^[14]国内外的许多专家都有与此大体相同的看法。

上面谈到工程活动包括技术要素、经济要素、管理要素等许多要素，这里又谈到工程项目应该包括从最初倡议、设计、生产制造、检验、控制、营销、维修、废物处理直到完成最后任务等许多环节。如果前者说的是工程活动的“全要素”问题，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是工程活动的“全过程”^[15]问题了。

以往有许多人认为只要制造出产品或把产品销售出去就算完成工程活动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因为产品销售还不是工程活动的“终点”。在确定工程活动的“终点”时，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现实角度看，都必须承认整个工程活动还存在着一个进行“善后处理”的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个最后任务，才能认为一项工程活动“终结”了。例如，核电站工程就不能以“电站建成”为“工程的完成”，因为其后不但还有一个安全运行和维护的阶段，而且这项工程退出运行时还有一个核废料安全处理问题。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善始善终”，从“全过程”的工程观来看，一个工程不但应该设计得好、开工得好、建设得好、生产得好、运行得好、产品销售得好、维修工作好、“环境界面”友好、“社会界面”友好，而且还必须把废品、废料处理好，工程“终结”得好^[16]，这才算一个真正的“好”工程。在现实社会中，工程活动的“要素性”和“阶段性”分分合合、错综交叉，这就使工程活动呈现出了极其复杂多变的面貌和景象。

在工程活动中，“多要素性”与“多阶段性”常常是问题的症结和难点之所在，所以，本书以下将不可避免地一再论及这两个主题。

不久前，“铱星系统”曾经轰动一时。有人说：“从高科技而言，铱星计划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故事。铱星系统开创了全球个人通信的新时代，被认为是现代通信的一个里程碑。”可是，转瞬间风云突变，“铱星系统”在市场上遭受惨败，2000年3月，这个已经投资几十亿美元的项目终因又背负40多亿美元债务而正式破产。有人说：“昨夜星光灿烂，而今化做一道美丽的流星。”可以说，“铱星系统”就是一个“技术上取得成功”而“工程上——首先是工程的经济维度——遭遇失败”的典型事例。“铱星系统”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那种“单纯技术观点”的工程观是要不得的。

五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工程创新

工程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工程活动，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就会瓦解，就会崩溃。人类不但通过工程活动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基础，而且在工程活动中还形成了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工程活动不但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有力地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程是直接生产力。

在历史进程中，工程通过创新而不断进步，社会整体也通过创新而不断发展。应该如何认识工程创新和国家创新系统的相互关系呢？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如果把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整体性创新活动比喻为一场以企业或国家为“单位”的“创新之战”，那么，在这个创新之战的兵力部署上就出现了侦察兵、主力军、后勤保证力量的分工，而在战场态势上，就出现了“前哨战场”、“后勤战场”和“主战场”的划分。

容易看出，研发机构是“侦察兵”，企业是“主力军”；研发活动是前哨战场，工程创新是主战场。创新之战的胜利必须有侦察兵和主力军的密切配合与协同作战，而侦察兵和主力军的脱节必然导致创新之战的挫败。侦察力量薄弱的部队和企图依靠侦察兵进行决战的部队都不可能赢得主战场的胜利。

对于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水平的创新之战来说，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最具决定意义的环节是必须夺取“主战场”的胜利。由于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本书第二章将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题分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