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神论和因果联系决定论

19世纪在欧洲有几种哲学思潮，如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神论和因果联系决定论等。但是对于19世纪自然科学家包括生物学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是自然神论和因果联系决定论，两者的影响在19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又有所不同。自然神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于19世纪的前半叶。

1869年英国《自然》杂志问世，标志着自然神论的落幕。在19世纪后半叶成名的魏斯曼和海克尔的著作中看不出有自然神学的影响，特别海克尔还是一元论哲学的旗手。但是，自然神论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对魏斯曼和海克尔的前辈们包括达尔文在内都是颇有影响的，故在这里简单地提提自然神论。

（1）自然神论（Natural theology）是隶属于基督教范畴的一种神学，源远流长，出现于17世纪的英国，其影响力长期遍及欧洲。早期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赫尔伯特男爵（E.Herbert of Cherbury，1583—1648）。

自然神论是相对于启示神学（Revealed theology）而言的。启示神学是指忠诚地相信圣经里所讲的上帝的一切启示。而自然神论认为，神只是非人格的世界始因，世界一旦出现则受自然法则或规律的支配，可是自然法则或规律乃是由上帝设立的，因而它是第二性的。自然神论者认为，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探索是可以认识和把握自然法则或规律的，于是进而可领悟和论证神或上帝（世界始因）的存在，这也是自然科学家的一项崇高使命。自然神论的最著名的理论是“钟表匠理论”。这个“理论”旨在用类比的方法证明世界始因即上帝的存在。如在路边看到一块表（或一把剪刀或任何其他器物），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定有设计、制造它的匠人存在。宇宙中有万般物体、现象与规律存在，是客观事实。自然神论者按照“钟表匠理论”类推，也该承认有设计、制造它们的“匠人”即造物主的存在。

英国伟大物理学家牛顿（I.Newton，1642—1727）提出的“第一推动力”便是自然神论的体现。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波义耳（R.Boyle，1627—1691）把自然界理解成为机械装置，认为自然界的法则是由神所设计的。与牛顿、波义耳是同时代的英国博物学家雷（J.Ray，1627—1705）也是自然神论者。雷在生物分类学中是具有划时代性的人物。他首先明确了物种的概念。他是第一个将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区分开来的人。他从事过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动物分类学研究。在其著作《创造事业中所显示的神的睿智》（1691）一书中说，动物体的结构直到其细微处所以都是那样精巧，恰恰是证明了神的睿智。

英国的自然神论家佩利（W.Paley，1743—1805）的著作《基督教的验证论》（1794）、《自然神学》（1802）等在使自然神学成为19世纪的强大精神支柱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论数学、物理学、化学还是生物学，其年幼时期都是在自然神学的影响下或说是在自然神学的襁褓中成长起来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神学曾被混淆为一体。19世纪中叶之前，著名的《牛津评论》便是在自然神论统辖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不同见解发表和进行争论的刊物。

19世纪的许多生物学家都深受自然神论的影响。如被誉为“近代动物胚胎学之父”的德国其后为俄国的著名胚胎学家贝尔（K.E.von Baer，1792—1876）通过对不同动物胚胎发育的比较，发现不同的动物，在其个体发育的越早期越发相似的现象，即著名的“贝尔法则”，是海克尔提出重演论的依据。但是，贝尔对于这一现象，却不是从进化的角度去说明，而是支持、附和特创论者居维叶（G.Cuvier，1769—1832）的动物界有固定的毫无联系的4种创造类型（脊椎动物、关节动物、放射动物、软体动物）的观点。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达尔文的进化论沉重地打击了特创论和形而上学，可是达尔文并未完全摆脱自然神论的影响，在其著作和书信中仍能看到自然神论的影子（参见拙文“达尔文的基督教情结及其进化学说”，《上海科技馆》杂志，2012，4：2）。

直到1869年，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为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服务的《自然》杂志在英国面世，标志着欧洲人已经认识到科学和宗教是属于不同的领域，是两者不可再混淆于一道的开端。科学才最终摆脱了自然神论的束缚。1880年代后，自然神学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论框架才消失殆尽。在魏斯曼和海克尔的著作中看不出自然神论对他们有影响，这是他们较之达尔文进步与高明之处。

（2）因果联系决定论（determinism）（有的外国文献称之为决定论世界观）主张宇宙、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均由必然的因果联系决定的。这种思潮在19世纪欧洲知识人中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对魏斯曼、海克尔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魏斯曼的种质论被评价为19世纪“大因果论时代的结晶”；而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则认为宇宙的一切，包括天体、地球、自然界、生物领域、人类及人类的心理、灵魂在内都是受宇宙中唯一的最高位的因果论定律（allgemeine causalgesetz）绝对地必然地支配着的。

因果决定论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伽利略（G.Galilei，1564—1642）和笛卡尔（R.Descartes，1596—1650）的机械论那里。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界中的谜一个接一个地被纳入牛顿力学的古典框架里并逐次得到成功的破解，于是那时的学者们便普遍认为自然界里没有不可解的谜，不过是时间的迟早罢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乃是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S.Laplace，1749—1827）。拉普拉斯在天文学上是继康德（I.Kant，1724—1804）之后完成关于宇宙形成的“星云说”的人。康德—拉卜拉斯是打破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的哲学家（恩格斯语）。

拉普拉斯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现象都具有因果联系，都是物体运动的结果，因而归根结底是可以用牛顿力学来加以阐明的。他提倡世界是可以“力学化”（mechanization）的世界观。

拉普拉斯在1814年发表了其名著《概率的哲学试验》（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s Probabilites）。该书阐明了他的因果联系的决定论思想。他设想宇宙中存在着具有万能头脑的“某种知性”，并称之为“拉普拉斯妖”或“拉普拉斯恶魔”（Démon de Laplace）。“拉普拉斯妖”知道存在于宇宙中的所有物体（含原子等粒子）的确切位置和动量，并能将其代入牛顿方程式，不论多么庞大的数式都可以瞬时地计算完毕。“拉普拉斯妖”能洞察宇宙间任何事物与现象的整个过程，对其过去、未来的了解，就像对现实的了解一样。它既知道宇宙一年后的变化情况，也能预测其100亿年后的变化情况。就是说，宇宙从一开始的瞬间起，其后的一切变化、发展过程都已决定了。这就是从18世纪末起到整个19世纪普遍流行的决定论思潮的精髓。拉普拉斯在其《概率的哲学试验》这本书的一开头，有下面一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决定论的观点。

拉普拉斯（P.S.Laplace,1749—1827）

所有的事实和现象即使因其非常渺小而看不出是自然伟大法则的结果，但其实与太阳的运行一样也必然是由该法则所产生。由于人们不了解这些事实和现象与宇宙全体系统间的联系，就会认为这些事实和现象或者是由于规律性引起的接续发生或不是由眼睛可见的秩序引起的接续发生，或认为事实和现象是由目的因所导致或者认为是由偶然性所导致的。但随着我们的知识范围的不断扩展，这些想象上的原因将一个接一个地退却下去。因果论认为，那些不解的事实和现象是因我们不了解其真正的原因。在健全的哲学面前，那些不解的事实和现象将烟消云散。在现实的事实和现象与先前存在的事实和现象之间是有着某种联系的。这种联系便成为不论是什么事情和现象若没有产生出它的原因就不可能存在的自明之理的基础。人们知道此项公理名为充足理由原理。这种原理使我们必须持有这样的见解：宇宙的现在状态是其前存在的状态的结果，是其后状态的原因。某种知性（即拉普拉斯妖），如果知道所在时点开动自然的全部的力和构成自然的全部存在物的各个状态的话，如果再有分析这些状态所提供的信息的能力的话，某种知性大概就可以使宇宙中的最大的物体运动，还有最轻的原子运动都包容在同一方程式之下。对于某种知性来说，大概没有一个不能确定的事实和现象，在它的眼里，未来也和过去一样，也将会是现实的。

拉普拉斯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无论巨细，其变化、发展都依据同一因果性原理并按照牛顿力学原理在运行，于是“天体的原理也可以适用到地上的现象”。照他看来，如果人们能掌握关于要了解的事物的所有情报信息，再根据牛顿力学进行精确至极的计算，对该事物的认识就可以达到彻底的、既可追根溯源并能预见遥远未来的理想状态。拉普拉斯的这种观点对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的世界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普遍地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想法。对于“拉普拉斯妖”的憧憬、渴望是19世纪自然科学家的一种普遍的理想追求。科学的目标不再单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与说明，而是要搞清奠基于自然现象根底的终极原因以及其后发展中的必然的因果联系。故而19世纪又被科学史家称为“大因果论化的时代”。

19世纪的因果论思想无疑还兼有对抗、排除唯心主义目的论解释自然现象的性格。

在因果论思潮及牛顿力学的强烈影响下，19世纪的生物学者在试图解释生命现象时，便产生了认为“生命力”（Lebenskraft）、“原基”（Anlage）等是支撑生命的根本力量或根本原因的假说。著名的有内格里（K.W.Ngeli，1817—1891）的分子团说（Mizelle，micelle，1858），孟德尔的遗传因子说（factor，1865），达尔文的芽球说（gemmule，1868），德弗里斯（H.de Vries）的胚芽说（pangen，1889），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的构成生命现象的三种单位说（化学分子单位、细胞形态单位、生理单位）和魏斯曼的生源体说（Biophor，Biophore）等。这些假说都是基于“生命力”、“原基”概念产生出来的颗粒性生命单位的假说，成为19世纪生物学界的一种时尚，一种普遍性特点。当然，不同学者对自己所提出的生命单位赋予了不同的性质、功能与特征。而在这其中，魏斯曼提倡的生源体说则是最成功的推测。魏斯曼的生源体说和种质论与后来被摩尔根遗传学派学者用实验证实的基因理论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故而后人把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的思想理论联系起来，视为属于同一个遗传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