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与权力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

11．影响力与权力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

在这以后的发展中，领导者认识到了影响力的重要性，于是儒家思想在社会中逐步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儒家思想并不能完全说是一种宗教思想，与大多数哲学思想一样儒家思想也希望能找到一种完美的社会模式，并且也确实努力过。但显然选择的方向是错误的。纵观历史就可以知道，他们所鼓吹的所谓“仁义忠孝”不过是这些斯人们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就从最简单的来说，在他们所提出的“天地君亲师”中“天”无好天与坏天、地无善地与恶地，但“君”有明君与昏君、臣有忠臣与奸臣。那么如何判别何为明君、何为昏君、何为忠臣、何为奸臣？这就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统一的判别标准？第二，由谁来进行判别？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儒家思想一直在鼓吹做君要做明君，做臣要做忠臣。但从孔子创立直到今天都没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判别标准与判别的人，又何来明君昏君、忠臣奸臣？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理论表面上看起来头头是道，但实际没什么有价值的内容。

其实回答这两个问题也不难，在人类社会中，所谓君指的是领导者，而臣指的是领导者身边的追随者。如何判别这两类人的好与坏？这就取决于他们的行为。但人类社会的构成很复杂，可以被分为领导阶层与被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又可以被分为领导者与追随者，被领导阶层也可以被分为竞争者与追随者。而被领导阶层的追随者又可以被分为竞争者的追随者与普通的群体追随者，当然不同的竞争者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追随者。这还不算复杂，前面说过只有在生命世界中才有真有假。就比如表面上看，某一个人是领导者的追随者，但实际上他是某一个竞争者的追随者。也就是说他向外面表示出对领导者具有人为认同，但内心真实的认同却是对于某个竞争者，那么他所表现出的就是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将真实的意识形态隐藏了起来。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来，这里只是想说明人类社会构成的复杂性。构成的复杂必然就会带来了各种团体间不同的利益关系。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作为领导者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不可能使群体中的每个个体获益，必然是有的获得利益，但有的利益受损。也就是君做出同一个行为，获利的一方必然会认为这是个明君，但利益受损方就会认为这是个昏君。由于每个利益方都有自己的判别标准，所以不可能形成关于明君与昏君的统一标准。至于判别人显然也不可能有被各个相关利益方都接受的人。也就是说关于明君与昏君的判别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同时能被各方都接受的裁定人也很难形成。

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明君与昏君？我们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到了今天就已经很难看到真相了，就更不要提在遥远的时代的那些人、那些事。今天在大量的视频资料、证人证言的情况下都很难说清楚一个真相，那么又如何仅凭只言片语就能了解到很久以前的真相？如果能明白在人类社会中需要的是价值而不是真相，那么对于这些所谓的明君与昏君的产生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就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在孔子眼中的正统显然是周朝，那么在他看了其后的历朝历代的君主、大臣都应该是乱臣贼子。但这并不妨碍后朝将其奉为圣贤，但要注意的是后朝之所以要捧孔子，其目的绝不是为了恢复周朝，只是为了利用他的价值而已。这也是其后那么许多的奸险之辈可以被封为明君，就比如杀兄逼位的李世民，还有他的手下魏征明明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却被奉为贤臣。所以说历史中所谓的明君与昏君只不过是利益争夺者手中的工具而已，需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是当不得真的。

至于忠臣与奸臣的判别则就更有趣了，忠应该指的是一种生命行为，是追随者积极维护被追随者利益的行为。忠臣也就应该积极维护君主的利益，否则如何能被称为忠臣。而作为忠诚的对象———君对此应该更有发言权。首先参照这个标准来看历史上的例子。在水浒中也出现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但这个替天行道与秦朝时的替天行道还有区别。秦朝的是灭暴君，而水浒的则是反贪官，打击的对象不同。而之所以要反贪官只是因为有人在君身边挡住了这些人获取大任的道路而已，所以要清除掉。同样是替天行道，但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这也说明所谓的天，也不过是利益争夺的工具罢了。

最后还有一种君臣关系，就比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按说臣应该完全听从于君，也就是追随者要服从领导者。但曹操就把这个关系给倒了过来，在曹操这里，君要完全服从于臣。那又何来明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最终的结论就是在生命世界里最后决定一切的还是生命物质力，无论是真实生命物质力还是虚拟生命物质力。曹操之所以能让君完全服从于他，仅仅是因为他拥有了远远大于君的生命物质力而已。

【注释】

[1]《左传·僖公五年》。

[2]《战国策·秦第二》。

[3]《战国策·燕策二》。

[4]《战国策·燕策三》。