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面临的环境生态问题

二、当今人类面临的环境生态问题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达工业社会，一方面，人类挥起理性的利器戮向自然王国，精心构筑起了一个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世界：更少的劳动时间和更低的劳动强度、丰裕的物质财富、舒适方便的生活；另一方面，人类却不得不面临着自身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困扰，仿佛富足之日就是恶果来临之时，“忽然间——如果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实际上就是一夜之间——人类发现自己面前出现了多种前所未有的危机……”^[25]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日渐突出，人口爆炸、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成为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这场声势浩大的危机在表面上直接危害到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方式，导致自然破坏以及一个个生命物种的灭亡；从长远来看，它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乃至人类文明的走向。

环境的现实状况首先受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公众的关注和担忧。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生态学忽然在20世纪60年代登上了国际舞台”^[26]，人们试图透过环境危机的表象了解产生危机的根源，希冀于人类能够调整自身前行的脚步或路径，挽救最终覆灭的厄运。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该书第一次揭露了人类滥用化学药剂和农药给自身带来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深层反思。1970年，美国爆发了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大规模游行示威。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告诫人们无限的经济增长是当今环境恶化的根源，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环境研究和生态运动的高潮。同年，世界上第一个绿色政党（新西兰价值党）在新西兰成立，此后欧洲各国纷纷成立了各自的绿色政党。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环境运动又与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相结合，从而成为全球性的绿色社会运动。因此，环境危机不但引起了人类的警觉，还牵动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全方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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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

八大公害事件是指在20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八次较大的轰动世界的公害事件。主要指：一、马斯河谷事件，发生于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二、多诺拉烟雾事件，发生于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三、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于40年代初美国洛杉矶市；四、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1962年英国首都伦敦；五、四日市哮喘事件，发生于1941年日本四日市；六、水俣病事件，发生于1935～1965年日本熊本县水保市；七、骨痛病事件，发生于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八、米糖油事件，发生于1968年日本九州和四国等地。

1.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

所谓“生态危机”，主要是指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在全球规模或局部区域导致生态过程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损害、生命维持系统瓦解，从而危害人的利益、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生态环境破坏并非始于20世纪，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但是直到19世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发生在局部范围内的偶发事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由于煤炭、石油的使用使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加快、新科技革命等原因，生态环境破坏迅速向全球范围扩展。从北极圈到南极圈的冰川融化，从北半球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到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困境，从人类聚集的城市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短缺到渺无人烟的原始荒野的破坏，从大陆的沙漠化到海洋的海平面上升、水生物种的锐减，从地下矿物资源的逐渐枯竭到地表可耕地的日益锐减、淡水资源的紧缺和森林的破坏，再到空中大气污染、气候变暖、酸雨等，似乎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那么“伤痕累累”。

迄今为止，已经进入人类视野的生态问题主要有：人口增长过速、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物种加速灭绝、海洋污染、有毒化学物品污染等。这些生态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严重地干扰并破坏了人类的居住和生存环境。

2.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危机

生态危机反映的是自然系统免疫能力的失调给自然界各物种、特别是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和灾难。由于地球生物圈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而环境危机的爆发具有全球性特征，它造成的灾难不受任何疆界的限制。生态危机引起的将不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国家的灾难，而是全人类的灾难，地球村里任何个人、群体、民族和国家都无法幸免和逃逸。克沃尔认为，人类历史到了被终结的危险边缘：“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资本主义侵犯、扰动人类文明的自然基础，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生态危机是我们重要的时代特征，它标志着人类历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因为它抛弃了历史，历史面临被终结的危险。”^[27]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危机的最终指向是人类，生态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中断，环境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类危机。

生态危机指向人类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指环境危机背后的人为根源。以当前的各种生态学思潮为例，浅层生态学认为环境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它指出正是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干扰并破坏了大自然，造成了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产生了环境危机。浅层生态学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的发生往往具有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英国环境哲学家罗宾·阿特菲尔德把人们对生态根源的研究概括为五类：（1）人口理论；（2）富裕理论；（3）技术理论；（4）资本主义理论；（5）增长理论。^[28]上述五类根源背后无一不折射出人类活动的影子。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阐释环境危机时，也透过危机本身看到环境危机与人类危机的关联性，认为人类在环境危机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在界定环境危机时，都刻意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区隔，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自然界自身演化过程产生的生态问题排除在外。对生态问题的提炼也是如此。学界所述的生态问题大致有下列八个方面：（空气或水）污染、地下水的损耗、有毒化学物质的扩散、危险废料的扩散、腐蚀、荒漠化、酸雨和新化学物品。

因此，从上述各种生态学思潮的分析中可知，生态危机的发生正是人类活动和作用的恶果。由于环境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危害及其人为根源，才使人类又一次作为整体呈现在自然面前，积极思考并调整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成为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

3.生态危机必将带来人与自然关系新范式的一场革命，生态学和生态问题关联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各个领域人们关注的焦点

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巨大冲击，生态学逐渐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吸引了包括新社会运动在内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人们运用社会学、系统学和未来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来研究环境危机问题。从此，生态学既是为保护环境而斗争的社会政治运动，又是一种人类的自然观，它影响了政治、工业生产、城市规划、法律制度、教育等，以至于事实上，生态学已经渗入了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

生态危机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种范式的革命，必将促使人与自然新文明范式的回归。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虽然源自于自然，却又一直处于与自然“相安无事”的“和谐”状态。这一时期，人类外在于自然状态，盲目服从自然的安排，无法把握自身的生存命运，自然被人类敬畏、崇拜和神化。之后的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经过长期的生存压力和竞争，积淀了大量适应并征服自然的经验和技能，逐渐增强了驾驭自然的能力。在人类从弱到强的转换中，延续生命并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需要使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和自然的对抗，在人类过度垦殖与放牧、滥砍滥伐的地方植被和土壤被严重破坏了，肥沃的土地变成了大片的沙漠或不毛之地，文明所依存的生态环境基础被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身所扼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启蒙思想的催化下，人的自我意识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符咒中解放出来，人类的主体性和理性得到空前的释放。在理性主义的牵引下人类个体的主体诉求急遽膨胀，科学、技术、民主、自由、平等等一系列新的元素全面侵入了主宰地球的人类灵魂深处，并带来了整个世界的深层革命，似乎空气中都张扬着人类的气息。然而，理性主义的怪兽却又强行割裂了主体与客体的内在统一性，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被人类单向度的主宰和控制取而代之，主宰自然，控制自然成为近代人类急行军中的强大武器。在人类中心主义肆虐下，自然完成了从被边缘化到对象化再到被剥夺和肆意攫取与践踏的过程。这种人与自然的对抗也终于从人对自然的单面控制走向自然对人的报复，从而真正进入一种双向对抗的时代，其结局就是生态危机的全面爆发。因而，生态危机时代是人与自然关系旧范式演化的最终结果。当然，我们仍然期盼生态危机不会也不应成为人类危机和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关节，昭示新的转折和新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征服旧范式，改变传统上人与自然的紧张与对抗，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与统一。这将是一场新范式的革命。

因此，从人类文明视域而论，生态危机所凸显的生态学变革，是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扬弃，标示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